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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回想起来，暑期的那次英国之旅成了我们一家兴旺和幸福的巅峰。回到美国后不久，祖父格罗斯鲍姆在伦敦去世了。消息是通过海底电报发来的。我记得父亲读到电报时当即就失声痛哭。我甚至还记得一幅更清晰的画面：父亲坐在低矮的椅子里，双脚放在脚凳上，他身上穿着旧西装，袖子是破损的，纽扣也不齐全。
我在50年后才知道了祖父去世的细节。当时我正与叔叔索尔漫步在伦敦街头，突然他在邦德大街和摄政街之间的某个拐角处停了下来，对我说：“这里就是你祖父健在时他店铺所在的位置。”然后他告诉我，祖父曾经有一个很信任的助手，后来他发现这个助手一直在从店里偷窃大量物品。祖父威胁说把这个助手交给警察，但后者掏出一把手枪，恳求道：“如果坐牢，我的生活就会被毁掉。如果我杀了你，然后被判绞刑，结局也没糟到哪儿去。如果你发誓不会把我的偷盗行为告诉任何人，我就饶你一命。”祖父发了誓，这个助手也从未被逮捕判刑。然而，金钱遭受巨大损失和生命受到威胁，这一双重打击毁掉了老格罗斯鲍姆的健康，几个月后他就染上了肺炎。
我之所以称他为“老格罗斯鲍姆”，是因为他是这个大家族的大家长，膝下有11个健在的儿女和多个孙子孙女。我对他的印象就只剩那张大幅肖像照片中的样子：留着浓密的方形灰黑色胡须，戴着无檐便帽，表情严肃，眼中闪烁着热情的光芒。在我年轻一些的时候，我听说过很多他对宗教极为虔诚的故事，尤其听别人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住所旁边，他有自己的犹太会堂或者叫自修室，拉比和虔诚的信徒可以去那里祷告和研习。多年后，我的叔叔，也就是他的儿子，给我讲述这件事时，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坚称在祖父家里的成长氛围是严苛且压抑的，祖父对所有娱乐活动或世俗行为都一概禁止，甚至连吹口哨也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可这个蓄着胡须的大家长在年仅56岁时就去世了！
在之前的一次旅行中，我父亲带上了一种新发明的留声机，他在祖父家里一楼的会客厅向他的弟弟妹妹们做演示。不巧的是，父亲播放的唱片是吹口哨。祖父马上冲出了他在楼上的书房，吼道：“谁敢在楼下吹口哨？”父亲笑着回复道：“不是我们，父亲。下楼来听听我的新式留声机。”正如我叔叔威尔告诉我的，这个老人没说一句话就返回了自己的书房。毕竟，他不能与身为整个家族经济支柱的父亲发生冲突。
我记得我们位于第128号大街的家中也有一部留声机。那一年应该是1900年，它的大喇叭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它比我的个子还大。唱片放在蜡制圆筒上，这种圆筒与多年后录音机所用到的圆筒类似。每张唱片的播放都是以宣布曲目和作者名字开始的，再加上一句洋洋得意、抑扬顿挫的广告语：“来自爱迪生唱片！”
我父亲喜欢收藏，他对新的和不同寻常的物品尤其感兴趣。他去世时，留下了三块金表。其中一块叫“重复者”：假如你在半夜按下一个按键，它会先报告当前是几点钟，然后报告当前是几刻钟，接下来再报告分钟。在父亲去世后，母亲曾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会在13岁受戒时得到一块金表，那时我们会开始承担和履行一个成年犹太人的所有责任和权利。遗憾的是，诺言没有兑现。在金表被卖掉后不久，父亲珍爱的很多其他收藏品要么被卖掉，要么被典当，而且我们再也没有赎回来。在那些收藏品中，有几样特别的东西，一把样子很丑的防身轻剑、一把雨伞以及一个细长的酒瓶和与之相配的三个酒杯。酒瓶里本应装满威士忌或者白兰地。事实上，在父亲留下的诸多个人物品中，我记得我只用过其中一个。那是一件英式夹克外套，不知何故，母亲保留了它多年。我在公共球场打球时，把它当作网球服穿过几次。父亲显然太瘦了，这件夹克套在我这个18岁小伙子的身上似乎相当合身。然而，我仍记得，我的那些穿着很朴素的朋友们都觉得这件夹克不好看，我只好遗憾地不再穿它，而它却是父亲留给我的唯一传家宝。
