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方法、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正当性与政治领域内的司法裁判

[波兰]拉菲尔·曼科 著 解晋伟 译

引 言

法律解释方法、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正当性以及司法裁判对结构性社会对抗（structuralsocial antagonisms）的影响，此三者相互区别但却又相互牵连。笔者借用审判批判理论 ^[1] 的研究框架，通过对欧洲法院的司法活动来分析以上三个问题。通过对欧洲法院的判例研究表明，法院选择的解释方法、自由裁量权的正当性，与涉及结构性社会对抗（the political “政治性”）的裁判水平有着直接的关联。也就是说，如果法官选择以严格契合条约制定者和立法者的客观意志的语义解释作为法律解释方法，则意味着裁判具有更强的正当性，但也意味着司法判决对政治性的介入程度也相应降低。但是，由于法律语言有着自身特点 ^[2] ，且欧洲法律语言本身又具有特殊性及语种的多样性的特征 ^[3] ，从而使得语义解释更为困难。因此，法官不可能完全通过对法律文本的语义解读来裁决案件，还必须求助于其他解释方法，例如原则、先例或目的性判断，而这些方法的使用又增加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且，法官还需要借助其他非文本的依据使其判决正当化，比如说裁决对抗性社群的利益冲突时，对抗群体的观念形态偏好就成为必须要考虑的因素（第三部分）。因此，为了提升判决的正当性（第二部分），我们提出了一种规范性法律解释方法，用以解决欧洲法院在无法通过遵从立法者意图而使得判决获得正当性时的问题。

此外，欧洲法院虽应尽可能地忠诚于语义学标准，但是，基于文义解释不可能满足于所有的实际情况 ^[4] ，欧洲法院还应采用意识价值论（conscious axiological） 作为捍卫弱势一方权利的选择。弱势一方大致包括与企业发生纠纷的消费者、与雇主发生劳资摩擦的工人、与房东发生冲突的租户，以及向多数群体主张权利的少数群体。因此，欧洲法院在裁判中必需意识到自身的道德立场（ consciously ethical position） ^[5] ，在促进实体正义，尤其是促进社会正义时，不再对其道德立场遮遮掩掩 ^[6] 。

据此，笔者会在文章第一部分探讨现有的法律解释方法，特别是麦考密克（MacCormick）、萨默斯（Summers）和塔鲁夫（Taruffo）提出的MST类型学 ^[7] ，借以说明法院目前所适用的法律解释方法更注重于目的论与传统意志论（purposeful topoi）。第二部分则阐释正当性裁判的概念，并将法律解释方法与正当性裁判联系起来。第三部分，探讨政治性裁判的概念，即司法裁判与结构性社会对抗的关系。在第四部分，会详细说明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对社会对抗的影响。最后，在文章第五部分，结合第二、第四部分的研究结果，去探讨如何提高欧洲法院判例法的正当性，并提出一种规范性解释理论，以建议欧洲法院在审理社会对抗的案件中应当如何出判决。

在方法论上，本文是应用法学理论的一次实践。即以批判法学为理论基础，特别是对审判批判哲学 ^[8] 的应用，对欧洲法院的司法实践进行批判分析后（第二、第三部分），进而形成一种规范的解释理论（第四部分），以作为对现有法律解释方法所存在问题和不足的回应。

一、欧洲法院所适用的法律解释方法

法律解释方法，是指法院处理书面法律材料（如立法或判例）的方式，一般来讲，是指法院所建立的法律论证方式。其外，也会涵盖一些游离于“法律材料”之外的概念，例如“一般法律原则” ^[9] 或类似于“例外不得扩张”这样的推理准则 ^[10] 。可以说，法律解释方法所关涉的是法庭论证过程，这些论证可以是以条约、法律、判例等具有文本形式的法律文件为导向，也可以是以利益、原则或效应等不具有文本形式的概念为导向。许多基于非文本的论证被称作“实用主义”，尤其是在使用社会效应与经济效应等方法去阐述法院观点的情况下 ^[11] 。学界最为有名并得到公认的法律解释方法是由麦考密克（MacCormick）、萨默斯（Summers）和塔鲁夫（Taruffo） ^[12] 构建的MST类型学。 MST类型学将论证模式分为三大类十一种：即文意论证（linguistic）、体系论证（systematic）、目的论论证/评估性论证（teleological/ evaluative），而从构建者的意图来判断，每一种类型的划分都是横向并列的 ^[13] 。详细划分如下 ^[14] ：

A:文义论证 ：（A. 1）普通语义；（A. 2）特殊语义 。

B:体系论证：（B. 1）上下文一致；（B. 2）遵从先例；（B. 3）个别类推（analogiale gis）；（B. 4）逻辑论证；（B. 5）原则性论证；（B. 6）历史论证。

