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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摩·查特曼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本杰明·格雷厄姆在六七十岁时退休了。退休后，他经常换不同的地方居住，比如，加利福尼亚比佛利山和拉霍亚、法国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以及马德拉群岛。格雷厄姆写了一部他称之为“我记得之事”的传记，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了他能记住的家庭和职业生活，以及他的家乡纽约市的声色犬马。然而，格雷厄姆困惑于记忆的狡黠：为什么他能记住琐碎之事，却会忘记所谓的重要之事？他写道：
我们是如何记住某些事情，又是如何忘掉其他事情的？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可是，很少有回忆录作者会承认记忆的偏差，诚实地写下“我不记得了”这样的字眼，似乎有损于回忆录想要达到的目的。然而，如果没有其他读者对其评论，心理学家也会通过比较作者所记之事与所忘之事而对该作者的“真实品行”得出有价值的见解。我给自己写过一小段墓志铭，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此人记得他人所忘却的；
而忘却了他人所记得的；
他终身学习，勤于事业，时常微笑；
是因为有令人沉醉的美和令人愉悦的爱。
从某些方面讲，“我记得之事”显示出格雷厄姆有着极好的记忆力。他的助手也证实格雷厄姆对专业知识的细节拥有惊人的记忆力，比如公司资产、价格、债息等。在从事第一份工作时，他就已经试图记住所有债券的价格表。后来，他的演讲、书籍和文章里也呈现了公司历史的各种细节。
然而，格雷厄姆也承认自己记不住电话号码或者熟人的名字，他甚至因为健忘而发生过许多有趣的事。有一次，格雷厄姆开车带着他的两个孩子去洛克菲勒中心滑冰场，停好车后就带他们去滑冰了，但之后三人是坐地铁回的家。他儿子的岳母也讲过一件轶事：有一次她去艾克斯看望格雷厄姆，格雷厄姆伸出手来做自我介绍，就好像以前从没见过她似的。对于自己“古怪”的记性，格雷厄姆写道：
我的记忆力其实不错，我能回想起65年前的无数历史事件及其细节，但我完全记不住电话号码，即使这个号码我已经查过100遍；我也记不得经常拜访的朋友家的地址和经常见面的人的名字。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可能会让不熟悉我的人感到惊讶不已，因为我们即使很久不见，我也能准确地叫出他们的名字。意大利作家、小说《泽诺的意识》（ La Coscienza di Zeno ）的作者伊塔洛·斯韦沃（Italo Svevo）提出过一个方法，即当伊塔洛记不起他应该记住的熟人的名字时，他会真诚地说道：“你真的要原谅我。有三件事我总会记不清：姓名、相貌，以及我已经不记得的第三件事。”我时不时会用这个方法来摆脱尴尬。
在大多数情况下，格雷厄姆的记忆具有高度专注性和选择性：他能记住对他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他确实有兴趣和某个学生交流，那么他肯定能记住这个学生的名字。也许对他来说，思想比人名更重要，统计数据比电话号码更重要，文化和精神生活比金钱更重要，而这一观点随着他的年龄增长变得越发明显。
尽管“我记得之事”只包含格雷厄姆人生前40多年的经历，但它出版时还是被命名为“回忆录”（Memoirs），以强调格雷厄姆对书中内容特意做了文学处理。
显然，回忆录与日记不是一回事。日记要尽可能如实记录发生的事件以及当时的体验，而回忆录讲述的故事则是当事人在事件发生后的平静岁月中重新收集起来的，记录者难免会以更长远的眼光审视过往经历。也许是因为忙于研究市场而无暇写日记，格雷厄姆只好在六七十岁时撰写回忆录，以弥补缺憾。
回忆录与自传也有细微不同。自传作者会尽力回忆起完整和准确的细节，以便讲述整体连贯的故事。回忆录则倡导一种更随性、更具反思性的方法。它将作者从事件发生顺序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允许他不受限制地引入倒叙和正叙的方法，时间在过往的“那时”与进行的“当下”之间跳转。它赋予了作者更自由的沉思空间，允许作者对原始体验的意义进行哲学反思。正如美国小说家、剧作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所说的那样：
回忆录是一个人回想并记录下的自己的一生，而自传是一部历史，需要进行严谨的研究并对日期和事实进行准确核查。我采用了回忆录的写作方式，因为我认为哪怕是模糊的记忆，也能准确地说出一些最重要的东西。 1
从职业角度来讲，日期、事实、数字和百分比等细节对格雷厄姆至关重要。然而，当他写回忆录时，“忠实于内心”显然更为重要。格雷厄姆不仅想记录他的生活，还想对自己的人生做出中肯的评价。他在回忆录中呈现了自己最坦率的想法，这些想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些甚是来之不易。它们向读者展示了格雷厄姆把真实面对自己视为写作回忆录的最重要目标，哪怕这样做会有悖于人们对他一贯的印象。他在职业生涯中曾质疑华尔街信奉的金科玉律，而他在回忆录中谈到私人生活时，也质疑人们对待个人信念和行为的正统态度。比如，他告诉我们，9岁的格雷厄姆对于父亲英年早逝这件事有怎样的真实感受，而不是告诉我们他应该有怎样的感受。对格雷厄姆而言，父亲的逝世本来应该像是天要塌了一样，但事实上并没有。他对母亲的看法也是很直率的：他对母亲的小缺点的描述使得母亲的优点更令人信服。他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诸如“诚实驱使我……”以及“心智正直之人只能认为……”等表述。
