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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性情是在父亲去世后的三年内养成的。在1903年至1906年间，我住在第116号街244号西区，并入读了附近的公立第10校。入校时，我还是一个天真敏感的小孩；毕业时，我刚满12岁，已经知道如何避免让自己陷入经济窘境，知道以各种方式赚点小钱，知道努力专注在我必须做的事情上，最重要的是我明白了凡事只能靠自己。
这种转变对我来说是件好事吗？我觉得是，但其他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说，我在那段特定时期经受的压力和贫穷扭曲了我的性情，让我在自己与周围世界之间筑起了太多屏障，使得我无法与他人维系持久的关系和真正亲密的友情或爱情。在讲述我之后的生活时，我将探讨这些负面可能性。就当前而言，我只讲述一个小男孩适应这个世界的过程，而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是相当无情的。
相比如今的孩子所受到的宠爱和关注度，人们可能会认为我多少受到了父母的忽视。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当我有需要时，我一定会得到父母的帮助。在通常情况下，我的父母希望我能独立坚强地长大。比如，有年冬天，天气异常寒冷，有一天我去第110号街南面的中央公园滑冰。自然，我是步行往返的。我记得到家后我已经快要冻僵了，浑身的不适感让我差点哭了出来。母亲帮我脱掉外衣，让我坐在壁炉附近，她揉搓着我的双手帮我恢复血液循环，之后母亲给我泡了一杯热茶。这些举动都是很平常的，或许你会说它能证明什么呢，但这一场景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因为这是我唯一一次记得的母亲或者其他任何人因为一点小毛病而对我表现出关心，当然，我生病卧床的情况除外。在我们家，除非病得很重，否则，家人希望我们能自己照顾好自己，并且不要对任何事情有所抱怨。
显然，我与两个哥哥之间的关系也让我变得更坚韧。他们从来不会以大欺小，事实上，他们都很宠我，而且他们对我的爱护持续了60多年。但他们比我年长，比我强壮，也比我有更丰富的人生阅历，作为十几岁的孩子，他们很少会特别慷慨和体贴地对待我。庆幸的是，我不记得他们曾欺负或虐待过我的具体情形。对伤害或烦恼的遗忘成了我最鲜明的特点之一，这让其他人甚至我自己都感到惊讶。但我还是能记得遭受不公正对待时的大体感受。我曾经心怀怨恨并决心把哥哥们曾对我做过的那些坏事告诉他们。我打算在一张纸上写下他们曾对我说过的恶毒言语和做过的不义行为，然后在上面写下大大的“我已宽恕”字样，并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们。但我最后还是没这么做。
我们家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大家庭，父母两边的家人都住在一起，家里一共有9间卧室，但只有一个洗手间。最初，格罗斯鲍姆家族和格桑哈特家族各拥有4间卧室，后者包括莫里斯舅舅、伊娃舅妈、与维克托差不多大的海伦表姐和比她小7岁的拉尔夫表弟。后来，表妹埃尔茜出生了。跟那个年代几乎所有婴儿一样，她是在家里出生的，因此要留一间房给她。我们必须做出非常周密的考虑和安排，才能让这么多人都用上那个唯一的洗手间。不过，我不记得这种拥挤的生活给我带来过什么特别的困难或不便。
我们会设法搞到我们想要的东西，食物和衣服自不必说，还有溜冰鞋、棒球装备以及后来的网球拍和网球。这些东西在当时比现在要便宜得多，而且我们通常只买特价品。我们通常只买售价5美分的火箭牌棒球，但有时我们也会奢侈一把，买一个10美分的更好的棒球。我曾收到过一个生日礼物，斯伯丁流行款网球拍，价格是1美元。我们从当时位于曼哈顿大道第123号街的曼哈顿网球俱乐部买二手网球，25美分能买3个，品质非常好，能用很长时间。
