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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出生之前，我们一家就开始四处搬迁了，这一过程持续了多年。我的两个哥哥出生在英国伯明翰，在那里，我父亲和祖父从奥地利和德国进口瓷器和小古玩。在维克托出生后不久，我们全家连同生意一起搬到了伦敦。一年后，家族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要在美国建立分支机构，由在众兄弟中排行老二的我的父亲负责经营。于是，1895年的某一天，我们一家五口乘船前往纽约，那时我还不到1岁。我们坐的是二等舱，当我们到达美国时，政府派来的一名医生随意检查了一下就将我们放行了，我们走下船梯，就这样踏上了新的国土。没人要求我们出示任何证件或者办理其他移民手续。而那些乘坐次等舱或者统舱的乘客则必须在纽约港的埃利斯岛（Ellis Island）办理相关手续。
我不知道父亲是否想在美国定居。也许他并不想，因为我们当时只是寄宿在别人家，没有购买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我十分肯定他为自己是英国人而感到自豪，父亲直到去世都保留着英国国籍。在那个年代，英国人特别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国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才成为美国公民。
来美国的最初几年，我是一个有着强烈爱国情结的英国人。在我看来，英国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好过美国，这一事实再明显不过，任何挑战它的言行都是荒谬的。不消说，初来乍到的我必定会因为这种看法而处处碰壁。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面对移民者的母国，美国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情结，而我则从持续的批评和嘲讽中感受到了这种自卑。在美国，装模作样的英式礼节、英式口音和英式衣着都被视为可笑的。
我们寄宿的迈尔斯家位于公园大道60号，家里有一个寡母、4个儿子和4个女儿。几乎所有孩子都住在家里，显然他们既不想结婚，也不想搬出去。我不知道迈尔斯是如何在这栋房子里把我们所有人安顿得妥妥帖帖的，但我的确记得迈尔斯对我们非常友善，尤其偏爱我这个幼子。即便如此，他们也会毫不留情地取笑我的英国情结。有一次，我们因为美洲杯帆船赛发生了争执。显然，我绝对相信立顿品牌创始人托马斯·立顿爵士（Sir Thomas Lipton）的“三叶草号”（Shamrock）必将赢得比赛，然而他输了。我也因此受到了嘲讽，这使我伤心不已。
入学之后，我发现我的英国情结与同学们的反英情绪产生了冲突。他们总拿美国独立战争这事儿来挑衅我，将乔治·华盛顿与乔治三世进行比较，并且更多强调后者的弱点。他们甚至坚称美国赢得了1812年战争，事实上，这场战争的胜负并未明确。多年来，我说话一直带有英国口音，它是我家人很自然带到美国来的，也是我最初学说话时学来的。要不是受到同学们嘲讽般地模仿，我不可能在学校学会以美式发音说“咖啡”（coffee）或“狗”（dog）的单词。庆幸的是，到了10岁，我就几乎没有英国口音了。
在我2岁时，我们三兄弟在纽约的里奇菲尔德斯普林斯（Richfield Springs）拍了合照。我们每人都有一张放大之后的照片。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也都各自珍藏着这张照片。照片中，我们三人由大到小、从左到右依次排列。每个人头上都戴着大草帽，帽檐儿刚好连在一起。我们都留着长卷发，身穿白色水手服，戴着黑丝巾，脚上穿着白袜子和黑色漆皮单扣鞋。可谁知道我感到多么悲哀和羞耻啊！我的两个兄弟穿的是男式短裤，而我穿的却是短裙。这是那个遥远年代的风俗。年龄太小、还没进入大小便自理阶段的男孩只能穿短裙，因为裙子更方便保姆换洗。父母也不大在意孩子的情绪反应。
这张照片来得极不寻常。我们家每年会在里奇菲尔德斯普林斯待一段时间，当时那里是颇受欢迎的避暑胜地。父亲因为想抓住夏季商机，所以在那里租了一间商铺。不过，他销售的商品大多是在纽约州萨拉托加、缅因州巴港、密歇根州麦基诺岛，甚至是工人聚集的新泽西州大西洋城通过竞拍收购的。1896年7月4日，我们观看了一年一度的里奇菲尔德斯普林斯国庆游行。我们三兄弟盛装打扮，在店铺里通过橱窗观看庆典。据母亲说，我们纹丝不动地站着，看得过于专注，一个妇人甚至把我们仨当成了雕像，走进店铺询问是否可以出售。
这事儿听起来有点不可信。不过，有件事是确凿无疑的。一位专业摄影师被我们迷住了，他说如果我们同意他把我们的合照陈列在他的店铺橱窗里，就免费送我们三张合照。于是我们得到了三张尺寸各不相同的照片。店铺里的客人们看到我们三个小娃娃时，总会露出礼貌性的抑或是真诚的喜爱之情。但那时我只觉得特别羞耻，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我才面带笑容，平和地接受了小时候穿白裙子这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