通过对历史的长期探寻和现实思考，通过广泛阅读和对华尔街价值观日复一日的复杂检验，格雷厄姆形成了自己的信念。这种信念对于一名职业投资者来说至关重要。
“回忆录”一词与格雷厄姆珍视的文学价值观产生了共鸣。他是伟大作家的作品的忠实读者，而且通常是直接阅读原著。比如，荷马、欧里庇得斯、维吉尔、西塞罗、贺拉斯
、卢克莱修、塔西佗、卡图卢斯、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弗朗西斯·培根、弥尔顿、笛卡儿、蒲柏、菲尔丁、吉本、莱辛、麦考利、席勒、康德、狄更斯、德·昆西、艾米丽·勃朗特、丁尼生、尼采、雨果、惠特曼、托尔斯泰、豪斯曼、波德莱尔、易卜生、康拉德、普鲁斯特、卡夫卡、里尔克、斯韦沃，以及与本书尤其相关的回忆录作者，比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卢梭、拉罗什富科、夏多布里昂和龚古尔兄弟。显然，格雷厄姆像对待他的诗歌和戏剧作品一样重视回忆录的文学性，甚至可以说他的回忆录是他最为成功的文学创作。格雷厄姆一直对文学、戏剧、歌剧和音乐剧颇感兴趣，退休后的他也有了闲暇，可以沉浸在这些乐趣之中。不过，格雷厄姆对视觉艺术并不感兴趣，他宁愿花更多的时间去阅读评论文章，也不愿去欣赏绘画和雕塑。他对自然景观也无甚兴趣。退休后的格雷厄姆并不是完全放弃了对金融领域的关注，而是从更加中立和高远的角度来审视这一领域。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内心充满了赚钱的渴望，而且他对自己的经济状况看得很淡。不过，当格雷厄姆以前的学生和助手向他寻求市场建议时，他还是很开心的，尤其是在股市下跌的时候。晚年的格雷厄姆将全部精力放到了与詹姆斯·布坎南·里亚（James Buchanan Rea）共同创立的里亚－格雷厄姆共同基金上。
这本回忆录讲述的是个人生活的故事，而不是一部投资实践指南。想要获取投资知识的读者应该去阅读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
或者《聪明的投资者》（
The Intelligent Investor
），这两本书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投资类书籍中最杰出、最具洞见的作品。1934年的首印版《证券分析》现在已价值数千美元。不过，通过《华尔街教父格雷厄姆传》一书，你可以了解格雷厄姆的早期生活，这有助于你了解他是如何成为如此杰出的投资者的。格雷厄姆的个性和天赋既有遗传因素，也有环境的影响。他的智力天赋使他能够沉下心去进行研究分析，尽管当时的证券经纪业并不看重这一点。就成长环境而言，他母亲“男孩就该有男孩样子”的放任态度以及纽约曼哈顿、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的穷街陋巷，培养了他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力，让他学会了如何应对各种问题：不是靠自己的拳头，而是靠自己的智慧。与此同时，他尽力避免偶尔出现那种与纽约教养方式相伴而生的攻击性。认识格雷厄姆的人都认为他很谦恭有礼，是一个真正的绅士。
沿着这些穷街陋巷，纽约市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这些教育资源可以说是这座城市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唯一值得称道之处。格雷厄姆曾就读于纽约城市学院附属汤森·哈里斯高中和布鲁克林男子高中。在美国最好的这两所公立高中里，格雷厄姆在各种挑战中大放异彩。由美国的伟大哲学家莫里斯·拉斐尔·科恩（Morris Raphael Cohen）担任高中几何老师，这样的优质免费教育也只能让今天的人们望洋兴叹了。你也可以说这是精英主义，但格雷厄姆在回顾高中经历时，呼吁有天赋的学生应该接受充分的挑战，这种想法也一定会引起每一位望子成龙的家长的共鸣。
本书在第5章中讲到，由于校方的错误，格雷厄姆暂时被挡在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门外，这一事件令人心酸，但他对自己曾经很欣赏的纽约城市学院所表现出的抵触情绪显得有点儿势利。然而，换一种方式来看，他想要的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最优质的大学教育。当然，不是用他自己的钱，因为他没钱，他要用的是学校提供的奖学金。格雷厄姆也考虑过申请哈佛大学，但如果不是母亲坚持让他留在纽约，那么他毫无疑问会被哈佛大学录取。格雷厄姆最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后，并没有选择商科或任何与此相关的课程。他喜欢人文学科，喜欢语言、文学、历史、哲学。人们都说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是进入商业领域唯一的教育路径，而格雷厄姆的经历则是对这种观点的有力反击。
格雷厄姆的回忆录也证明了最好的并且也许是唯一的可持续教育方式就是自学，而很多老师都不相信这一点。格雷厄姆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自学，并了解到自学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他惊讶地发现，他的很多同学忘记了进入大学的初心，而且是有意忘记的，就好像老师布置的作业只是一项日常工作，是他们要实现赚钱这一人生目标所必须跨越的绊脚石。格雷厄姆非常重视课堂作业，他从中获得了第一笔“财富”，从根本上讲，这也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财富。