买这些东西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我想我们每周总能得到大约10美分的零花钱，过生日时还有额外的红包，但我们总是设法通过打零工赚点小钱。与多数家庭一样，我们订阅了《星期六晚邮报》（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这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周报。出版社会在每期周报上刊登广告，招募男孩在街头售卖该周报或者招揽年度订阅用户。我还不到9岁时就与该报签了协议，也许是母亲代为签署的。他们每周给我30份周报，每份卖我3美分，我再以5美分卖出去。与周报一起送来的还有一件带有口袋的棉围裙，用于放零钱。我记得我站在第8大道第116号街的扶梯出口，对着每个人大声喊叫：“最新一期的《星期六晚邮报》，5美分一份。”我还记得我曾短暂地在街上卖过日报，但母亲很快阻止了我的做法，她说“父亲不会喜欢我做这种事”。显然，我们家的清高使得我们对在纽约街头售卖《星期六晚邮报》这种受人尊重、塑造品行的职业与兜售日报这种有损尊严、败坏品行的生意做了某种严格的区分。
放学后，我们会在街头玩耍。那时，我有两三个与我同龄的真正密友，我每天都能见到他们。我最亲近的一个朋友叫悉尼·罗戈（Sydney Rogow），他住在第111号街，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他的父亲和叔叔在布鲁克林拥有一个小型百货商场。多数时候，我会前往他所在的街区，我们很多人会穿着溜冰鞋玩弯弯球
或街头曲棍球。那时街上还没有多少汽车，作为交通工具的马车不会对男孩们在街头玩耍构成多大障碍。我们经常玩的一个游戏叫“猫”。“猫”是一块削尖了的木头，就像一个大衣架。你要用一根更大的木棍击打木头突出的部分，把它打得越远越好。你的对手将试图抓住它，如果没能抓住，他就必须把木头捡起来朝你丢在地上的木棍扔回去。计分方法是测量扔回去的木头与木棍之间的距离，距离越短，得分越高。
我已经有很多年没再见过美国男孩玩“猫”这种游戏了。然而，就在今年，1967年，我在亚速尔群岛的圣玛丽亚小岛旅行时，看到了一群孩子在玩这个游戏，当时就好像时光倒流了半个世纪。我向他们要来木棍，他们惊讶地给了我，但我已经不能完成这个游戏了。我给了年龄最大的那个男孩20埃斯库多
，让他去给自己的小伙伴们买点糖果。对此，他们至少是很开心的。
有一次，由于我的疏忽，母亲吓了一大跳。玩游戏时，我不小心跑到了街道中间，两辆电车摇着铃从两个不同的方向朝我开过来。不知是出于冒险，还是无奈，我选择了站在轨道之间的狭窄通道上。两辆电车带着铃声擦着我的肩膀相向而过，那个位置正好就在我家窗前，不巧的是，母亲正在看我玩游戏，她惊恐地看到了两车对穿时我的身影一下就不见了。当两车错开后，我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向她挥了挥手，但她似乎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我自己也觉得挺后怕的，毕竟那两辆车离我太近了。
二楼平台的另一面住着其他租户，即弗米利耶一家。他们家有一个与我同岁的名叫约瑟夫的男孩，还有一个比我大3岁的名叫黑兹尔的女孩。我们家的4个孩子与他们相处得很好，但由于信仰有别，我们之间没能形成真正的亲密关系。这倒不是说表面上我们之间有多大分歧，只是在某些细微处，信仰差异疏离了我们的关系。当两家的大人们在大厅碰面时都会客气地彼此打招呼，但他们在3年时间里从未去过对方家，哪怕两家只相隔几米远。唯有一次例外，那是我们搬走之前的一两个月，弗米利耶一家邀请母亲、莫里斯舅舅和伊娃舅妈去他们家喝茶。回来后，莫里斯舅舅评论说，他们真是非常友善的一家人，在我们即将搬离时我们两家才彼此了解，这可真是太遗憾了。然而，弗米利耶一家是否正是因为得知我们打算搬家才显示出了这种友善呢？
