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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成长与其教育环境，尤其是与本国的历史文化等因素息息相关。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出生在德国莱茵省，而由于他们出生前不久莱茵省被法国统治，他们的成长也受到了很多法国因素的影响。法国因素甚至决定了他们少年时期的思想方向和青年早期的政治倾向。这些影响伴随了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思想发展，对他们形成和发展科学理论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文艺复兴所点燃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之火燎遍了欧洲。英国、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等国的资本主义虽然发展有快有慢，资产阶级文化却相互交融，尤其文艺复兴后，德国在文化上吸收了英法等国的先进理论思想后后来居上。对马克思恩格斯童年和少年时期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是新兴资本主义，当时法国和英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恩格斯故乡所在的莱茵省与法国接壤，同时在他们出生前不久这个地区还直接处于拿破仑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生早期必然受到法国因素的影响，尤其受到法国启蒙思想和法国革命的深远影响。而这些法国因素促使马克思恩格斯在少年时期就产生了自由民主思想和利他主义的价值观。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的大事件。君主制封建制度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冲击下于1794年走向瓦解，在这个时期，法国的贵族、封建和宗教统治不断受到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及上街抗议民众的冲击，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民主思想逐渐代替了封建等级观念。法国大革命影响深远，持续时间很长，革命过程激烈，推翻了法国封建统治并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封建秩序。人民群众的力量在革命进程中得到了一次又一次惊人的展现，并推动革命不断向前。法国大革命传播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欧洲的人民进行了思想革命洗礼，对整个欧洲封建统治甚至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德国当时虽然是落后的封建专制国家，但由于与法国接壤，也不免受到革命的波及，尤其是拿破仑曾从1794年至1814年统治德国西部的莱茵省，使得德国直接受到资本主义革命的冲击。法国革命以及拿破仑对莱茵省的统治对这里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德国因法国入侵而分成了两个主要派别，即自由民主派和封建反动派，分别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反动的农业封建势力。莱茵省由于拿破仑的统治，其民主思想也促使了德国民主自由文化的兴起。同时，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也促进了德国无产阶级的觉醒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
在本国资本主义发展和法国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德国在1830年以前除了资产阶级同反动国家之间这一冲突之外，同时还存在一个符合人民进步要求的民主反对派。这个反对派的立场主要反映在罗泰克写的《世界史》（1808年）等著作中。受到法国革命思想深刻影响的罗泰克，作为一个人民主权的拥护者，坚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要求人民享有主权。资产阶级中的极端温和的自由主义，只限于在君主制度范围内保卫资产阶级的基本阶级利益，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制度。而同时产生的民主运动则力求按照人民的利益来更彻底地改变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代表君主国家和教会势力利益的保守派比如卡尔·哈勒和亚当·米勒等人以及反动的浪漫主义者则反对新兴的自由民主主义。
1830年，七月革命结束了波旁王朝的统治，也促进了法国人民群众的觉醒和斗争。法国1830年的七月革命使得德国自由民主思想进一步发展。这是因为法国革命动摇了整个欧洲的神圣同盟体系，而且德国新兴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促使了德国自由民主思想的发展。而自由民主思想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分化为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后者又在持续的发展中分化为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汉巴赫大会是自由主义者进行的宣传活动，失败后又产生了自由主义的文学运动，即“青年德意志”的政治—文学运动。法国革命、民主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了这一运动中的一些活跃人物。比如1830年革命后就一直居住在巴黎的路德维希·白尔尼就是民主制度的热情捍卫者，他主张德国应当建立像法国大革命中所建立的共和国，给予人民自由和幸福。同时由于白尔尼看了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拉梅耐的《一个信徒的话》（1833），又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并把这本书译为德文，大大促进了民主思想在德国人民中的传播。“青年德意志”运动中一位更有声望的人物是海涅，也长期居住在巴黎。他比白尔尼对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已经注意到贫困等社会问题，并将之作为更深层的问题。他在巴黎接触了圣西门主义后成为信徒，认为只有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才能实现民主。这两个人物分别对青年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思想成熟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历史进步的需要。法国工人运动及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思想形成的必要阶级基础和思想来源之一。
