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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洋洋自得的英国之旅

尽管我喜欢我们的英国之旅,并且向我的玩伴们显摆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但我只能回忆起一些散乱的场景:从南安普敦到伦敦似乎漫无尽头的火车之旅;我的3个姨妈各带了一副网球拍,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我慷慨的父亲送给她们的礼物;祖父的别墅有一个很棒的花园,我认为,这栋别墅应该住得下我们所有人。时间来到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去世了,我对父亲店铺橱窗里被涂成黑色以示哀悼的木制品印象深刻。我记得有人告诉我,爱德华七世在那年夏天生病了,因此,他的国王加冕礼不得不推迟。那时,布尔战争 正如火如荼。很快,我和莱昂就收到了时兴的小号卡其色制服和木制步枪,我们以军事列队形式在我们所在的街区来回行进。我还记得我们坐在著名的双层敞篷巴士顶层,很想引起街上成群士兵的关注。一旦我看到某个士兵朝我看来,我就会疯狂地向他欢呼。当他也向我报以欢呼时,我欣喜若狂。

然而,我们在伦敦只待了很短的时间,之后就南下搬到了布赖顿,在母亲的娘家格桑哈特家族(the Gesundheits)度过了暑期的大部分时光,这个名字在外人看来很有趣,但对我们来说却很尴尬。 格桑哈特家族的住所位于剑桥路14号,是一栋大型的褐砂石建筑。我记得外祖父格桑哈特是一个留着白胡子、心宽体胖的人,外祖母是一个身形胖硕、容易激动和控制欲强的妇人。她那时刚从巴黎回来,给我们和对我们非常友善的两个年轻姨妈玛格丽特和卡罗琳带了满满一玻璃瓶的硬糖。

由于父母的家族都是正统犹太人,因此我们必须定期参加宗教聚会,而我至今还留有在犹太教堂聚会的珍贵照片。照片中,拉比的5个儿子正列队前行,随后将依次入座。他们全都身着衣领下翻的伊顿服,戴着礼帽。那个夏天,拉比家的煤气炉发生了爆炸,他被严重烧伤,只能卧床在家。我记得我们出于礼节去拜访了他,我发现他整个人被绷带包裹得严严实实。

此外我还记得,我们经常在布赖顿海滩游泳,那可真是一件又快乐又痛苦的事情。刚一踩入海水时,人们会感觉到沙子非常顺滑,脚底非常舒服。不过很快,海浪会卷起一堆卵石砸向我们的双腿,而我那时还只是个7岁的孩子,必须抓住扶手绳才能在海浪中站稳。我们总是很想在大海中游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想法,或许是因为我们觉得真正的男子汉应该如此。但由于海水冰冷,海滩上到处是卵石,加上我们也不会游泳,所以整个体验就像是在接受斯巴达式审判。

不过,布赖顿的游泳更衣车还是蛮有趣的。更衣车是封闭的四轮车厢。在退潮时,你可以看到它们密集排列在水边。在涨潮时,它们会被拉回海滩,但仍位于海水边上。更衣车的上下移动是由绑在车轴上的几匹马来带动的。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游泳者可以在临近海水的位置更衣,而不用为了去更衣室而痛苦地在满是卵石的海滩上走很长的距离。有个很好玩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是在一场大暴雨之后,巨大的海浪突然袭来,游泳更衣车来不及被拉回到安全的地方,大多数都被退潮的海浪卷进了海水中。它们漂浮在海上,但又在我们这些身处岸上、充满好奇的观众的视线内。水手们坐着小舟驶向游泳更衣车所在的海域,用绳索将它们一个个绑起来,然后费力地把它们拉上岸。我和莱昂多么希望再来一场大暴雨,再看一次这样的景象啊!

若干年后,一位专业的拉丁语学者给我布置课外阅读作业时,我才读到卢克莱修的著名诗句:

真愉悦啊,当海面无垠,而大风卷起巨浪,

岸上安全的观者,看着远处,另一群人在艰辛劳作。

这些诗句没有让我想起飘摇于风暴中艰难挣扎的船只的画面,而总是让我回想起两个男孩在海滩上观看男人们坐着小舟将游泳更衣车绑在一起奋力拉上岸的景象。

整个童年时期我都非常乖巧,除非被我两个哥哥带偏,否则我很少惹麻烦。维克托是全家的“坏孩子”。在十几岁时,他变成了真正的问题孩子,所谓的“失足少年”,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纪律训练,他变得好多了。莱昂作为长兄综合了我们三兄弟的品行。他是一个普通的、顽皮的、接地气的家伙,喜欢洗热水澡。9岁时,莱昂成了一个狂热的捕鱼爱好者。除了一两条小鱼,他很少搞到大家伙,不过他从未放弃。有一天,他捕到了一条鳗鱼。可是怎么处理这种对我们来说令人厌恶又完全无用的动物呢?后来,莱昂把鳗鱼切成了小段,把每一段都巧妙地放在一张餐巾纸下面,然后把它们分别放在一个个餐盘里端上了安息日的餐桌。当餐巾纸被包含某些尊贵客人在内的一大群人揭开时,场面一度混乱。每个人都本能地知道,他们正盯着某种奇怪的食物,而这种食物是严格禁止食用的。 无论是扔掉昂贵的餐盘,还是通过反复清洗餐盘来进行补救,处理起来都是很棘手的。莱昂也因为自己的不当行为受到了惩罚。

