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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是在吸收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资本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实践尤其是政治思想和实践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观的转变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其中法国因素起到了特别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在《莱茵报》做编辑工作时对普鲁士政府专制统治的揭露，促使马克思进一步思考国家形式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并逐渐向唯物主义转变。而在此期间，要对法国传来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进行评论促使马克思开始关注这些思想并阅读了法国社会主义的相关的书籍。这些书籍使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有了良好的感性认识，也认识到必须对之进行理论论证。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没有得到大学教员的职位。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到1843年3月31日该报被查封，马克思一直在该报做编辑工作。在这里他直接参与了反对封建反动统治的政治斗争，接触了经济和社会问题，促使他的哲学和政治上观点开始发生改变。虽然他仍然认为精神是世界发展的动力，国家是理性的最高体现，但是他发现具体政治问题并不能在纯粹形而上学的理论领域解决，我们必须深入地弄清现实关系并参加实际政治斗争活动。这种看法促使他离柏林的“自由人”团体越来越远。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体现了马克思观点的逐渐改变。在1842年5月写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中马克思猛烈抨击了普鲁士政府扼杀出版自由的书报检查制度，开始怀疑普鲁士国家是否像黑格尔所说的是理性的体现。同时马克思这时还看到人们的思想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由人们的等级地位决定的，“在这里论战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等级”
。马克思在这里要求人民的普遍的自由，而不是个别人或某一个特殊阶级的自由。《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写于1842年7月，马克思在这里指出哲学不应该幽闭于理论领域，而应该发挥指导国家社会生活的作用。1842年10月，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努力维护贫苦农民的利益，认为他们捡枯枝根本不是盗窃，而且马克思还认识到物质利益在社会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作用。
同时，马克思从赫斯和梅维森等人处了解到，法国社会主义的影响已经成为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亟待认真研究。由于《莱茵报》在当年夏天发表了梅维森和赫斯的几篇具有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倾向的文章而受到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批判。马克思作为报纸主编，必须对之进行回应。为此，马克思在1842年10—12月第一次阅读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其中有蒲鲁东（《什么是财产？》）、德萨米（《卡贝的诽谤和政策》）、勒鲁和孔西得朗等人的作品。马克思在《共产主义的奥格斯堡“总汇报”》上，第一次对共产主义表明了态度，首先他认为不能任意地对共产主义发表评论，而应该建立在更加科学深入的研究上，并以最贫苦居民阶层的真正利益为基础。因为正像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要求享受贵族的一部分财产和特权一样，现在无产阶级也要分享一部分中产阶级的财产。这显示马克思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斗争的客观性。他在1842年5月18日前后撰写了一篇批判莫泽斯·赫斯的文章——《中央集权问题上的德国和法国》，通过对德国和法国国家形式的比较，批判了赫斯对问题的抽象看法
。在这些法国因素的影响下，马克思开始进一步关注社会政治形式和经济贫困等社会问题，并认识到这些问题不是简单的批判就能解决的。他开始怀疑“青年黑格尔派”对国家和绝对精神的观点。因此从《莱茵报》辞职后，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期间开始集中研究国家形式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并对从法国传来的在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思想进行理论论证。
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通过勤奋的理论探索解答了自己心里的大部分疑惑并超越了费尔巴哈的人道唯物主义而走向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时期，除了内心疑惑及费尔巴哈的人道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推动，对世界历史尤其是法国革命史的研究工作，为马克思思想转变提供了直接的经验材料和具体论据。
由于《莱茵报》受到了反动政府的查封。马克思于1843年4月到了克罗茨纳赫与燕妮完婚，并在这里待到10月。在这五个多月中，马克思勤奋地进行理论研究，留下了10个印张的手稿和5个笔记本，总结了《莱茵报》时期的实践经验，并解决了思想上有关国家和法的困惑，同时也为《德法年鉴》的出版、发行做准备。
在这个时期，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的哲学思想给了马克思思维方法的启发。马克思在阅读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时就赞同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和他的唯物主义的主张，从而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人的本质问题。而在克罗茨纳赫期间，他阅读了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后，最终克服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缺陷。费尔巴哈区分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并指出作为感性直观的唯物主义和理性思维的唯心主义二者的根本区别，将意识和物质的关系作了与黑格尔观点不同的颠倒。在费尔巴哈的启发下，马克思也将国家形式和市民社会的关系进行了颠倒。
在此期间，马克思对法国革命史著作的研究为马克思观点转变提供了有力的历史经验的支持。当时他阅读并作了详细摘录的法国历史和政治哲学的著作有：路德· 维希的《近五十年史》、瓦克斯穆特的《革命时代的法国史》、兰克的《德国史》、汉密尔顿的《论北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并不是只关注细节，而是注重对历史逻辑的把握，从而形成了《克罗茨纳赫笔记》的摘录。笔记第一组的主要内容是有关所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及其与政治关系的联系。其中，马克思通过摘录《法国史》而研究了封建社会的产生过程，而对卡洛林王朝的研究则证明了封建国家的军队体制同财产关系有着直接的联系。第二组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了阶级的产生和阶级特权、等级特权的性质以及封建等级向资产阶级结构过渡等方面的问题。其中，通过摘录法国历史学家比埃尔·达鲁的著作《威尼斯共和国史》，马克思认识到在当时地产决定着头衔等社会规律。他还探究了法国中世纪城市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的形成并进行的反封建斗争，并肯定了以市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为“辛勤的手工业劳动和贸易”