早期的格雷厄姆并不像大多数职业投资人那样把为自己赚钱看得多么重要。在20岁左右时，格雷厄姆很不理解伯纳德·巴鲁克
放弃自己的客户，只为自己投资的做法：
我心想，这样做可真丢脸。一个极具天赋、非常富有的年轻人对待人生的方式居然是正式决定致力于赚大钱，并且仅仅为自己赚钱。此外，他还把这一点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完全没有一丁点儿悔意或自我批评。
不过，诚实的品格让格雷厄姆对巴鲁克的决定抱有一种更宽容的态度，尤其是在格雷厄姆接受邀请开始管理属于自己的基金之后：
可是，我的决定就比巴鲁克更高尚吗？我也离开了证券经纪行业，开启了以赚钱为目的的事业，而做证券经纪时，至少我还能为广大投资者提供有帮助的建议。但以华尔街的标准来衡量，我离成为一个富豪还差得远，我只不过是为需要钱的朋友和亲戚赚过不少钱。
格雷厄姆在他80岁生日的演讲中，反复提到他对文化的喜好胜过了对金钱的追求，他还建议他的孙子们要在物质利益之外，努力追求纯粹的知识。当然，投资肯定意味着要赚钱，但人们能够感受到，在过了某个点之后，格雷厄姆所做的一切更多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投资理论是正确的，而不是为了个人财富的增加。
为什么格雷厄姆当初要去华尔街工作呢？格雷厄姆的父亲虽然去世得早，但他还是在母亲的含辛茹苦和两个比他大不了多少的哥哥的呵护下长大了。他一方面遭受了家庭的贫穷，另一方面又遗传了母亲对奢侈生活的喜爱之情。这将他置于一种尴尬境地：
母亲已经很努力不去过多地念叨我们从前的奢侈生活，但过往的一切留下了太多的痕迹，让母亲很难做到心如止水。毫无疑问，她最大的懊恼来自我们那些善意的老朋友。他们仍然对我们很友好，并没有嫌弃我们。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经济差距过于悬殊，母亲不可能视而不见。说得更直白一点儿，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礼尚往来给母亲造成了持续的压力，她会竭力掩饰家里的窘境，用尽各种办法来维持微不足道的体面，同时也总是把家里的生活水准维系在比我们的实际承受能力略高的危险位置。
我们三兄弟生活在令人沮丧的氛围中，这种氛围至少给我一人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我相信，我的内心一直希望远离物质而追求更智慧的精神层面的生活。但童年的艰辛给我和我的哥哥们都带来了很大影响，我开始对金钱变得更敏感、更崇拜。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成功的主要标志就是赚很多钱、花很多钱。
与此同时，就好像是对身处这一两难困境的补偿，他的母亲展现出了坚强的意志和韧劲。这深深地影响了格雷厄姆，让他学会了坚持自我：无论是吃下他童年时期单独在餐厅点的“葡萄-坚果”；还是不听邮递员提出的苹果会烂在路上的忠告，坚持把苹果从农场邮寄给母亲；抑或是勇于对抗北方管道公司（Northern Pipeline Company）的管理层。正是看到了母亲的坚韧，格雷厄姆才在不知何故没能拿到奖学金之后，有勇气再次申请入读哥伦比亚大学。毫无疑问，正是拥有像他母亲那样的坚毅品格，格雷厄姆才经受住了两次婚姻失败和股市崩盘这样的重大打击。
也许是母亲的经济窘况和家人作为穷亲戚被接济的经历，促使格雷厄姆最终选择了一个能确保获得不错收入的职业，而不是去做收入相对较低的大学老师。但他对精神生活骨子里的偏爱还是占据了上风。他最终明白了“最英明的投资策略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过上良好的生活”这一最简单也最重要的原则。之后，他几乎不再关心物质享乐。
不管怎么说，格雷厄姆后来还是当上了大学教授。他最初是为了在大萧条期间增加收入，但后来完全爱上了教学。一旦他赚的钱够用，金钱似乎就变得越来越不那么重要了。如果他最初选择进入学术圈，那么他会成为哪个领域的教授呢？显然，他可以成为任何领域的教授，因为他的兴趣广泛，而且能力超强。格雷厄姆作为一名大四毕业生，同时收到了来自常春藤联盟大学的英语、哲学和数学三个不同院系的工作邀请。即使是在1914年，这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然而，格雷厄姆后来还是成了一名金融分析师，并且被奉为“华尔街教父”。 [1] 在他的早期职业发展中，格雷厄姆投资理论的框架已经呈现。格雷厄姆的家庭境况使得他更偏好审慎的投资风格。然而，在20来岁时，他还是暂时把自己的风格抛在了脑后。在美国资本市场最疯狂的20世纪20年代，像他那样的年轻人怎么可能抵挡得住赚快钱的诱惑？由此发生了本书第9章讲述的投资萨吾奥尔德轮胎公司（Savold Tire）股票的惨败经历。但与其他年轻人不同，格雷厄姆很好地及时总结了教训。经历过股市崩盘和大萧条，他越发重视投资的审慎性。他曾经把工程师当作自己的一个职业选择，就像工程师一样，他开始坚持为自己的投资设定极高的安全边际。他回想起了他的第一个老板阿尔弗雷德·纽伯格（Alfred Newburger）的警告：“一旦你参与投机，你就有可能把钱输光。”因此，他放弃了带有赌博性质的投机行为，开始寻找被严重低估的证券，而这些证券从长期来看只有极小的概率会失去市场价值。也许除了先知一般的巴鲁克，格雷厄姆和其他任何人都没能预测到1929年市场下跌之深和大萧条持续之久。尽管那个年代让人极为痛苦，但格雷厄姆坚信，市场最终能够证明他的投资策略的有效性。他对自己推理能力的自信使得他构建和验证了自己的价值投资理论，不再理会华尔街总是喜欢预测市场方向和时机的通行做法。他虽然不再做预测，但他能从其他投资者疯狂预测市场的做法中获益。他喜欢更可靠的信息来源，比如公司经营的实际状况和数据。他从这些信息中学到了很多，并且还教授他的学生如何解读信息。约翰·特雷恩（John Train）用了一个恰当的比喻来描述格雷厄姆不理会预测市场的噪声的做法：