祖父去世时，父亲的健康已经严重受损。他的气色不佳，他们说父亲患了一种被称为“黄疸”的神秘疾病。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再一次搬了家。这一次我们搬进了一栋公寓楼。这栋楼叫冯克利夫，位于第七大道第120号大街。那时，我认为这栋楼是相当漂亮的。当时的5月1日是适宜搬家的日子，那必定是一个倒春寒的下午，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到会客厅时，发现父母正在燃烧着蓝色火焰的壁炉前取暖。我得知那是一种新型的、使用天然气的供热系统，这让我很感兴趣。
在第七大道，我家的正南方向，有一个很大的花店，花店后面建有很多温室。那时我年纪已经不算小，我的哥哥，尤其是维克托，带着我做了些有点调皮的事情。在他的指导下，我准备了一条打了结的绳索，然后把它连在一颗大螺丝钉上，接着再将这颗螺丝钉穿过当时的啤酒瓶盖所使用的红色橡胶垫。我用唾液将橡胶垫打湿，把它放在温室的玻璃板上，橡胶垫很快就牢固地粘在了玻璃板上面。然后我用手指往上拉动打了结的绳索，每解开一个结往上拉动时，螺丝钉就会碰到玻璃发出很大的咔嗒声，整体音效有点像是在用机关枪扫射。恼怒的温室主人会冲出店铺，用恶毒和威胁的话朝我们吼叫，但我们总能设法逃离现场，并能确保我们的捣蛋装置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另一个恶作剧也是由我们搞出来的。我们用到了卵石和牛奶瓶。我们将卵石扔向低楼层的窗户，制造出尖锐的声音，同时再将牛奶瓶扔过护栏，扔到楼与楼之间逼仄的过道上。随之而来的声响听起来就好像玻璃从窗户上掉了出来，摔到了地上。我们会选择特定的住户来搞这一恶作剧，还经常为此兴奋不已。
我们搬到冯克利夫公寓后，我的求学生涯就正式开始了。我进入了位于圣尼古拉斯大道第117号街的公立第10校初小部。即便在那个时候，它也是一所很老的学校，10这个不大的数字也许能说明这一点，它在教学和培养体育技能方面有着很好的声誉。我只在初小部待了一学期或者半年，9月入读的时候我在3A级，到了第二年2月我就跳到了4A级，正好开始学习语法。初小部有自己的校长，她是罗伯茨小姐，也许刚满40岁。在我看来，她似乎有些过于古板和严肃。每周，初小部所有班级都要参加集会。因此很多教室都有精心设计的移动墙，把墙推到一边后，各个教室就连成了一个大厅。大厅前面是一个讲台，罗伯茨小姐站在中间，有时两边各站着一位尊贵的访客。我能清楚地记得讲台背后的玻璃窗上刻着两行名人的诗句：
在任何条件下，荣耀与廉耻都不会自发出现；
做好你自己，荣耀都归你。
——蒲柏
这两行诗我读过无数次，因为集会仪式上的讲话太无趣了！有很多次，我不知道该如何理解“条件”这个词的意思，在那时我把它与健康、干净和良好的物质条件联系了起来。
1903年2月1日，还不到9岁的我很骄傲地进入了丘吉尔小姐的班级，成为语法部男同学中的一员。丘吉尔小姐金发碧眼，长得很漂亮，她不仅吸引了学校某些男老师的眼球，就连她班上年龄和个子较大的男生也都很乐意主动帮她分担体力活儿。所有这些都与我无关，完全不属于我这个年龄和个子较小的学生该想的事或者该做的梦。但我的确喜欢丘吉尔小姐，因为她既漂亮又和蔼。