的迅速发展而做出的贡献。第三组的内容主要是有关国家与法的问题。马克思探讨了法国三级会议的产生、组成和作用方式。同时，马克思也研究了英美德国的等级代表制和资产阶级国家代议制，认为代议制只是资产阶级用以同封建制度相对立的国家形式，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绝不是代表人民主权。《克罗茨纳赫笔记》中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对法国革命史专门的研究，对于马克思加深对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局限性的认识，启发马克思随后对工人阶级伟大历史使命的认识并转向共产主义奠定了基础。
通过对法国政治史尤其是法国革命史的研究，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有了新的认识。首先马克思通过对法国封建王朝的更替和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政局的变迁的研究，实现了对财产所有制的深入认识，实现了对自由、革命、平等、议会制和人权等抽象政治概念的超越。例如，马克思在仔细研究了法国封建社会的更替后发现，财产的所有制才是制约社会结构或政治变更的真正基础，同时他对自由的看法也有了新的认识。马克思在对默瑟尔著的《爱国主义的幻想》的研究中发现，上古时期的制度只保障人身自由，这就是说，自由只同人身相联系。后来的国家才开始为了有利于物质的自由而限制人身的自由。因而，自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真实的历史中不同制度下，自由观念是完全不同的。其次，对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促使了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马克思阅读了兰克发表在《历史政治杂志》上的《论法国复辟》一文后，作了摘录并评论说：从形式上看，在“路易十八时代，宪法是国王的恩赐（钦赐宪章），在路易·菲利普时代，国王是宪法的恩赐（钦赐王权）”，“国王创立法律（旧君主制），法律创立国王（新君主制）”，似乎主语和谓语可以互相颠倒，因此，“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成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这表明了马克思对国家观念的认识已经超越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理解，逐渐转向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对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促使他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马克思看到当时不少作者，例如吉拉廷和洛贝尔图斯把当时斗争着的无产阶级比作历史上古罗马帝国时期的野蛮人。洛贝尔图斯写道：“现代社会里许多人在精神和道德上都是野蛮人。和他们一样，这些野蛮人陷入贫困、固执和粗野之中，垂涎别人的财宝，以毁坏（别人拥有的）文化为极大的乐趣，所有这些似乎是他们的当然的权利。有产阶级可以用军队来对付无产者，但这完全不足以制止‘野蛮人’，千万不可忘记：‘在古罗马军队中服役的野蛮人夺取了罗马。’”
尽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无产阶级的鄙视，但也显示了无产阶级可能是一个推翻并代替资产阶级的阶级。马克思从这些分析中加深了对无产阶级重要作用的认识，最后形成了关于无产阶级是新世界创造者和资产阶级掘墓人的历史使命学说，从而实现了从激进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再次，马克思在认真研究法国革命史中还得出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有必要性的结论。在《克罗茨纳赫笔记》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法国大革命的性质和特征，即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往往把本阶级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等同起来，同时，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其实质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马克思发现了此次大革命的局限性，即政治革命只能使资产阶级获得解放，而使全人类得到解放，还需要彻底的社会革命。马克思由此得出阶级斗争的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必要性的结论，他指出：“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为，因为他需要消灭和破坏旧的东西。”
如果说在巴黎的生活促使了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那么在英国的经商经历则促使了恩格斯彻底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恩格斯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法国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与运动给了恩格斯解决社会问题的有益启示。
恩格斯到英国后，深入英国的现实生活，认真研究英国的历史和现状，实地考察英国各阶级的生活状况，掌握了英国阶级斗争的大量材料，在此基础上写了一系列文章，深刻分析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和社会矛盾，探讨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规律。在理论研究中，恩格斯燃起了强烈的革命热情，坚定不移地投身于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列宁曾指出，恩格斯是在曼彻斯特认识工人阶级的，“恩格斯到英国后才成为社会主义者”
。
通过对英国各种社会及政治现象的分析，恩格斯认识到只有物质利益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刚到英国一段时间后，恩格斯就发现英国人对物质利益的重视，但当时他认为这是英国落后的表现，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自私自利、贪婪成性造成的。在《国内危机》中，他说：“有一个问题，在德国已经是不言而喻的，而对于一个顽固的不列颠人，却无论如何也讲不明白，那就是所谓的物质利益在历史上从来不可能作为独立的、主导的目的出现，而总是有意无意地为引导着历史进步方向的原则服务。”
这表明恩格斯持有的观点是精神原则决定物质利益。随着研究的深入，恩格斯认识到追求物质利益并不是落后的表现，而是英国特有的历史现象，具有进步性的一面。只有以物质利益和精神原则的关系为切入点，才能透过表面现象对当时英国各党派的性质和相互关系作出透彻的分析，才能发现党派斗争的根源是物质利益。