C:目的论论证/评估性论证：（C. 1）目的论论证（目的导向）；（C. 2）基于道德、政治、经济或其他社会因素的结果论证。

D:立法原意论证（Arguments from legislative intent）。

MST类型学的分类方式可谓之全面，目前法院所使用的法律论证方式都可囊括于其中。

众所周知，法院更倾向于使用“文本外”的法律论证方式，而不仅仅只是拘泥于文本的形式主义论证 ^[15] 。作为论证规则，法院的判例法语义论证渐让位于体系论证和目的论论证 ^[16] ，而法律论证又让步于“政治考量” ^[17] 。

当然，即使渐隐于目的论论证的光辉之下，语义论证在法庭中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18] 。例如，欧洲法院在 2000 年 3 月 23 日的判决中 ^[19] ，对《欧洲共同体海关法》中的“证据”一词进行了语义解释，并将由此解释形成的“语义概念”作为了主要的裁判依据 ^[20] ，而此也并非个案 ^[21] ，毕竟对欧盟法律的解释都必须从语义层面展开 ^[22]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欧洲法院对欧盟法律的解释有着“自主解释”的传统 ^[23] ，即便是适用文义解释，欧洲法院依然具有很强的创造性。也就是说，还可以给上文的A类论证方式中再加一条，即A. 3:欧洲法院的自主文义解释。

不过，欧洲法院更倾向于适用体系解释，尤其是从自身的判例（B. 3）和法律的一般原则展开论证（B. 5） ^[24] 。在一些经典的论证过程中，法律的序言已常被作为论证基础而加以适用 ^[25]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在事实上探讨判例，因为没有任何官方文本承认过遵循判例原则 ^[26] 。但是，欧洲法院依然竭尽全力地发展了一套具有强制力与约束力的判例去规范实践 ^[27] 。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在欧盟法律秩序中，判例在理论上也是最重要的法律渊源 ^[28] 。不过，由于规定遵循判例的法律规范的缺失，导致欧洲法院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受判例约束的标准无案可寻，从而造成时不时地违背判例倒成了欧洲法院心照不宣的光明正大的操作 ^[29] 。正如前文所示，目的论解释方法，包括功能标准和后果主义标准 ^[30] ，已在欧洲法院的推理论证过程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作为一个整体，目的性功能解释是欧盟法律最具特色的解释方法 ^[31] 。

二、法律解释方法和裁判的正当性

正当性与合法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32] ，正当性有着比合法性更宽泛的内涵，而后者是达成前者的一个重要因素 ^[33] 。不过，鉴于司法判决的不确定性，以及强调涵摄（ subsumption）和自主主义（automatism）的传统法律解释模式已不被认可，导致判决的正当性就无法完全依靠对法律条文墨守成规的解读而建立，尤其是存在因立法者有意而造成法律文本不严密的情况；或者是因立法者无法预见而出现法律空白的情况 。此外，即便是法律文本经过认真的编撰，情况也远非那么乐观，主要原因在于司法自由裁量权是无法完全被剔除于审判之外的，毕竟“法律的适用与否不能由执法机构直接决定”，进而导致“在法律中挑挑拣拣就成为判决的必由之路”。 ^[34] 实际上，司法判决，特别是像欧洲法院这样的法院在处理“疑难案件”后所形成的判决倒是一个造法过程，“是具有权威性的，因为其不是从既有的规范或是从更高的权威所导出：而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就具了绝对性”。 ^[35]

裁判的正当性可以建立在众多基础之上。就制度基础而言，正当性体现为对法官的民主授权，当然，授权可以是直接授权也可以是间接授权 ^[36] 。如果授权直接来自公民（通过公民直接选任法官）或是议会（通过议院选举宪法法院法官，或是由议院委员会任命法官），这种授权便是强授权；相反，如果授权来自一个自身都是被间接赋权的机关，例如司法部长任命，那么这种授权就是一种弱授权。而欧洲法院的法官的选任，则是由一个特别委员会推选，再由国家任命 ^[37] 。

如果制度基础无法发挥作用或是无力决定法官的任命，裁判的正当性则可以通过遵从于立法者的选择来确立，即所谓的司法节制模式 ^[38] 。然而，即便法官采取遵从立法者的立场，对法律文本和立法意图进行了解读，法官也会遇到无法获得答案的情况 ^[39] 。而这种情况还普遍存在，尤其对法律解释本身就存有质疑的情况下。当然，并不是说欧洲法院审理的案件都会遇到这种问题，但是即便没有遇到以上情况，法官即便秉持以善良意志行事，以遵从立法者选择的方式去解读法律似乎也难以施行。原因就在于，以多种语言起草的欧盟法律从撰写起始就带有了模糊性，毕竟其表达的是原则和目标，而不是具体的行为模式 ^[40] 。而且，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即是欧盟的立法起草团体所涉及的人员众多，人员之间不仅风俗习惯各相迥异，文化背景也是千差万别，在法律文本的表达上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实现求同存异，而不是明确和精准 ^[41] 。此外，由于“千差万别的语言版本、含糊不清的原则性规定、以及无法确定的‘立法者’意图等诸多因素冲击着传统的法律解释理论” ^[42] ，使得司法节制模式也受到了更多的挑战。事实上，欧洲法院对立法者意图这种法律解释方法，也没表现出太多的兴趣 ^[43] 。正如审判批判哲学中所假设的观点，我们有必要将焦点从忠诚于立法者，转向于忠诚于正义 ^[44] ，即“结果正当”（output legitimacy） ^[45] ，也可称为实用层面的正当性（pragmatic aspect of legitimacy） ^[46]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忠诚于正义”，即欧洲法院应当在结构性社会对抗中支持因处于弱势而受到压迫、支配的一方。