就像一个医生正在诊治于骚乱中摔倒在地的患者，格雷厄姆几乎不去理会周围的疯狂。但在他的书中，你总能听到疯狂的声音在文字背后咆哮。 2
也许，格雷厄姆的儿子决定学医并成为一名急诊科医生并非巧合。
那么，格雷厄姆-纽曼（Graham-Newman）公司运转得如何呢？这里有一段详细的介绍：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投资组合被严格限定在几个明确的类别中，每种投资类别都承诺以相对较低的风险实现令人满意的回报率，比如，每年20%或者更高。如果将组合更加分散化，风险还会进一步降低。这些允许投资的类别包括：套利、股息（清算）、相关对冲、非相关对冲、流动资产股票（“廉价证券”）以及属于J. A.纽曼（J. A. Newman）投资范围的受到控制的公司。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会仔细检视每一项投资的类别和等级。
这种对交易结果持续评估的做法带来的效果似乎令人感到惊讶。他们发现，买进“廉价证券”，同时卖空与之完全不相关的“高估证券”，这种“非相关对冲”的风险大于总的收益，于是他们放弃了这种操作。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价值理论”在卖空明显被高估的热门证券方面并不那么有效，除非通过持有同一家公司高等级的可转债来获得足够的资金安全保护。
在实际操作中，公司对购买“廉价证券”所做的限制是必须以低于当前净流动资产价值2/3的价格购买普通股。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在超过30年时间里购买的数百种这类证券无一例亏损。然而，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基金最赚钱的操作并没有完全符合他们所设定的严苛标准，那笔操作是以略微低于资产价值的价格购买了政府雇员保险公司（Government Employees Insurance Company）50%的股权。显然，这一成功案例在他们的投资经历中既矛盾又典型。 3
毫不夸张地说，格雷厄姆是一个真正有创造力的人。他发明了一款改良版的计算尺，包含一连串口令，记住这些口令就可以快速掌握莫尔斯电码，而且每个口令都可以快速识别所代表字母的点和线类型。他还曾经尝试发明电动门闩和一种能将馅饼切成大小完全等份的饼盘，尽管这些发明算不上成功，但它们足以证明格雷厄姆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他后来发明了决定股票价值的新方法，开了华尔街的先河。格雷厄姆的头脑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新奇想法，他把它们记在一个很小的笔记本上，把它当作“枕边书”。
除了绝顶聪明，格雷厄姆最大的优点还在于他的独立思考和正直的品格。他友善，但这一优点似乎和他的成功没有多大关系。此外，他不擅长销售。他兜售过冰激凌机、衬衫板广告、留声机唱片和债券，但都彻头彻尾地失败了。不过，他的温和友善并不妨碍他在做决策时坚持自己的逻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格雷厄姆达到了这样一种独立思考的程度：在任何领域，他的辨别力都能告诉他，他的行为不应只受习俗或偏见的主宰。
格雷厄姆能通过谨慎的分析来获取安全收益，而且是通过诚实合理的方式。他的道德标准使他站在了迈克尔·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在电影《华尔街》中扮演的华尔街操盘手之流的对立面。格雷厄姆的正直是出了名的，就连美国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也会就某些问题向他征求客观建议，比如，处于诉讼中的公司的价值以及设立像证券交易委员会这样的监管机构。他会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错误，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在回忆录中列出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投机行为”，比如，他从母亲的钱包里偷过1美分；他曾利用引导员的身份便利为剧院观众提供超出其门票价值的座位，并从中赚取了一两美元；在职业生涯中，他悄悄接受过州政府提供的不合理的收益；他曾帮助一个能够自食其力的剧作家持续领取残障保险金。这些小瑕疵让他变得更有人情味儿，也使他更宽容地对待亲属、朋友和前雇员犯下的比这更严重的错误。
格雷厄姆的消极伦理观和积极伦理观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在第11章中提到的北方管道公司事件中，当有人要求分配公司额外的资本收益时，他扮演了不知情的普通股东的角色。尽管在大萧条期间他没有拿薪水或佣金，但他仍尽己所能地持续维护客户的利益。他内心非常介意自己没能与从美国快递公司退休的前上司保持联系，以及曾经罢免了卓越烟花公司（Unexcelled Fireworks Company）的董事会主席。现代商业社会的“野蛮人”会精心筹划，不顾员工、管理者和债权人的利益，击垮公司以牟取私利。与这些人不同，格雷厄姆既没有这种想法，也不会有这种操作。我们可以想象，当格雷厄姆得知不负责任的年轻交易员在电脑上按下几个按键就能让大型银行破产时，他会说些什么。