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打架，就是与约瑟夫·弗米利耶。我已经记不得具体是为什么事而打架，但我俩那时都站在我们家前面的街上，我的两个哥哥和堂哥路易斯·格罗斯鲍姆（Louis Grossbaum）就在我旁边，其他孩子都在起哄让我俩干一架。我们正面对峙也许没超过一两分钟，各自摆好姿势，做好了干架准备，但最后可能连一拳都没打出去！一个大人走了过来，阻止了这场斗殴，这让我们两个年仅11岁的孩子长舒了一口气，却让观众感到失望。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是如何避免与他人发生肢体冲突的呢？在我印象中，这倒不是因为我能容忍别人欺负我，也不是因为我会临阵脱逃或者向欺凌者求饶，而是因为我性情极为温和，绝不会主动挑事儿。为何其他人不会主动挑衅我呢？真相可能在于我的人生的确很幸运。一种可能性更小的解释是，在我还处于好斗的年龄段时，我总是喜欢跟比我年龄更大的男孩玩，而欺负一个年龄更小的孩子不符合基本的骑士精神。“为什么你不去挑衅跟你个头一样大的人呢？”这是一个很有用的问题，站出来劝架的人总是会这么说。还有一种解释是，我身上有些东西使得别人不会对我产生敌意，这听起来可能有点牵强附会。然而，不谦虚地说，几乎每个人都喜欢我，而且大家都觉得我是个好孩子。
我有个朋友住在我家对面那条街上，他是一个裁缝的儿子，名叫考夫曼。他会在自家商店的橱窗上贴上一两张海报，上面预告了附近剧院当前或即将上演的剧目，考夫曼也会因此获得两张免费门票。有时候，考夫曼会邀请我跟他一起去看周六的午场演出，那是我人生中非常美好的经历。但当家人知道我与一个裁缝的儿子一起玩时，他们就会皱起眉头，有点看不起人家的意思。虽然我们家经济条件并不好，但家人还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后来，我哥哥维克托时不时会带一个朋友到家里来，他的这个朋友是个神秘的富贵公子，有个继父，而继父在我们看来是一类奇怪的物种。他口袋里总是有很多硬币，我记得他坐在床上或椅子上，将一堆硬币往上抛，任其在房间四处散落，然后喊道“快抢”，同时脸上浮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神情。在他面前，我们三兄弟连滚带爬，迅速去抢那些令我们屈辱却对我们十分重要的硬币。有一天，他跟我们讲述婴儿是如何生下来的。他敞开自己的衬衣，指着小腹的地方给我们看。他说，母亲要剖开小腹，婴儿才能被取出来。根据他在私下的说法，所有婴儿都是像尤利乌斯·恺撒那样出生的。
我已经忘了这个男孩的名字，但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乐趣。他告诉我们，每年圣诞节，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都在第14街紧挨其总部的托尼·帕斯特剧院为穷孩子举行派对。在派对上，孩子们可以从巨大的圣诞树上拿到一个或多个玩具。他可以为我们三兄弟提供入场券。但是，母亲会允许我们参加这一大型圣诞派对吗？不过母亲在这件事上证明了她的思想是相当开明的，于是我们真的就去参加了这场派对！我清楚记得在那场派对的高潮时刻我们从剧院舞台前面走过，向工作人员索要圣诞树上的玩具。最终，我拿到了一个Flexible Flyer
的小型雪橇，这绝对是我想都不敢想的意外之喜。
然而，我注定无法长期拥有这一天赐之物。在1月的第一场大雪中，我把它带到了围绕莫宁赛德公园的长斜坡上。我从斜坡的高点向西滑行，大约正对第113号街，然后一个急左转沿着第110号街滑到下面的莫宁赛德快速路上，接着再一个急左转，又在坡底滑行了大约一个街区的距离。
在滑了几次后，一辆载有6名成年人的大雪橇从背后把我撞倒了。我当时立即在短时间内失去了意识。当我清醒过来时，似乎没人注意到我，我也没看到我的雪橇在哪里。我沿着斜坡来回找了无数次，可是再也没有找到它。最后我泪流满面地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