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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立第10校毕业后，我被推荐进入纽约城市学院附属汤森·哈里斯高中，或者也可以说是纽约城市学院的预科班。这所高中只上3年课程，而其他高中要上4年，但老师都希望学生们能在更短的时间里学到与4年课程一样甚至更多的知识。这所学校的入学门槛和继续学业的标准都相对较高，尽管如此，在我看来高一年级的班级数量还是相当多的，共有大约20个班级400名学生。由于分班是严格按照学生姓氏的首字母顺序来分配的，因此分配结果有些怪异。据说有个班全部由姓“科恩”的学生组成。虽然不清楚这是不是真实情况，但我的确知道，我所在班级的所有学生姓氏都以“G”开头。上学第一天，我很荣幸地认识了一个与我同岁的同学，他名叫弗雷德里克·F.格林曼（Frederick F. Greenman），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一辈子的朋友。在我们班还有个名叫莫里·戈特沙尔克（Morrie Gottshalk）的同学，他后来成了这所学院的院长，而他刚进校时还是个非常害羞和充满忧虑的人。
我已经忘了汤森·哈里斯高中大多数老师的名字，而我能记得的某些老师又几乎没什么值得说的，但有两位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是令人万分恐惧的拉丁文老师爱德华多·圣·乔瓦尼（Eduardo San Giovanni），正是他教会了我这门复杂的语言。我至今仍能记得他用惯常的咄咄逼人的语气问道：“加滕，第二变格的元音特征是什么？”加滕回答之后，他又问了下一个问题：“加滕先生，地球是圆的吗？是？所以你的分数也是圆的（零分）。”他毫不谦逊地向他的学生炫耀，他曾经在梵蒂冈的花园里用拉丁语与教皇对话。
另一位是几何老师莫里斯·拉斐尔·科恩，他相貌平平，相当斯文，与圣·乔瓦尼的性情截然相反。那时候的科恩先生还籍籍无名，但他注定将成为哲学史上一颗闪耀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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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讲授几何显然不是他的强项。汤森·哈里斯高中有自己特别的课程体系，难度很大，我们必须在一个学年学完12本平面和立体几何教材。科恩先生起初没有把教学进度安排好，到了6月初时我们还有很多课程没上。所以，有一天，他向惊愕的学生们宣布：“同学们，明天我们将学习第10本书。”科恩先生的惯常做法是让我们一组一组地走到黑板前，给每一组分配一个不同的命题或问题。前面提到过的加滕是一个高个子、胖乎乎、爱开玩笑的人，他更适合当别人的朋友，而不是当学生。我和戈特沙尔克很快就完成了我们的任务，有时我会与加滕交换位置，帮他完成黑板上的题目。而科恩先生正埋头于詹姆斯·乔伊斯
的巨著中，完全没有注意到黑板前发生的事情。
7年后，我在别的场合碰到了当时已经成为教授的科恩先生。我那时已是哥伦比亚大学一名相当高傲的高年级学生，对哲学和法国文学尤其感兴趣。法国索邦大学的雷蒙德·布特鲁（Raymond Boutroux）教授到学校来发表主题演讲，题目叫“亨利·柏格森
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吗？”布特鲁开宗明义：“是的，女士们，先生们，他当然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但在结尾处，他又很肯定地说：“所以，柏格森先生完全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当我带着困惑离开演讲大厅时，我认出了留着短卷发、没有其他明显特点的几何老师。他礼貌地问候了我，而我带着那时候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对纽约城市学院的人惯用的居高临下的腔调问道：“你好，科恩先生，你也对哲学感兴趣吗？”科恩先生自嘲地笑了笑，说道：“有点儿吧。”然后就离开了。站在我身旁的一个同学诧异地看着我，惊呼道：“你这个蠢货，难道你不知道科恩已经是公认的威廉·詹姆斯
的传人了吗？”不，我真的不知道。但我的无知教会了我一个人生道理：绝不要小看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