唉！就是在这样愉悦的环境下，我的家庭发生了巨大变故。父亲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他被送进了德国医院，也就是今天的伦诺克斯·希尔医院（Lenox Hill Hospital）。他做了一个手术，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手术。直到多年后，我才得知他患的是胰腺癌。2月底，法国女管家把我们三兄弟喊出教室，然后陪同我们径直前往医院。在那里，医生说我们只能看望父亲几分钟，而且我们必须非常安静。自从那天起，我脑海中就一直有一幅画面：我进入了病房，发现父亲裹着纱布。显然，这一细节是我想象出来的。然而，我敢保证，他把虚弱的手依次放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头上，给了我们他最后的祝福。我亲了亲父亲，我知道，比起孝心，我当时更大的感受是忧虑和迷惘。然后，我们悄悄走出了病房。
我们去了伯父伊曼纽尔家吃午饭。路上，我们的法国女管家说了一些安慰我们的话，天真的我竟然当真了。所以，当我15岁的堂姐埃塞尔焦急地问起父亲怎么样了时，我果断地回答说，父亲正在好转。“所以，这么说，他不会死了？”她半信半疑地问道。“当然不会。”我说。但我的哥哥们出奇地沉默。
我们回到家继续等待。最后，门开了，有人领着母亲走了进来。她眼里满含悲伤的泪水。看到我们恐惧的表情，她哭出声来：“我可怜、可怜的孩子们，你们都成孤儿了。”
印象中，我们也开始哭了起来，因为那时我年纪也不算小了，足以理解从今往后生活将变得大为不同，而且是变得不幸的那种不同。在后来的恍然神游中，我经常想起当时凄惨的情景，但我总是想象自己跑向母亲，双手抱住她，然后哭喊道：“不，妈妈，我们不是孤儿，我们还有你。”
父亲被安葬在纽约长岛的华盛顿公墓，当时我们觉得那个地方好远。我记得我们坐在四轮出租车上，灵车在我们前面行驶。当棺材被取出来时，我们一起把墓地表面的脏物清扫干净。我还记得，我们在公墓外面的一个地方停留了一下，吃了点东西，喝了热饮，因为当时天气非常寒冷。第二年，我们重返墓地，为父亲立了墓碑。家里的一个好朋友，律师和演说家亚历山大·罗森塔尔（Alexander Rosenthal）为父亲念了悼词。他将父亲的一生与如今矗立在他上面的墓碑做了比较。刻有铭文的墓碑正面光滑平整，背面则粗糙而残缺。所以，35岁就去世的父亲只完成了人生目标的一半，剩下一半尽管充满期望，但如今注定要永远留下遗憾，无法启程了。很多人出席了葬礼，我们所有人都哭了。哭声最大的是一群职业哀悼人，这群老人经常出没于公墓，自愿出现在每一场葬礼或纪念仪式上，然后哭得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只为挣上几美分。
后来，父亲的葬礼慢慢淡出了我的记忆，直到25年后，这段回忆重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那时我大约处于父亲去世时的年龄，而我自己也当上了父亲。我心爱的第一个孩子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
，那时已经8岁了。那时的父亲躺在棺材里，我和妻子只能悲伤地在他的小墓地上撒下最后几把土。
父亲的去世对我内心有什么影响吗？显然，我遭受了比预想中更严重的伤害。心理学家一定会对我说，我被剥夺了最基本的安全感和正常的成长环境，而这种经历必定会对我的性情造成深深的伤害。然而，我得坦率承认：扪心自问，我没发现我身上有这些负面后果。我们绝不会真正拥有我们未曾有过的东西：也许父亲经常出差，我们因此缺乏他的陪伴这一事实多少削弱了他的去世对我们三兄弟的负面影响。也许童年就是如此，重大不幸还不如家庭关系中的小矛盾带给孩子的伤害更大，后者让我在后来患上了神经衰弱。在我看来，我、莱昂和维克托的感受和行为多少像是理查德·休斯
的经典作品《牙买加飓风》（
The Innocent Voyage
）中的一群孩子那样，当他们中的一个孩子王死于意外事故后，他的名字一夜之间就从其他人的脑海和谈话中消失了。
得益于母亲悉心的培养，我们三个都长成了真正的男子汉，很早就能独立承担起男人该承担的责任。逆境令人痛苦，但摆脱逆境也令人振奋。我们的损失是巨大的，但最终我们也得到了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