除此之外，还应当为裁判的正当性增加程序性理由（实用层面的正当性 ^[47] ），例如，让法院之友 、或社会裁判员参与审判 ^[48] 。正如皮奥特·尤查兹所强调的，“社会裁判员参与审判是强化司法正当性的重要因素”。 ^[49]

三、解释方法与政治性

对“政治性”的定义，笔者采纳的是查特尔·墨菲的概念，即强调社会的对抗性 ^[50] 。此概念区别于“政治”（politics）和“政策”（policies）。“政治”指向的是国家权力和权力分配的实践领域；“政策”指向的是国家权力运作，如经济政策、农业政策、社会政策、国防政策等 ^[51] 。墨菲的竞争性民主理论是建立在对“后政治民主”的批判之上，根据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后政治民主”理论学说 ^[52] ，冲突被可达成的理性共识所取代 ^[53] 。尽管墨菲强调冲突而非共识，但是她认为非常有必要通过嵌入适当的制度将对抗规制到可控的范围之内，以防止因对抗失控而导致民主制度的瓦解 ^[54] 。墨菲的理论可以这样理解：对抗可以而且应当被控制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之内，而不是政治共同体之外。如果可以将敌人转变为对手，那么对国家最高权力的竞争就会为程序主义所掩盖，暴发极端事件的可能性就会让位于周期性的民主进程 ^[55] 。在墨菲看来，对抗性政治是可以被“驯服”和“升华”的，即将“对抗”转化为“竞争”，而后者是可以与多元民主相兼容的。与“敌对方”不同，“竞争对手”认同“自身与竞争对手同属一个政治共同体，是在象征性领域之内的冲突”。 ^[56] 。

而传统审判中的解释范式，包括法律操作的解释和法律适用的解释，是与政治性、政治、政策相隔离的，法律的运作同样也有别于政治性的运作。与此不同，审判批判哲学强调审判和政治性领域的结构联系 ^[57] ，尤其是政治性被赋予了结构性社会对抗、竞争性社群或竞争性主体的相面 ^[58] ，例如，雇员与雇主，消费者与销售商，保守派与自由派，多数派与少数派，等等。事实上，法官作为法律解释者不可能超然其外，而是“在结构性社会对抗中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 ^[59] 因此，可以这样理解法官所发挥的作用，即“为广泛的社会对抗在具体的法庭诉讼中寻找相应的位置，并为如何适当解释那些影响着诉讼走向的重要法律展开辩论”。 ^[60]

政治性（结构性社会对抗）与判决之间的联系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官对个人之间争端的裁决常常（几乎总是）会对这种对抗造成影响，也就是说，不论是否出于法官本意，司法总会介入政治性领域 ^[61] 。这种介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法官的判决影响了个别公民或组织的利益，而该公民或组织又刚好属于结构性对抗中的特定群体。例如，法官所处理的消费者和银行之间的民事纠纷 ^[62] ，消费者与银行在结构性社会对抗中便分属不同的群体。虽然阿齐兹先生和加泰罗尼亚凯萨的律师们在法庭上为他们的个人利益而辩护，但是，他们的“战斗”同样也是银行和消费者之间法律“阵地战”的延伸。第二种情况，也是最为重要一种情况，如果争议由高等法院裁决（比如上诉法院或最高法院）、或由判决具有事实先例权威的超国家法院裁决（如欧洲法院），这就意味着这份本是针对诉讼双方利益的裁决，不仅会影响到朱巴克先生和夫人与莱芬生银行的利益，还会影响到那些与此案双方当事人处于类似情况的消费者与银行的利益 。

由此可知，法院，尤其是像欧洲法院这样享有至高司法权威的机关，不应当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解释客观法律和保护主观权利之内，还应当将自身视为政治性领域的仲裁员，毕竟其判决会直接影响到现有的结构性社会对抗，比如劳资之间、消费者和银行之间、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当然，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疑问：作为社会对抗的仲裁人，欧洲法院在多大程度上是根据自己的权威对社会对抗施加影响的，或又有多大程度是依据来自其他地方的决定（立法者）而施加影响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如果欧洲法院尽可能地采取忠实于法律文本的方式去解读法律（即适用上文第一部分中所述的A. 1、 A. 2 和D论证方法），那么欧洲法院就相当于将如何解决社会对抗的问题推到了立法者身上，也就是将自身裁判的影响力限制于个案之中。相反，如果欧洲法院采用更开放的法律解释方法，例如法律原则解释（方法B. 5），目的论解释（方法C. 1）或基于社会因素的解释（方法C. 2），这就意味着法院拥有了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平衡论即是借鉴了此类解释方法的推理模式 ^[63] 。如果法院需要在相互冲突的利益、法律原则、基本权利之间寻求平衡点，法院就必须具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否则对平衡点的探求很难会有最终的结果。最后，关于体系解释中的先例问题（方法B. 2），如果法律解释是基于欧洲法院自身的先例，而不是聚焦于死板的教条主义（判决依据和事实类比） ^[64] ，法院也会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四、司法解释的规范理论