另外，恩格斯还进一步发现物质利益的冲突能够导致社会革命。从经济方面看，英国工业的发展使资产阶级的财富迅速增长，但无产者却一贫如洗，关税和物价飞涨，国内商品的增长要求对外输出与殖民地开拓。政治方面，封建势力依然强大，英国人只有法律规定内的有限自由。所有这些问题造成了英国的危机，只能通过伟大的革命来解决。恩格斯预言，英国社会革命将以工人民主派的胜利而结束，而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不能通过和平合法的方式进行，而只能通过暴力变革。可以说，恩格斯最早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来推翻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统治的观点，这是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要贡献。恩格斯关于物质利益的冲突对社会发展起重要作用的观点，为他建立唯物史观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而对英国工人状况的考察，促使恩格斯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化。英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使恩格斯将英国革命的希望寄托于英国工人和社会主义者。恩格斯认为虽然英国社会主义力量薄弱，但宪章派正在形成，他们是英国最先进最有前途的政党，会对欧洲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产生重大影响。英国当时的工人运动有两个主要派别，一个是社会主义者派，另一个是宪章主义者。恩格斯一方面积极参加宪章派的活动，另一方面主动参与社会主义者举办的各种集会和演讲。他充分肯定宪章派和社会主义者对工人的教育和启发作用，认为他们代表着英国的未来，“从社会主义者身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英国人的毅力，但最使我惊奇的却是这些我认为可爱的小伙子们的宽宏大量，但这绝不是示弱”
。但与社会主义者和宪章主义者根本不同的是，恩格斯认为，仅仅通过合法斗争，无产阶级将不可能获得解放。他主张以暴力推翻现存制度，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
通过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恩格斯认识到了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使命。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把自己置身于英国工人运动中，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认为英国的未来和工人阶级的命运密不可分。他通过调查发现，虽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日益恶化，但英国工人人数众多，占国家人口的三分之一，已经成为英国强大的阶级。他认为英国工人不仅是一个受苦难的阶级，而且是一个战斗的阶级。1842年，曼彻斯特工人罢工斗争失败后，恩格斯意识到工人运动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只有通过科学理论的指导，无产阶级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状况和任务，才能作为独立的阶级进行社会斗争。恩格斯毫不妥协地站在工人阶级的一边，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进行了科学分析和研究，为工人阶级的斗争指明道路。在恩格斯看来，英国工人阶级人数众多、力量强大，虽然粗野、没有文化，但是他们没有偏见，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很有前途。而资产阶级和其他上层阶级过着养尊处优的腐化生活，没有任何前途。恩格斯经常参加工人们的讨论会，倾听工人们的心声，深深为工人们的精神所打动。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事业同无产阶级的斗争紧密联系起来，把工人阶级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恩格斯坚定的阶级立场使得恩格斯的社会历史观趋向科学社会主义。同时为了为无产阶级革命探寻科学理论指导，恩格斯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他从1843年春夏开始，仔细研究了卡莱尔、亚·斯密等人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并在1844年2月发表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发表标志着恩格斯思想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英国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实践给恩格斯以巨大的思想启发，使他认识到物质利益的重要性。而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给恩格斯思想转变提供了重要思想材料来源，使他能够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彻底地把握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
随着英国阶级斗争和欧洲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恩格斯开始思考社会变革途径的问题。欧洲大陆上特别是法国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给恩格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这段时期的研究成果是于1843年11月发表在欧文派的机关报上的《新道德世界》和哈尼参与编辑的发表在《北极星报》上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在这些文章中恩格斯重点对当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空想共产主义代表巴贝夫的思想，对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的思想，对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德国宗教改革及农民战争领袖托马斯·闵采尔的思想，近代空想共产主义创始人威廉·魏特林的思想及当时的哲学共产主义思想进行了介绍和评论。在介绍完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后，恩格斯表达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和坚定信念，“共产主义并不是英国或其他什么国家的特殊情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
。这种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表明恩格斯已经不是从道德或逻辑推理方面来看待共产主义，而是认为共产主义有一定的客观现实基础。恩格斯还认识到共产主义事业不是一国的事业，而是现代各国共同的事业。另外，恩格斯对共产主义实现的道路即社会革命也有新的理解，即恩格斯认为社会革命的最终目标是改变社会的所有制，而不是别的什么政治因素。恩格斯认为不同国家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会根据自己的具体国情而有所不同。这些对共产主义及其实现途径的见解表明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已经萌芽。
在对法国社会政党斗争、阶级斗争观察和法国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研究的基础上，恩格斯逐渐认识到物质利益和经济关系的基础作用，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和历史使命，后来又到巴黎感受到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的伟大斗争，最终完成了向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