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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一个人记忆的独特性显示了其性格的独特性。而我在记忆和性格上都表现出了一些矛盾之处。我记不得的事情有很多，哪怕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我还会上百次地在电话簿中查找同一个电话号码。即使已经去过朋友或亲戚家20多次，我也记不住他住多少楼，或者出了电梯应该往哪边走。我还记不住很多人的长相。即使我已经见过某个人很多次，下次遇见时，我还是想不起他是谁。我会忘记很多本应该记住的人的名字。
《泽诺的意识》一书的作者伊塔洛·斯韦沃有一句幽默名言：“有三件事我总会记不清：姓名、相貌，以及我已经不记得的第三件事。”我也会经常引用斯韦沃的这句名言来化解自己健忘时的尴尬。然而，我又经常让我以前的学生感到惊讶，因为即使在多年后我也能记起他们的名字。
让我的记忆产生这种矛盾和其他特点的关键原因在于，我脑海中把人际事物和思想观念进行了严格的区分。我能记住我学过的东西，但记不住生活中发生过的事情。因此，凡是从学习、闲暇阅读、工作和行为中学到的东西，似乎都能在我脑海中留下特别的甚至是不可磨灭的印象。然而，生活中发生过的事情以及我在社交、体育和旅行等其他生活领域遇到过的人，则只能给我留下很浅的印象。因此，如果我能以某种方式将某个学生与课堂问题或者该学生对课堂的贡献联系起来，我就能记住他的名字。然而，我可能不会通过与一个学生有所接触而记得他，哪怕他性格特点非常鲜明。
我记得，我曾经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见过一个罗马式凯旋拱门的石膏复制品。它下面的铭牌上写着“Arch of Septimus Severus”。当我第一眼看到这几个字时，我真的震惊了。他们竟敢把伟大的罗马皇帝的名字拼错！
他们竟然不去纠正这一明显错误，重要的是这种错误竟然发生在学术殿堂的中心！但毫无疑问，我的情绪反应比这个小错误更显奇怪。人们可能会用哈姆雷特的句式问道：“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跟他有什么关系或者他跟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有什么关系？”事实上我得承认塞维鲁是我的朋友，而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成为我的朋友的。说得更准确一点，我与现实生活中的人无法成功成为我和塞维鲁那样的朋友。在我15岁时，塞维鲁就通过吉本的皇皇巨著
进入了我的生活。我全情投入地追随着他，与他内心和外界的敌人做斗争；我为他重申罗马帝国之辉煌和伟大而感到激动，尽管我知道它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我还是希望尽可能推迟这一衰亡。塞维鲁穿越欧洲大陆到过我的故乡英国，并修复了哈德良长城
。他因此将自己与我印象中那个更伟大、更复杂的皇帝联系了起来，而后者在吉本笔下成了我所爱戴和尊敬的一个皇帝。然而，直到多年后我才通过阅读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的杰作《哈德良回忆录》（
The Memoirs of Hadrian
）完全理解并几近认同了哈德良。
所以，我人生中真正的朋友和亲近之人的确是哈德良、塞维鲁以及诸多其他历史人物，比如，瑞典17世纪的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和功勋大臣阿克塞尔·乌克森谢纳（Axel Oxenstiena）。当然，还包括一些作家，他们的作品和个性对于我的成长有着特殊意义。在这些作家中，我更喜欢维吉尔
，而不是荷马；更喜欢弥尔顿，而不是莎士比亚；更喜欢莱辛，而不是歌德。这些作家的作品远比我周围现实生活中的人对我更重要，留给我的印象也更深。
我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在公立第10校的学业，拿到了最高平均分，超过了自己最要好的朋友罗戈。这让我获得了在毕业典礼上发表告别致辞的殊荣，我还当上了学校杂志《开悟》（ Wide-Awake ）的编辑。然而，我不记得除了写过一首长诗，我还做过什么别的事情。当我在毕业典礼上发表告别致辞时，我感到很自豪。更为自豪的是，我爱戴的老师贝恩先生在我的绿色封皮的毕业纪念册上用他的大字流利地写下了如下祝福：
向诗人、会长和最优秀的毕业生，
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贝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