审判批判哲学既有描述性要素，也有规范性要素。描述性要素包括对司法自由裁量权界线的分析 ^[65] 和法官对政治性领域的介入（结构性社会对抗），以及“司法——政治性裁判”的概念化 ^[66] 。规范因素包括裁判的伦理方面 ^[67] 和正当性理论 ^[68] 。审判批判哲学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可适用于任何类型的法院或裁判所。不过，将该理论适用于欧洲法院时，还必须考虑到欧洲法院所具有的超国家的特性。当然，审判批判理论的必要性也可以通过事实来证明，即有一种可以为欧洲法院广泛接受的法律解释规范理论，则可以提升其裁判的正当性，特别是在涉及类似于政治性司法裁判的疑难案件。

解释方法的概况如下：首先，对条约的解释，欧洲法院应遵循《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原则（以下简称《公约》）。《公约》第 31 条第 1 项规定，“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目的及宗旨所具有的通常意义，善意地解释。”第 32 条，则规定了解释的补充方法，即“为证实由适用第 31 条所得之意义起见，或遇依第 31 条作解释而：（甲）意义仍属不明或难解；或（乙）所获结果显属荒谬或不合理时，为确定其意义起见，得使用解释之补充资料，包括条约之准备工作及缔约之情况在内”。《公约》第 31 和 32 条的规定反映了现存的条约解释的国际习惯和普遍惯例，具有很高的权威性，适用于所有条约的解释，也包括对规定国际组织构成的解释，其中“目的和宗旨”便侧重于国际组织的有效运作。

《公约》支持经典的解释方法三分法：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公约》第32 条规定了解释补充资料的使用，即可以为证实第 31 条解释方法所得之意义而使用，也可以适用于条约含义在解释后仍模糊不清或为克服依 31 条解释方法所得结论出现“明显荒谬或不合理”的情况。《公约》明确采用了“文义解释”方法，即认为条约文本是各方意图的真实表达。因此，解释的出发点都是条约文本中的应有之义，而不是文本外的双方意愿。关于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存在适用时的位阶等级或优先顺序问题，可以视为需要同时考虑的组合操作。就建立国际组织的条约而言，目的解释是以“管辖较力”（effectiveness）要素为前提，而“管辖较力”要素则是将权力赋予组成的国际组织的正当理由。尽管如此，对条约文本的目的和意图的探寻仍存在局限性。毕竟与解释国内法或私法合同不同，国际条约文本内容的客观表达要比当事人双方的共同意愿更为重要，所以对条约的解读应当根据上下文的文义与文本中所含的目的来解读。但是，如果解释结果仍然模棱两可，法院有权适当利用辅助解释方式。

二级立法（指令、条例）的解释规则与国际条约的解释规则不同，其解释也不受《公约》的指导。曾在欧洲法律文化中盛极一时的立法原意解释，在二级立法的解释中也曾占据主导地位。但就目前来看，这种影响也日渐消退 ^[69] 。

考虑到法律保障的需要，将先例作为法律解释规范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提升欧洲法院判例法的正当性。特别是为欧洲法院审判庭的组成方式 和不同类型的程序（先决裁判、未能履行欧盟义务的诉讼、评议）提供正当性基础。审判庭组成，可以效仿波兰最高法院的模式，即只有在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由七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庭的裁决才对法院具有约束力，但是由法庭、联合法庭、全体法官会议做出的裁决，则具有当然约束力。七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庭做出的判决可被法庭的判决推翻；法庭做出的判决则可被该法庭或联合法庭的判决推翻；联合法庭的判决则可由同一联合法庭或由法院推翻；由法院做出的判决只能由其自己推翻 。波兰的这一模式可以在稍加改变后适用于欧洲法院，即如果欧洲法院专门小组认为有必要的话，可以用明确决议的方式，确认其判决是具有约束力的先例。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庭的判决可以被由五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庭的判决推翻，五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庭的判决可以由十五名法官组成的大审判庭的判决推翻，大审判庭的判决则由全体法官会议推翻。以此明确欧洲法院所适用的法律解释效力的起止时间，从而提升法律的确定力。鉴于欧洲法院的地位和作用，其判决也应对成员国的法院具有约束力。