社会主义的思想火花古已有之，且中外相通，它们是数千年来将勇气和希望照进社会黑暗角落的思想火种。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为前提的，其思想内容则是扎根于物质的经济的社会事实来批判现实和实现理想的。现代空想社会主义肇始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欧洲，并且伴随着资产阶级的日渐强盛和无产阶级的逐步形成，相应地表现为不同的理论形态。尽管对于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谱系和表现形式向来颇有争议。但我们在广义上说的空想社会主义，是指自现代社会主义发端以来未能基于唯物史观进行阐发和实践的社会主义，涵括除科学社会主义以外的所有社会主义学说。最早揭露资本主义“原罪”的人是英国人莫尔（1478—1535）。他在1516年写的《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简称《乌托邦》）中，对当时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批判鞭辟入里，对理想社会——乌托邦的描绘令人神往。18世纪的法国人摩莱里（约1700—1780）和马布利（1709—1785）发展了社会主义学说，使之“有了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在近代理性狂飙突进的年代，摩莱里和马布利不再用文学形式来控诉现实和描绘未来，而是立足理性原则，从理论上论证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并且拟定一系列理性法则来指导社会改革。但是他们的学说以自然秩序为前提，想要回到私有制出现以前的“黄金时代”，实质上是一种“禁欲主义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这种直接的共产主义理论，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初级表现形式，主要是富有道德感的知识分子对农民和手工业者不幸遭遇的本能同情与直接抗拒。空想社会主义的最高发展形式是法国思想家圣西门（1760—1825）、傅立叶（172—1837）和英国思想家欧文（1771—1858）的理论体系。圣西门在1802年写了第一本著作《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提出实业制度的一些初步构想。傅立叶在1803年公开发表首篇论文《全世界和谐》，指出现有文明制度将被新的和谐制度所代替。欧文在1800年担任新拉纳克的管理工作，成功实践了生产与生活、经济与道德交互发展的理念。这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在各自所处的社会环境下，结合各自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背景，将社会主义思潮在19世纪上半叶发展到历史高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直接来源。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各国陆续爆发无产阶级政治斗争运动，无产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正是工业革命和无产阶级开展阶级斗争的直接产物。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就是欧洲三大工人运动之一。在法国1830年的七月革命中，法国工人曾积极参加这一斗争，期望建立共和制度，使自己获得政治权利，改善自己的困难处境。但实际上正好相反，波旁王朝被推翻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更加恶化了，这引起工人的普遍不满。1831年11月和1834年4月，里昂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起义。在具有革命传统的法国，里昂工人起义是由一家丝织品工场的工人发动的，得到其他行业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的响应。经过三天的英勇鏖战，起义者占领了里昂。但是，由于当时的起义者还没有独立的政治组织，一部分参与者对资产阶级政府及官员还抱有幻想，革命胜利的果实没有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12月3日，起义就被从巴黎赶来的六万军队镇压。1834年4月，里昂爆发了第二次工人起义。起义的导火线是政府在当年2月对罢工组织者的审讯和3月政府宣布取消秘密结社的法令引发了工人的愤怒。这次起义的工人及其支持者打出了争取民主共和的斗争旗号，具有明确的政治诉求。起义者们宣布要进行一场与资产阶级不同的属于无产阶级“自己的斗争”。工人经过六天顽强的斗争，在4月15日被反动派残酷镇压。无产阶级从此觉醒了，粉碎等级森严的制度成为自觉，无产阶级不再跟在资产阶级后面，只是反对自己敌人的敌人，而是把资产阶级作为直接斗争对象，携带自身的政治诉求大步登上政治舞台。1834—1835年，法国工人开始有了自己的秘密组织，最初是共和派团体，1837年成立了“四季社”并发动了1839年5月12日的巴黎起义，在1840年、1841年则出现了平均主义工人社和以德萨米为组织者的人道派秘密工人团体。法国工人运动走上了组织起来的道路。
德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也在法国因素的作用下发展起来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德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随之发展起来。德国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是18世纪后半期在德国产生的。当时威廉·海因兹、弗里德里希·克林格尔等人用文学作品的形式批判了资本主义的不平等、金钱崇拜等弊端。而到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出现了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的理论家。这些理论家的思想明显受到了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影响。