这本回忆录表明，格雷厄姆的政治立场与当今的温和派没有什么不同，他在财政政策上持保守派立场，在社会问题上持自由派立场。
比如，我们可以看看他在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of Social Research）
举办的经济论坛上提出的两个建议：一个是可以用低成本的住房取代贫民窟，并为贫民窟租户提供补贴，补贴金额要达到新租房屋的租金水平。另一个是失业人群有权依据其技能和经验获得个人贷款。这类贷款要由联邦政府以无担保的方式发放，失业者只需承担很少的利息，甚至无须承担利息，当他们重新找到工作后，再以合理期限分期偿还贷款。虽然这两个建议在前罗斯福时代信奉自由放任经济哲学的人看来似乎过于激进，但它们与后来实际采用的政策并没有太大差异。
在写给女儿玛乔丽的一封信中，格雷厄姆阐述了两个建议，一个被称为“免费足量营养原则”（FANN），另一个被称为“人人皆有食物”（FFEB）。
原则：每个人都有权免费获得食物，不多也不少……
计划：在每所有需要的学校建立食堂，一天供应两顿餐，为每一个来到食堂并提出需求的人提供足量的食物。不提供额外的服务。这些人无须接受提问、调查和说教……
主要目标：管理者要履行两项同样重要的职能。
（1）尽可能地确保让所有想得到足量食物的人都能很容易地获得自己所需。
（2）确保本计划不会提供额外的东西和其他类型的服务，必须将特殊配餐、加量供应等服务都排除在本计划之外。
我的评论：本计划的成功与否将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理应付费的“搭便车者”的数量是可以接受，还是会大大超出预期。第二，各种不必要的行政开支能否降到最低程度。“严格限量”政策意味着，餐食标准与救世军等慈善组织类似，但管饱。
格雷厄姆确实是一个资本家，但他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资本家。
当然，格雷厄姆作为投资者所取得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数据自己会说话。《华尔街日报》把他归入了史上最伟大投资家的“万神殿”，“万神殿”里有他的学生沃伦·巴菲特，还有彼得·林奇和乔治·索罗斯。格雷厄姆的年均收益率为17%，并不像其他入选的投资家那么高，但这一成绩是在1929—1956年创造的，而股市崩盘和大萧条就发生在那段时间。 4
格雷厄姆作为经济学家所取得的建树少有人知。在回忆录的第16章，格雷厄姆阐述了他对大萧条引发的最严重的一个问题的看法，那就是商品价格的波动及其对整个资本市场和经济的影响。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促使他撰写了两本书——1937年第一次出版的《储备与稳定》（ Storage and Stability ）和1944年第一次出版的《世界商品与世界货币》（ World Commodities and World Currency ），但遗憾的是，它们的重要性和对当下的意义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事实上这两本书的英文原版已经绝版50多年了。书中探讨的问题如今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得到解决。
促使格雷厄姆写《储备与稳定》的原因是伴随大萧条而来的大范围通货紧缩。书中提出了稳定美国经济的一种方法：将衡量美元价格的金银替换为小麦、棉花和钢铁之类不易腐烂的“一篮子商品”。政府可以用美元采购这些商品，再将它们储存起来，以满足消费者的长期需求并以此换回美元。格雷厄姆在第16章详细介绍了他的商品储备货币方案。
《世界商品与世界货币》一书基本阐述了同样的理论，只不过格雷厄姆将其用在了全球背景之下。当然，1944年的情况与1937年大相径庭。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大萧条也因为美国经济受到军需用品生产的极大刺激而进入尾声。那时，格雷厄姆已不再把生产过剩造成的通货紧缩视作问题，而是认为商品稀缺造成的通货膨胀才是问题。但他觉得，“一篮子商品”储备原则在新环境下同样适用：
全世界的人在和平时期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地球资源，这种模式已经在生产战时物资所取得的巨大成绩面前得到了体现。战争结束后不仅应该实现满负荷生产，而且必须长期维持这种状态，而不必担心会出现曾经熟悉的泡沫破灭和大萧条后遗症。 5
格雷厄姆极为关注甚至反对为了稳定价格而销毁商品的惯常做法。以咖啡为例，他写道：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经济学的最荒谬之处就是销毁地球的恩赐。这种做法在大萧条中持续了多年，而且不论经济好坏都会出现。从1931年到1943年，超过7 500万箱商品被烧毁，价值超过1 000亿英镑，这足够为全球人口提供4年的生活必需品。
格雷厄姆认为世界经济会持续扩张，供给会不断增加，足以为那些处于贫困中的人群提供保障。他的动机是充满人性关怀的，也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储备商品或者“调节性库存储备”既可以食用，又能转化为有用的成品，相较于销毁簇新的金属条，这是更为有效的控制经济动荡的手段。对人类而言，无论是在荒年，还是在丰年，粮仓都是比造币厂更好、更有意义的仓库。它能很快稳定物价，从而稳定整个经济，这是卡特尔组织
假装想要实现但从未真正实现的目标。《世界商品与世界货币》一书为上述论点的可行性进行了严格的论证，这些论证显然值得人们重新审视。
在个人生活方面，格雷厄姆有着耽于女色的名声，而这一名声似乎意味着他是一个轻浮之人。1988年4月，已经去世的格雷厄姆入选了美国商界名人堂，有人就此为他撰写了公开发表的悼词，说他是：“一个在某些方面情绪敏感的人，结过3次婚，从一个金发女郎换成另一个金发女郎，就像阿尔卑斯山的山羊