解释方法和判例约束力将构成解释规范理论的表现形式。然而，在实践领域中，审判批判哲学非常强调司法自由裁量权的界线，因为司法自由裁量权会规避解释规范理论的论证公式，哪怕法院是以语义或体系解释去解释法律也会存在这种情况，更不用说以目的解释去解读法律的情况了。 ^[70] 事实上，“每当释法者‘解读法律’时，他们不可避免地会跨入政治领域，因为他们的所有脑力活动都自带了政治属性”。 ^[71] 邓肯·肯尼迪强调，司法自由裁量权的界限不是绝对的，而是一个程度问题，即法官为寻求与法律和先例所能导出的不同结果时，而对法律可以进行多大程度上的解读问题。也就是在大致了解法律和先例后，法官可以进行多大程度的解释工作的限制问题 ^[72]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便是引入“观念形态”（ideology） ^[73] 或价值论（axiology）判断，即判决影响到谁的利益时，谁的偏好便应当予以考虑。在这里，列举几例由法院在裁判中会涉及的冲突群体：消费者与销售者、雇主与雇员、企业或环境保护组织 ^[74] 。本着批判法学所具有的开放精神 ^[75] ，保护弱势一方（劳动者、消费者、承租人、少数派）和易受损的公共利益（环境保护、动物福利、文化多样性）因此成为欧洲法院解释法律时具有实质意义的指导原则。适用公开的价值论（价值驱动）立场，符合审判批判哲学的预设，也有助于提升欧洲法院判例法的实质正当性和推进渐进式的社会转型。就目前来看，在涉及消费者保护 ^[76] 和环境保护 ^[77] 的案例中，法院的确采纳了价值论，但却没有将其适用于保障劳动者权利的案件， ^[78] 也没有适用于涉及社会住房的案例， ^[79] 应当是法院认为资本的自由流动比广泛的住房政策更重要 ^[80] 。而我们所强调的解释规范理论，是在欧洲法院遵循通常的法律解释方法的前提下，面临如何适当地解释法律的两难境地时，要求法院站在弱势群体的一方。而在做出判决之前，也应先行分析案件中所涉及的结构性冲突 ^[81] 。

结 论

欧洲法院所适用的法律解释方法与其所做出的涉及结构性社会对抗的裁判的正当性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按照查特尔·墨菲对政治性概念的定义，我们可以推断欧洲法院所有的司法裁判都会与政治性有所牵连。基于此，笔者提出了欧洲法院法律解释的规范理论，以回应文章开始时所提出的挑战。概括而言，法律解释适用前，要先对裁决对象的冲突性质做出界定，选择更有利于弱势方的解释方法，以此作为促进社会正义的正当手段。在实施更为民主的法官任命之前，如果可以推行这一解释方法，不但有助于提升欧洲法院裁判的正当性，还会提升个案裁判的道德性。正如上文所强调，尽管欧洲法院已有保护弱势群体（消费者）的先例，但是并没有将其扩张到对工人和承租人的保护。而若采用本文提出的规范性解释方法则可以改进这一问题，从而使欧洲法院的裁判不仅仅只是技术和形式“正义”（Justiz）的体现，同样也是实质“正义”的体现（Gerechtigkeit）， 这样，欧洲法院的判决便享有了名副其实的“正义”。显然，促进社会正义的任务的限度在于法院的管辖范围，例如，法院更有可能对消费者案件做出裁决，而不是在劳动法领域内。

（编辑：杨铜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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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Judgment of 23 March 2000. Joined Cases C -231 /98 and C -406 /98 Leszek Labiś .，ECLI: EU: C: 2000: 154 .

[20] Judgment of 23 March 2000. Joined Cases C -231 /98 and C -406 /98 Leszek Labiś .，ECLI: EU: C: 2000: 154.（Paras. 28 -31）.

[21] Beck, G. The Legal reasoning of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 . Oxford: Hart. 188 （2012）.

[22] Szot, A. Reguły celowos'ciowe i funkcjonalne w wykładni prawa UE 《解释欧盟法律的目的和功能指令》. In Wykladnia prawa Unii Europejskiej . ed. Leszek Leszczyński. Warszawa: C. H. Beck. 178 （2019）。

[23] Judgment of European Court Case C -28 /98 Linster . Judgment of 19 September 2000. ECLI: EU: C: 2000: 468 （2000a）； Jedlecka, W. Reguly językowe wykladni prawa UE. In Wykladnia prawa Unii Europejskiej . ed. Leszek Leszczynski. Warszawa: C. H. Beck. 151 -152 （2019）； Szot, A. Reguły celowos'ciowe i funkcjonalne w wykładni prawa UE 《解释欧盟法律的目的和功能指令》. In Wykladnia prawa Unii Europejskiej . ed. Leszek Leszczyński. Warszawa: C. H. Beck. 179（2019）。

[24] 欧洲法院从欧盟法中至少引申出 11 项一般原则，包括：（1）平等对待和禁止歧视原则；（2）罪刑罚相当原则；（3）欧盟法律适用一致原则；（4）管辖效力原则（effectiveness）；（5）确定性原则；（6）忠诚合作原则；（7）尊重基本权利原则；（8）欧盟法律至上原则；（9）垂直直接效力原则；（10）协调解释原则/间接水平效力原则；（11）对例外、豁免和减损的限制性解释原则。 See Beck, G. The Legal reasoning of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 . Oxford: Hart. 195（2012）。

[25] Beck, G. The Legal reasoning of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 . Oxford: Hart. 191 （2012）； Judgment of 5 February 2002. Case C -255 /99 Anna Humer ， ECLI : EU: C: 2002:73.

