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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租房生意以惨败告终。在我们将房子和几乎所有物品拍卖掉之前，危险信号就已经出现了。我记得我们既为自己的物品在拍卖锤下被公开卖掉感到羞耻，又为拍卖场人山人海、拍卖本身和稀奇古怪的事情感到兴奋。拍卖那天，我们三兄弟每人都分到一项很轻松的任务。由于我是家里数学学得最好的，我的任务就是把每个房间的家具卖了多少钱进行加总。看着一个个家具以不可思议的低价售出，母亲是多么伤心啊！不过，我们的竖琴有两个下定决心要购买的竞拍者，其中一位最终以150美元的高价买走了它。这是我那天唯一一次看到母亲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好再次回到位于长岛自治市公园的木屋，与莫里斯舅舅住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觉得住所离市中心好远，而且离位于曼哈顿阿姆斯特丹高地的汤森·哈里斯高中尤其远。为了从新家去学校，我首先要乘坐有轨电车，然后乘坐穿过布鲁克林大桥的快速高架列车，最后还要搭乘新建的开往第137号街和百老汇的地铁。单程需要耗费一个半小时。然而，主要的难题在于往返的交通费，单程要花5美分，每周累计要花1美元。但我没有浪费通勤路上的时间，我几乎所有的家庭作业都是在通勤途中做完的。我记得那时我正在学习初级希腊语，当列车缓慢驶过布鲁克林大桥时，我会时不时抬起头，朝北看看当时正在修建的曼哈顿大桥的红色大梁。
作为一个13岁的男孩，我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赚点小钱，积少成多。我会去照看煤炉，除了要将很重的煤灰桶沿着台阶从地下拉到地上，然后把煤灰倒进道路上的凹陷处之外，这份工作并不难。我还为一个男孩做过数学家教，他家离我家只隔了几栋房子。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劳工运动家约瑟夫·巴伦德斯（Joseph Barondess）。
我们两家很快就成了朋友，并且我还多次听到巴伦德斯与莫里斯舅舅这两个聪明人之间的亲密交谈。我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将舅舅交给他不同客户的报告用打字机打出来。这些报告都是煞费苦心写出来的，页数很多。我是用奥利弗牌打字机把它们打出来的，这种打字机只有三排按键，但每个按键可以敲出三个字母，不像常用的打字机那样只能敲出两个字母。后来，我很长时间以后才忘掉好不容易熟练掌握的奥利弗打字法。我不知道这种打字机现在是否仍在使用。
在赚了更多的钱之后，生日那天我给自己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那可是我人生中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天。我把自行车推到并不难找的一条僻静的街上，在那里，经过半小时的磕磕绊绊，我自己学会了骑自行车。当暑假到来，自行车绝对是个好东西。我几乎每天都会用它载着我的邻居兼好友克劳德·加斯纳（Claude Gassner）去位于弗拉特布什（Flatbush）的“公立学校体育联盟”运动场。我们非常喜欢在那里打网球，并且球技还有了很大的进步。
寄宿于长岛自治市公园的那个夏天，我非常努力地学习法语，我的基础非常薄弱，基本还是弗莱什曼教的。我家书房唯一的法语书是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
写的《自然研究》（
Etudes sur la Nature
）。与其他书一样，它是父亲在摩西·蒙特菲奥里
的藏品拍卖会上买回来的，曾经装订得非常好，但现在已有些破旧。这个版本是大约1800年印刷的，一共有6小册。书页是黄色的，字体古旧，而且非常不好辨认，法文本身也是古体语，比如，单词结尾的“ait”被写成“oit”。这位圣皮埃尔是个典型的18世纪法国作家，集自然主义者、博学的科学家和小说家于一身。他写过关于植物和动物、关于各种科学理论的各类著述。他正好赶上了各个学科大发展的好时代，并对各种哲学问题做出了思辨式的回答。
我会在《希思法国字典》（ Heath's French Dictionary ）上查阅每个我不认识的单词，然后把它的法文含义连同对应的英文含义抄在一张纸上。反过来，我会遮住纸上英文或者法文那一列单词，然后试着把未遮住的单词翻成另一种语言。夏天结束时，我学会了好几千个新单词，尽管这些单词大多是些专用术语。由于很多单词与国外的植物和动物有关，我很快就把那些很少用到的单词忘得差不多了，但我还是能记住不少。后来，我会时不时在与法语教授对话时使用相当专业或古旧的词语，这让他感到非常惊讶。不过，对于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法语单词，我的很多发音都不准确，因为我完全是通过阅读认识它们的，在应该如何发音的问题上，我就像圣皮埃尔的科学理论那样经常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