从一座山峰跳到另一座山峰。”他的朋友和学生巴菲特则宽容地描述了他在这方面的品行：“对于这个问题，人们评价不一，各种说法都有。但格雷厄姆确实喜欢女人，而女人也喜欢他。他不是那种在外形上有吸引力的男人，看上去长得像爱德华·G.鲁滨逊
，但他有自己的魅力。”
巴菲特还补充说，格雷厄姆想要“每天做些带点创造性、带点愚蠢、带点慷慨的事情”。《财富》杂志忍不住对巴菲特的恭维之辞揶揄了一番：“发明证券分析和价值投资方法足以证明格雷厄姆的创造力和慷慨。可愚蠢又体现在哪里呢？在离开香榻之前，格雷厄姆可是很少犯傻的。”
无论风流是不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把格雷厄姆视为花花公子都是错误的。尽管大众普遍认为他在公共场合的行为举止是得体的，甚至是高尚的，但他也的确喜欢女人，喜欢调情。他的调情之举多是优雅的，通常也不乏精神交流。他的确结过3次婚，结婚对象分别是黑兹尔·梅热（Hazel Mazur）、卡萝尔·韦德（Carol Wade）和埃斯特尔·梅辛（Estelle Messing），当然他还有过几段婚外情。但与除著名的唐璜之外的其他大多数好色之徒相比，格雷厄姆会用理性的大脑认真权衡自己的行为，而正好他对大脑的运行机制颇有了解。他的盲点似乎在于，他试图将帮助他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同一种理性思维运用到感情生活中。格雷厄姆认为，他生命里的女人应该通过追随他所认同的公正和举止优雅的观念来回报他对她们礼貌而亲密的恰如其分之举。毫无疑问，格雷厄姆是一个理性的人，但他又提到过《窈窕淑女》中男主角希金斯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后者悲哀地问道：“为什么女人不能像男人一样？”格雷厄姆肯定看过这部音乐剧。
事实上，格雷厄姆曾试图与他的其中一任妻子“约法三章”。他自己也承认，他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如何在情感上与女性相处。《聪明的投资者》一书中有一段有趣的文字，书中将“多数投资者”挑选股票的错误方式与他们挑选妻子的方式做了对比：
很难准确描述多数投资者是如何挑选股票的。究竟是怎样的心理过程让A决定以每股35美元的价格购买伯利恒钢铁，而B倾向于以每股46美元的价格购买伍尔沃思，C则以每股190美元的价格选择联合化工。整个决策过程似乎像是在挑选妻子。人们多少会仔细评估一些具体的因素，但评估结果也只不过是对强烈的甚至是占主导地位的非理性偏爱的补充。 6
“非理性偏爱”既道出了格雷厄姆自己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又道出了投资者的投资习惯。但人们要怎么责怪一个敢于坦陈自己缺陷的人呢？他在这本回忆录以及他默默创作的戏剧《瓷婚》（
China Wedding
）
等文学作品中反复进行了自我检讨。至少，格雷厄姆并没有过一种“未经审视的人生”
。
为一个出生于1894年的受到大男子主义指控的人做辩护没有多大意义。
毫无疑问，格雷厄姆在某种程度上下意识地使用了权力去征服女性。他的确在男女问题上表现出了某种任性，而很少有人会在今天宽恕这种任性。但问题很复杂，他面对自己的情感缺陷时似乎是足够坦诚的，他的心声值得人们倾听。除了调情和偶尔的婚外情，他把自己的情感缺陷归咎于不擅长处理亲密关系这一共性问题，无论是与男性或女性的关系，还是与家人或陌生人的关系。他抱怨自己没有能力与别人建立亲密的友谊或成为知己。一个有趣的比喻将这种无能归咎为害羞和敏感：“在人生的早期阶段，他的内心就像一只海狸，在自己周围筑起了一道‘防护墙’。他将斯多葛主义
视作天堂送来的福音。”但对一个男人而言，女人似乎就像来自另一个星球的物种，因此格雷厄姆觉得问题变得复杂起来，至少在他找到最终的伴侣马洛之前，情况一直如此。在遇到她之前，他与女性的关系很少像《财富》暗示的那样美妙。格雷厄姆在自我描述中写道：
与女性相处是他人生相对失败的一大领域。他一生中不难找到令他着迷的女性，也不乏认为他很有魅力的女性。在刚成年不久就初尝禁果之后，他既不缺少性生活，也不缺少性伴侣。在他看来，他与女性相处的问题仅仅在于，她们居然怀疑他的良好人品，尤其怀疑他温和的性情和才智。结果他产生了被她们伤害和欺负的感觉。也许部分出于真实的经历，部分出于想象，他认为几乎所有女性都是非理性的，而且控制欲强，无法欣赏他的善良和耐心，过于想要探寻他个人隐秘的禁区。
是的，格雷厄姆的文字是自我辩护式的，他尤其坚持强调自己有“良好的人品……温和的性情和才智”。但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承认这种失败部分源于自己，并且意识到这种被伤害和欺负的感受也许只是幻觉。
没人能否认他将自己的理智很好地用在了事业上。得益于自己的性情以及接受过良好的高中和大学教育，格雷厄姆摆脱了狭隘和偏见，他能够一眼看穿华尔街内部的虚妄之术，简而言之，他质疑了传统，发明了价值投资方法。但他花了更长的时间才在情感上做到了真正的独立，将自己从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无论人们在私底下是怎样践行家庭价值观的，在那个人人都认同“家庭价值”的年代，我们都很难看到格雷厄姆在个人道德上的正面形象。然而，他的家庭观念的确是很浓重的。他的女儿伊莱恩·格雷厄姆·索弗（Elaine Graham Sofer）观察到，他的教育观很传统：“当我大概10岁时，我随意地在家中宽敞的图书馆中闲逛，寻找成年人看的书籍。我很快就沉浸在某些介绍古希腊雕塑的艺术书籍中，书里介绍的男性雕塑大多都是裸露着躯体的。父亲发现这件事后并没有斥责我，但他坚决把书拿走锁了起来。”