[26] McAuliffe, K. Precedent at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 Linguistic Aspect. In Law and Lanuage : Current Legal Issues . ed. M. Freeman & F. Smi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83 （2013）.

[27] Stone Sweet, A. The Judicial Construction of Europe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7 -98 （2004）.

[28] Schermers, H. G. & Waelbroeck, D. F. Judicial Protec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33 （2001）.

[29] Komarek, J. Precedent and Judicial Lawmaking in Supreme Courts: The Court of Justice Compared to the US Supreme Court and the French Cour de Cassation. Cambridge Yearbook of European Legal Studies . 400 -401 （2009）.

[30] Beck, G. The Legal reasoning of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 . Oxford: Hart. 207 -215 （2012）.

[31] Kalisz, A. Wykładnia i stosowanie prawawspólnotowego 《欧洲共同体法律的解释与适用》. Warszawa. 153 -170（2007）。

[32] Schmitt, C. Legality and Legitimacy .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

[33] Schmitt, C. Legality and Legitimacy .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 6,9.

[34] Bekrycht, T. Transcendentalnafilozofia prawa. O zewnętrznym obowiᶏzywaniu i uzasadnianiu istnienia prawa 《先验法哲学：论法律存在的外在约束力与正当性》. ： Wydawnictwo Uniwersytetu Łódzkiego. 190 （2015）。

[35] Fusco, G. G. Normalising sovereignty: reflections of Schmitt's notions of exception, decision, and normality. Griffith Law Review 26（1）,134（2017）. https: // doi. org /10.1080 /103834412017.1345708.

[36] Mańko, R. W stron ę krytycznej filozofi orzekania : Politycznoś ć， etyka ， legitymizacja 《走向批判的审判哲学：政治、伦理、合法性》. ： Wydawnictwo Uniwersytetu Łódzkiego. 243 -247 （2018a）。

[37] Dumbrovsky, T. ，Petkova B. ，Van der Sluis, M. Judicial Appointments: The Article 255 TFEU Advisory Panel and Selection Procedures in the Member states. Common Market Law Review . 51 （2）,455 -482 （2014）.

[38] Posner, R. A. The Meaning of Judicial Self - Restraint. Indiana Law Journal . 59 （1）.（1983）.

[39] Posner, R. A. The Meaning of Judicial Self - Restraint. Indiana Law Journal . 59 （1）.（1983）. 24 .

[40] Arnull, 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Court of Justice . 2 ^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12 （2006）；Łachacz O. &Mańko R. Multilingualism at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Studies in Logic ， Grammar and Rhetoric . 81 （2013）.

[41] Kalisz, A. Wykładnia i stosowanie prawawspólnotowego 《欧洲共同体法律的解释与适用》. Warszawa. 153-152 -153 （2007）； Guggeis, M. & Robinson, W. “Co - Revision”： Legal - Linguistic Revision in the European U nion “Co - Decision” Process. In The Role of Legal Translation in Legal Harmonization . ed. C. J. W. Baaij. Alphen aan den Rij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51 -81;61 -62 （2012）。

[42] Łachacz O. & Mańko R. Multilingualism at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Studies in Logic ， Grammar and Rhetoric . 81 （2013）.

[43] Szot, A. Reguły celowos'ciowe i funkcjonalne w wykładni prawa UE 《解释欧盟法律的目的和功能指令》. In Wykladnia prawa Unii Europejskiej . ed. Leszek Leszczyński. Warszawa: C. H. Beck. 181 （2019）。

[44] Mańko, R. W stron ę krytycznej filozofi orzekania : Politycznoś ć ， etyka ， legitymizacja 《走向批判的审判哲学：政治、伦理、合法性》. ： Wydawnictwo Uniwersytetu Łódzkiego. 249 -250 （2018a）； Douzinas, C. & Gearey,A. Critical Jurisprudence :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Justice . Oxford: Hart. 172 -176.（2005）。

[45] Milej T. Prawowitos'ćwladzy państwowej a demokracja parlamentarna i re imy polityczne 《国家权力的正当性与议会民主和政治制度关系》. In Prawowitś ć wladzy państwowej ，《国家权力的正当性》 ed. M. Masternak - Kubiak, A. Mlynarska - Sobaczewska, A. Preisner. Wroclaw: Beta - Druk. 239.（2014）。

[46] Mańko, R. W stron ę krytycznej filozofi orzekania : Politycznoś ć ， etyka ， legitymizacja 《走向批判的审判哲学：政治、伦理、合法性》. ： Wydawnictwo Uniwersytetu Łódzkiego. 249 （2018a）。

[47] Mańko, R. W stron ę krytycznej filozofi orzekania : Politycznoś ć ， etyka ， legitymizacja 《走向批判的审判哲学：政治、伦理、合法性》. ： Wydawnictwo Uniwersytetu Łódzkiego. 249 （2018a）。247 -249

[48] 指那些非职业法律工作者的公民。 Juchacz, P. S. Trzy tezy o sędziach społecznych i ich udziale w sprawowa niu wymiaru sprawiedliwos'ci w Polsce 《三论关于波兰非专业法官及其参与司法活动的》 Filozofia Publiczna i Edukacja Demokratyczna 5（1）（2016）。

[49] 指那些非职业法律工作者的公民。 Juchacz, P. S. Trzy tezy o sędziach społecznych i ich udziale w sprawowa niu wymiaru sprawiedliwos'ci w Polsce 《三论关于波兰非专业法官及其参与司法活动的》 Filozofia Publiczna i Edukacja Demokratyczna 5（1）（2016）。 162.