在去英国度假前,我们从迈尔斯的寄宿公寓搬进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有4层楼的私家宅邸,它位于第七大道附近的第122号大街。我很喜欢玩家里的通话器,先使劲儿把气吹进话筒,气流会在嘴唇前激起尖锐的声音,然后再推动一个小杠杆,将声音传到另一端,这样就可以等着我们的厨师回应了。她带着爱尔兰腔大声而清晰地说:“是的,夫人,有何吩咐,夫人?”我得意地回答:“是我,本尼。”然后,她会不耐烦地说:“自己待一边儿去,不要再打扰我了。”

位于地下室的厨房和一楼的餐厅之间有一个好玩儿的上菜升降机。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想象自己是一个汤盘,把自己塞进升降机的下半层,让机器费力地把自己举上去再放下来,这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啊!当时我们三兄弟一起钻进升降机导致绳索断裂。然而,我已记不清这件事是真实发生过的,还是自己幻想出来的。

我记得我曾跟随父亲和母亲査看每个房间,包括顶楼用人所住的一两间房,在我看来那是很奇怪的地方。在整个査看过程中,父亲拿着一大片羽毛和一个普通的簸箕。这些东西是象征性工具,我们用它们在逾越节前夜完成一个传统仪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找出不可食用的发酵面包”。我们会悉心打扫所有房屋,扔掉残留下来的含酵食物。在过逾越节的几天中,我们会使用两套完整的专供圣节之用的餐具、水壶和平底锅。我们还要准备大量特制的食品,如放在硕大的长方形包装盒里的几十斤无酵饼;被砸碎成各种形状、放进大号蓝色锥形纸筒的硬糖;此外,还要特别准备牛奶、果酱和香料。查看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是为了能让我们自己满意,也或许是为了向严格的上帝证明房间里没有任何违背逾越节规定的东西。当然,我们绝不会在这一过程中发现含酵食物,不过,搜寻过程本身倒是蛮好玩的。

在我五六岁时,我们搬进了一栋褐砂石私家宅邸,它位于第五大道2019号,靠近第125号大街。二楼有一扇很厚的玻璃窗,宽大的客厅后面有一间陈列室,用于展示收藏的瓷器。我们三兄弟被明令禁止进入陈列室,否则将会受到严惩,因为允许3个年幼莽撞的家伙进入家族瓷器收藏室绝非明智之举。但我们可以在大人的陪同之下欣赏这些藏品。当时我脑海里想起了欧玛尔·海亚姆 在一个陶艺家的房子里看到的陶器:

所有类型的形状和尺寸,无论大小,

它顺着地面,依墙而立。

陈列室里的一个巨大的塞夫尔花瓶留给我的印象最深,我们通常把超过某个尺寸的花瓶称为“瓶子”(vahses)。陈列室里的有些藏品似乎像山一样高,而那时的我不仅年纪小,而且个子不高。我已无法准确回忆起最大的一个藏品有多大了,但我绝不会忘记当我得知那个藏品价值1 000美元时有多惊讶。在那个年代,那可是一笔巨款啊!

我们会去离家不远的莫里斯山公园玩耍。我们还经常与母亲在第125号大街购物,那时,这条街还是相当受上流社会欢迎的高端购物中心。我们会去韦斯贝克大型超市购买肉和日用品。但大多数其他物品,我们会去规模较大的科克百货购买。不过,如果想买大件商品或者想有更多选择,我们就会前往位于第59号大街的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我们通常乘有轨电车去那里,因为当时还没修地铁,乘高架轻轨对我们而言不太方便,而私家车仍是稀罕物。当时有轨电车系统已经非常完善,很多线路既有重合,又相互补充,线路换乘站也设计得很人性化。在各个重要路口,都有身着制服的绅士坐在大遮阳伞下面,每把遮阳伞上都写着两到三行大字:“所有电车都通往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这句话成了我童年时期家喻户晓的广告语。

多年来,我们穿的鞋都是在第125号大街的赖特(Wright)商店买的。他们给自己商品设计的广告词是“Wrightform Shoes”,这个巧妙的设定给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不久之后,我就开始喜欢使用双关语,成了一个段子手。这是一个既能讨巧,也会惹人厌烦的事儿。在我6岁生日那天,我得到了一个珍贵的礼物:手推车。一个春末夏初之日,母亲允许我推着手推车跟她去购物。我们在手推车里堆放了很多物品,然后母亲在街上的小贩那里买了几束豌豆花插在手推车四周。一个年轻漂亮的妇人带着一个身着水手服的黑色卷发男孩,而男孩身后拖着一个装饰得十分华丽的手推车。这样的场面让当时的我们赚足了眼球,因为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当我注意到过路人停下脚步露出欣赏的目光时我那种得意的感觉。 Oy7sCN2XrGnR3uz3XUsQMHt8kRhhfLlhLX4HEJM+ujrAx7pPnLqkzbh6//tvWZ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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