今天，人们可以很轻易地嘲讽行为不检点的男性公众人物。但就格雷厄姆的情况而言，看待他的风流的另一种方式是，他直到晚年都一直在寻找那个“对的人”。一旦他找到了那个“她”，他的风流之旅就结束了。他写道：
在人生临近终点时……本杰明遇到了一个女人，她的灵魂、心智、品格和性情是他在很多其他女性身上没能找到的。他认为，他可以为了她放低“防护墙”，而这些“防护墙”正是他将自己疏离于其他人的障碍。在这种新的人际关系的影响下，他开始第一次探究这些障碍的性质。
这听上去像是格雷厄姆渴望找到一个能让他放下防备的伴侣，这个伴侣能理解他构筑“防护墙”的原因，然后帮助他摧毁“防护墙”，或者至少让他摆脱“防护墙”造成的多余辖制。最终，格雷厄姆在60岁左右找到了那个伴侣。据说，他对这位“来自法国的名媛”爱得既深沉又投入。他为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性情付出了代价，并从中吸取了教训。这些性情包括他“令人愉悦的行为”和“几乎不愿意批评他人……或者评价他人”，以及他一以贯之的和蔼、礼貌、友善和耐心；他也会避免“任何类型的冲突，甚至避免为辩论抽象观点而争得面红耳赤”。事后想来，格雷厄姆发现这些性情并不像它们曾经看起来那样是他的优点。相反，他看到了：
在他宽宏大量的姿态中隐藏着骄傲、自私、势利以及某种矫揉造作；在他平静的外表下隐藏着些微精致的利己主义。他的第三任妻子评价他很高尚但没有人情味，这简直是一语中的。他缺乏真正的同理心，不能真心分享他人的喜悦和哀愁。他热爱的东西要么是完全与个人无关的思想和艺术创作，要么就是那些有助于他自身成长和自我实现的东西。他会带着真正的谦逊“消解别人的表扬”，然而那种谦逊本身就是一种骄傲的表现，因为它完美到无法与虚荣区分开来。他的谦逊就是贺拉斯所说的“一颗能意识到自己正直的心灵”，包裹着外人无法感受到的充满自信的优越感。就像兰德
一样，他和谁都不争，因为至少在他看来，没人值得他争。他意识到他只有一个亲密的伙伴，只有一个相似的灵魂，那就是他自己。
这真是细致入微的洞察，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古典文学是如何帮助格雷厄姆做到这一点的。这种洞察力和坦诚很容易让人宽恕自我反省者的诸多缺陷。
在遇到马洛后，格雷厄姆改变了很多，并开始明白：
要少一些优越感，多一些人情味……60岁以后，他开始重新培养自己的情感智慧，他必须接受爱不是体验生活，而是生活体验这一事实。
格雷厄姆为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他在私人回忆录中提到，他并不反感利用相识的名人来给自己长脸，也不反感享受财富带来的特权。他的谦逊并没有虚情假意；事实上，回忆录显示出他还有轻微的炫耀倾向，尽管这种炫耀常常被他幽默的自嘲所掩盖。不管人们怎样看待这一点，他都还是一个老练而聪明的段子手。除此之外，他敏锐的幽默感也为他的交流和他在写作和演讲中阐述自己的经济和投资理论增色不少。本书第16章中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提议法国用红酒来偿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赔款。根据亲属、朋友和学生的说法，神秘而又巧妙的幽默是格雷厄姆日常言行的标志。
格雷厄姆极为擅长写作，他的作品具有独特的文风。他撰写的专业书籍和文章尽管带有商业文章的理性，但总是既清晰又有说服力。他的遣词造句效仿了在年轻人中颇具影响力的《华尔街杂志》（
The Magazine of Wall Street
）的传统。为该杂志撰写文章的名人如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霍兰德教授、理查德·D.威科夫（Richard D. Wyckoff）等，他们刊登在杂志上的照片或肖像画就跟他们写的文章一样古板乏味。他们的文字很少用到现代商业文章中经常出现的煽动性或比喻性语言，比如，他们不会说利润是“轰动性的”或“乏善可陈的”，而只会说“令人满意的”或者“吸引人的”；他们不会说市场“向南走”
，而只会说“下跌”。《聪明的投资者》一书的宣传语是“价值投资的实用指南”。就这本书的目的和实操性而言，格雷厄姆让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想起了他极为崇敬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虽然格雷厄姆对客观性的追求导致他过度使用了被动语态和其他不带人称的句子，但他的文风总体来讲还是活泼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如，这本回忆录就敏锐地捕捉到了曼哈顿早年的风土人情：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用来牵引高架轻轨的是和中央公园里那种小火车头很像的火车头。它们带着响亮的轰鸣声越过人们头顶。在冬日的夜晚，轨道摩擦迸出的火花清晰可见。后来高架轻轨被电气化，但我们还是能透过沿线轨道的加高围栏看到很多堆放在一起的这类小型蒸汽火车头。最终，它们被卖掉了，从此销声匿迹。我想应该是被卖到了某个南美国家。
正如格雷厄姆承认的那样，他的诗歌和剧本都写得不太好。虽然他很欣赏各个时代的伟大文学作品，但写诗歌不是他的强项。不过，他至少还是写过一首好诗，这首诗很好地表达了他对猫的喜爱，以及这个具有文艺复兴精神的人对形而上问题的思考。他为这首诗取名《时光猫》（ Cat Time ）：
啊，时光，用你的猫舌头
舔尽我们生活的珍贵奶油，
当你发出喵喵的歌唱时
你的虎牙插进了我们的肌肤；
啊，时光，用你凶猛的爪子
狡猾而残忍地扑向惊惶四逃的人们，
你诱捕、释放，再捕捉，
都是为了赢得敏感的上帝的称赞；
啊，时光，冷漠地看着
我们过往的祷告和声泪俱下的咒诅，