[50] 在《民主的悖论》一书中，墨菲建议将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对抗”称为“政治性”，即“the political”，以便将它同“政治（politics）”区分开来。“政治”指的是以组织人类共存为目的的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在墨菲看来，“对抗”的概念在社会的思维中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否定性是社会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且永远无法被克服。“对抗”的理念同样也揭示了冲突的存在，并且对此没有理性的解决方法。“对抗”指向了一种对多元主义的理解，这与自由主义的所称的多元化又有很大的不同。自由主义所称的多元主义是一种稳定的交换模式，而墨菲认为的多元主义是社会对抗分化的结果。换句话说，在多元社会的结构下，对抗性是一种社会常态，这种对抗性可能会以一种“政治”的面目表现出来，也会以一种“社会活动”的形式展现。与“政治”的“求同”不同，“政治性”更多地表现为“存异”，即是寻求对社会中无法聚合也不可消弭的对抗与冲突的缓解方式。参见Mouffe,Ch. The Democratic Paradox . Routledge.（2000）。

[51] Sulikowski, A. ，Mańko, R. & Lakomy, J. Politycznos'ćprawa i ogólnej refleksji nad prawem: wprowadzenie[The Political Character of Law and Jurisprudence: An Introduction] . Archiwum Filozofii Prawai Filozofii Społecznej . 5-6（2018）.

[52] Menga, F. G. Conflicts on the Threshold of Democratic Orders: A Critical Encounter with Muffle’ s Theory of Agonistic Politics. Jurisprudence . 8（3）,540（2017）.

[53] Monteiro Crespo de Almeida, L. Direitos fundamentais e a democracia agonística: considerações jurídicas sobre a teoria política de Chantal Mouffe 《基本权利与竞争性民主：查特尔·莫夫政治理论的司法评论》. Revista Direitoe Práxis ，11 （2）,466 （2020）； McNay, L. The Misguided Search for the Political . Cambridge: Polity Press. 67 （2014）。

[54] Monteiro Crespo de Almeida, L. Direitos fundamentais e a democracia agonística: considerações jurídicas sobre a teoria política de Chantal Mouffe 《基本权利与竞争性民主：查特尔·莫夫政治理论的司法评论》. Revista Direitoe Práxis ，11（2）,467（2020）。

[55] Smoleński, J. Chantal Mouffe vs. Carl Schmitt: The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the Question of Sovereignty. Hybris . 16,63 -81（2012）.

[56] Mouffe, Ch. The Democratic Paradox . Routledge. 20 （2000）.

[57] Łakomy. J. Hermeneutic Universalism: A Post -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Political Character of Legal Inter pretation. In A Post - Analytical Approach to Philosophy and Theory of Law . ed. A. Bator & Z. Pulka. Berlin: Peter Lang. 55（2019a） .

[58] Mańko, R. Dimensions of the Political in Adjudication: A Case Study. Acta Universitatis Lodziensis . Foli aIuridica . 7（2020b） .

[59] Łakomy, J. ‘Politycznos'ć（teorii） wykładni prawa: perspektywa neopragmatyzmu Stanleya Fisha’ .《法律解释理论的政治特征：斯坦利·菲什的新碎片主义视角》. Archiwum Filozofii Prawa i Filozofli Społecznej . 26（2018）。

[60] Łakomy. J. Hermeneutic Universalism: A Post -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Political Character of Legal Inter pretation. In A Post - Analytical Approach to Philosophy and Theory of Law . ed. A. Bator & Z. Pulka. Berlin: Peter Lang. 51（2019a） .

[61] Mańko, R. Orzekanie w polu politycznos'ci 《政治领域的司法裁判》. Filozofia Publiczna I Edukacja De mokratyczna .（2018b）； cf. Sulikowski, A. &Wojtanowski, M. The Polish Constitutional Court Crisis – Some Remarks on the Political, Liberalism and Culture. In The Gradual Emergence of the Juristocratic State . ed. B. Pokol & A.Téglási. Budapest: Dialóg Campus. 188 -190 （2019）。

[62] Judgment of 14 March 2013. Case C -415 /11 Aziz ，ECLI: EU: C: 2013:164; Judgment of 3 October 2019. Case C -260 /18. Dziubak ，ECLI: EU: C: 2019:819.

[63] Kennedy, D. The Hermeneutic of Suspicion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Legal Thought. Law and Critique ，25 （1）.（2015）； Kotowski, A. Argumentacja z tożsamosci konstytucyjnej - celem podsumowania 《宪法身份之争：综述》. Studia i Analizy S ᶏ du Najwyższego ，47 （2017）。

[64] Beck, G. The Legal reasoning of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 . Oxford: Hart. 242 -250 （2012）.

[65] Mańko, R. W stron ę krytycznej filozofi orzekania : Politycznoś ć ， etyka ， legitymizacja 《走向批判的审判哲学： 政治、伦理、合法性》. ： Wydawnictwo Uniwersytetu Łódzkiego. 95 -146 （2018a）。

[66] Mańko, R. Dimensions of the Political in Adjudication: A Case Study. Acta Universitatis Lodziensis . FoliaIuridica . 7（2020b） .

[67] Kennedy D. A Critique of Adjudication { fin de siècle } .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Mańko, R. W stron ę krytycznej filozofi orzekania : Politycznoś ć ， etyka ， legitymizacja 《走向批判的审判哲学：政治、伦理、合法性》. ： Wydawnictwo Uniwersytetu Łódzkiego. 171 -220 （2018a）。

[68] Mańko, R. W stron ę krytycznej filozofi orzekania : Politycznoś ć， etyka ， legitymizacja 《走向批判的审判哲学：政治、伦理、合法性》. ： Wydawnictwo Uniwersytetu Łódzkiego. 237 -253 （2018a）。

[69] Szot, A. Reguły celowos'ciowe i funkcjonalne w wykładni prawa UE 《解释欧盟法律的目的和功能指令》. In Wykladnia prawa Unii Europejskiej . ed. Leszek Leszczyński. Warszawa: C. H. Beck. 181 （2019）。

[70] Mańko, R. W stron ę krytycznej filozofi orzekania : Politycznoś ć ， etyka ， legitymizacja 《走向批判的审判哲学：政治、伦理、合法性》. ： Wydawnictwo Uniwersytetu Łódzkiego. 113 -114 （2018a）。

[71] Łakomy. J. The Space of the Political in Legal Interpretation（Some Remarks on the Dworkin - Fish Debate） .In Law ， Space and the Political : An East - West Perspective . ed. P. Bies'- Srokosz et al. Częstochowa: Podobiński Publishing House. 136 （2019b） .

[72] Kennedy D. A Critique of Adjudication { fin de siècle } .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60,162,166,81（1997）； Kennedy, D. Legal Reasoning : Collected Essays . Aurora: Davies Group. 158,160-162,168（2008）.

[73] “观念形态”，在这里理解为“在与其他利益群体的冲突中，将自身视为本利益群体代表而行动的知识分子的普遍化目标。”参见Kennedy D. A Critique of Adjudication { fin de siècle } .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9 （1997）。

[74] Mańko, R. Dimensions of the Political in Adjudication: A Case Study. Acta Universitatis Lodziensis . FoliaIuridica . 10 -13（2020b） .

[75] Skuczyński P. Typy mys'li krytycznej w prawoznawstwie. Od krytyki poznania do walki o uznanie 《法理学中的批判性思维类型：从认知批判到认知斗争》. In Integracjazewn ę trzna i wewngtrzna naukprawnych 《法律科学的外部和内部整合》. ed. M. Zirk - Sadowski et al. Łód z '： Wydawnictwo Uniwersytetu Łódzkiego. 133 -134 （2014）； Mańko,R. W stron ę krytycznej filozofi orzekania : Politycznoś ć ， etyka ， legitymizacja 《走向批判的审判哲学：政治、伦理、合法性》. ： Wydawnictwo Uniwersytetu Łódzkiego. 136 （2018a）。

[76] Judgment of 14 March 2013. Case C -415 /11 Aziz ，ECLI: EU: C: 2013:164; Judgment of 3 October 2019.Case C -260 /18. Dziubak ，ECLI: EU: C: 2019:819.

[77] Judgment of 17 April 2018. Case C -441 /17 Commission v Poland （ Bialowie a Primal Forest ） . ECLI:EU: C: 2018:255.

[78] Judgment of 18 December 2007. Case C -341 /05. Laval ， ECLI : EU: C: 2007:809; Judgment of 18 July 2013. Case C -426 /11 Alemo - Herron et al . v Parkwood Leisure ，ECLI: EU: C: 2013:521; GC（2018）. Judgment of 15 November 2018. Joined Cases T -202 /10 RENV II and T -203 /10 RENV II Stichting Woonlinie et al . v Commission . ，ECLI: EU: T: 2018:795.

[79] Judgment of 8 May 2013. Joined Cases C -197 /11 and C -203 /11. Libertet al . v Flemish Government ， ECLI :EU: C: 2013:288.

[80] Korhals Altes, W. K. The single European market and the demise of Flemish housing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using Policy ，15 （2）.209 （2015）.

[81] Mańko, R. Dimensions of the Political in Adjudication: A Case Study. Acta Universitatis Lodziensis . FoliaIuridica . 5 -15.（2020b） . z+W80VzycgGkr08vAFcl2CCxxwfJs06YP4kniSN70OZU8l06NVLx7Gu2QPPx1B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