正如我们住在你里面，你也住在我们当中，
住在你的奖赏、你的战利品——你的宇宙当中。
格雷厄姆作为剧作家的短暂生涯表明，他创造角色和情节的能力实在一般。他的剧本《缤纷娃娃》（ Baby Pompadour ）之所以能在百老汇演出，似乎更多的是因为他与剧院有很好的关系，而非他的剧本有多么出色。
但格雷厄姆对文学的投入既真实又深切，他也的确找到了另一条出路，那就是翻译。他用英文翻译拉丁语诗歌的水平是相当高的。他还翻译过乌拉圭作者马里奥·贝内德蒂（Mario Benedetti）的小说《休战》（ The Truce ）。虽然没有记录显示他正式学过西班牙语，但他的语言天赋还是让他的译作成了符合出版专业要求的作品。贝内德蒂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开始思考退休生活的年近50岁的会计的故事。小说主人公是一个鳏夫，养育了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住在一起，但关系并不亲密。后来，他的一个儿子从家里搬了出去，另一个儿子则愤怒地拒绝与父亲谈论自己的妻子。这个会计只能与女儿进行平和的交流。单位新来的一个年轻女下属进入了会计灰暗的生活。出乎意料的是，他被这个女下属迷住了；更出乎意料的是，女下属也被他迷住了。会计为女下属买了一套公寓，但女下属仍有部分时间住在自己的父母家，女下属的母亲知道了他们的爱情，但没有表示反对。这对伴侣相处得非常愉快，但也十分小心谨慎。然而，会计还是告诉了自己的女儿，后者很快就成了父亲情妇的朋友。男主角退休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悲剧的是，年轻女下属却突然死于心脏病，于是这个穷困的男人再次成为鳏夫。
男主角与格雷厄姆的人生似乎有着相似之处，尤其是在与年轻情妇发生的风流韵事方面。中年时，格雷厄姆也与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性发展过一段关系，她的名字叫卡萝尔·韦德，他们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其过程远不如贝内德蒂小说中的情节那般温馨。韦德使得父亲与孩子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但这种状态在格雷厄姆后来娶了埃斯特尔·梅辛以及最终与马洛在一起之后就消失了，而且梅辛还与格雷厄姆拥有了自己的儿子。
贝内德蒂的小说中能引起共鸣的一个细节是他对会计工作习惯的描述。这让人想起格雷厄姆在本书第5章中对自己在莱夫勒电话商店工作时的描述。会计工作多是机械式的重复，他会通过“思考其他事情，甚至……做梦”来使自己不那么无聊。在莱夫勒电话商店，格雷厄姆消除无聊的方法是在脑海中背诵古典诗歌。不过，他偶尔也会失去理智对着电话大吼大叫，这让他的老板颇为恼怒。也许在那个时候，他的感受就像贝内德蒂小说的男主角一样：
我就像被分裂成了两个不同的、矛盾的、独立的人。一个人很擅长自己的工作，完全能掌握它的复杂细节，还总是能明白自己正在做什么。而另一个人则是恍惚而狂热的，充满了被压抑的激情，是一个悲伤的小伙子，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为了好玩儿而给别人打电话；他是一个缺心眼的家伙，毫不在意自己的笔写了些什么，或者自己正在用蓝色墨水写下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而8个月后，这些蓝色字迹将会变成黑色。 7
无论格雷厄姆与虚构的贝内德蒂小说主人公的经历有多少相似之处，人们都无法否认格雷厄姆的翻译水平。他自己写的诗歌、他对古典文学以及法国和德国诗歌的翻译都没有刻意使用维多利亚式的浮华辞藻。他的文字读起来简练而流畅，轻松呈现了贝内德蒂讲述的这个简单故事的精髓。
终其一生，格雷厄姆都在琢磨“生活”与“工作”、“个人生活”与“职场生活”、“感受”与“思考”之间的区别。虽然他不相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但他后来还是逐渐开始寻求情感智慧，以便与他从经济和金融角度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相契合。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他对两性关系和他的家庭有了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更深刻的理解。
从根本上讲，格雷厄姆仍是一个“理性、聪明、很少吐露真情”
的人。虽然在他自己和孩子们的不同年龄段其尽责的程度和质量不尽相同，但他的3个孩子都认为格雷厄姆尽到了父亲的责任。至少，他一直是一个有良心、有责任感并极为热心的人。他不仅在经济上非常慷慨，而且还与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们分享文学、音乐、体育和旅行的乐趣。他算得上一个“非常棒的父亲”，尤其是对他的女儿而言，她很感谢父亲在她青少年时期对她的理解和陪伴。
总而言之，格雷厄姆救赎自己品行的方式是终身学习，不仅从书本上，而且从他的个人经历中，尤其是从他所犯的错误中学习。
[1] 珍妮弗·K.布朗（Jennifer K. Brown）撰写的一篇题为“不朽者”（“The Immortals”）的文章发表在1991年10月的《加州商业》（ California Business ）上，其中有一幅格雷厄姆的画像，风格是拜占庭式的，他的右手握有一根国王权杖，左手拿着一本用宝石镶嵌的书（可以认为是《证券分析》）。一个面部为戴维·多德模样的天使靠在他肩上，正在琵琶上弹奏“价值”赞美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