巴贝夫认为只是用金钱贵族、大投机商的统治来代替国王的统治是不够的，还必须消灭贫困和不平等。他主张用密谋和暴力的方式来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从而实现社会真正平等。巴贝夫在1797年因秘密活动泄露而被处死。而第一帝国和神圣同盟时期出现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则不主张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消除不平等，而是诉诸理性和教育来改变社会。圣西门认为资本主义的缺陷在于不能合理地组织生产，不能消灭贫困，因此应当由国家组织生产，并多关注穷苦人的利益。同时他还反对基督教只关注人的灵魂的救赎，认为人还必须获得感性生活的解放。之后，傅立叶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只能导致危机和贫困等问题。他设想用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法郎吉”来代替资本主义。这种结构强调了资本、天才与劳动的和谐结合，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爱好找到工作。在德国受到圣西门思想影响的有格奥尔格·毕希纳等人。毕希纳在斯特拉斯堡（1831—1833）时，成为圣西门主义以及法国秘密组织“人权社”革命学说的信徒。他与只争取立宪和出版自由之类政治改革的自由主义者不同，他认为社会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他积极参加了“不羁者协会”在黑森大公国发起的农民运动，失败后逃亡瑞士。像毕希纳一样，德国的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受到镇压后，很多革命者流亡到法国或者瑞士。而在法国建立的德国正义者同盟受到了法国革命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后来与马克思恩格斯发生了紧密的联系。
总之，法国大革命、启蒙思想及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了德国的政治和社会，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客观和主观条件。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在那个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时代，在那个资产阶级大革命兴起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进入了少年时期。无论是家庭环境，还是学校教育都激起了他们强大的求知欲和强烈的投身这一“洪流”的抱负。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和人文主义的启蒙精神通过家庭和学校的间接作用影响了马克思早年的价值观和政治倾向，从而为其后来进一步向新的世界观转变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意识是物质的反映，是实践的产物。童年和中学时代马克思的思想主要是由他所处的特殊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及当时的社会实践决定的。德国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及社会实践，尤其是来自家庭及学校的宗教信仰首先对马克思思想发展产生影响，但决定马克思少年时期思想发展方向的则主要是法国因素。这些法国因素主要包括法国启蒙思想、革命精神等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及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这些法国因素和德国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马克思树立了早期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和为全人类自由而奋斗终生的远大理想和倾向于人民大众的人生观、价值观，并对马克思以后的思想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对儿童和少年时期马克思思想发展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来自德国本身。德国悠久的历史使他产生了历史感和传统感，但德国不发达的残酷现实也增加了他对物质和现实的关注和重视。而马克思犹太教的家庭由于莱茵省的宗教政策不得已改宗为新教，但又居住在天主教地区。这种情况使马克思幼年时就产生了与社会环境的疏离感，以后他未能在大学里谋取一个教职更加重了这种情感。马克思对社会现实的强烈批判倾向无疑与这种疏离感不无关系。这种历史感、对现实情况的关注以及对自身社会环境的批判倾向源于马克思在德国的成长环境，成为马克思一生思想发展的感性基础。
马克思的家乡给了马克思专注一生的对历史的偏爱和热情。特里尔是马克思出生的城市，也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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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城市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北部罗马，是罗马军队最大司令部所在地。至今的特里尔城区中心仍完整保留着古罗马时期的遗迹，其中的君士坦丁宫约在1700年前建造，而建造的材料全部运自埃及；没有完工的恺撒浴场地面中央是一块开阔碧绿的场地，场地地下的热水供应和排泄系统如迷宫一般复杂，显示了古罗马工程的水准；圆形剧场至今仍在每个季度举办古罗马音乐节。这些建筑距离马克思和燕妮故居只有步行20分钟的距离。
马克思家附近的黑门就是罗马城墙的北门，有第四世纪宏伟的教堂。在中世纪，该城市的边界曾延伸至梅斯、土伦和凡尔登，而它拥有的教堂数量是德国当时规模与之相当的城市中最多的。年少时的这种环境不仅给了马克思相伴一生的特里尔城的莱茵河畔口音，而且也给了马克思对历史始终如一的热情。
马克思家庭的宗教传统及其在当地的非主流地位赋予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救世情怀和对社会的批判倾向。马克思的父亲和母亲都是犹太人，他们信仰的是正统的犹太教，他们的先辈一直是犹太的拉比（犹太人中的教师和智者）。马克思父亲的职业是特里尔城市的高级诉讼法庭法律顾问，多年来一直担任这个城市律师协会的主席，在社会中有着受人尊重的地位。虽然他声称自己早就与家庭断绝了关系，但他从犹太教改信基督教只是为了能够继续从事自己的职业，因为普鲁士规定犹太教徒身份的人不能担任公职。马克思的母亲对犹太教有着更深的信仰，她在家中保持着犹太人的风俗。她非常依恋自己父母的家庭，一直觉得自己在特里尔城是个陌生人。但为了长子入学，她于1825年受洗成了基督徒。犹太教中的救世思想使得马克思产生了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产生了为全人类谋幸福的使命感和价值观。而他的家庭由于宗教原因而产生的与当时德国社会法律规定的冲突则使得马克思倾向于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德国与英法相比相对落后的经济社会现实，则使马克思不得不更加注重残酷的现实。
马克思恩格斯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德国资产阶级迅速发展、无产阶级开始产生和阶级斗争开始爆发的时期。但在17世纪和18世纪，德国的经济与英法两国相比发展得比较迟缓。德国由于美洲和印度航路的发现而被大西洋沿岸诸国排挤出国际贸易后，它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衰落，又为镇压伟大农民起义、三十年战争的破坏以及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签订后长期的四分五裂局面所困扰。因此，它在两个世纪中未能得到英法两国在17世纪和18世纪所实现的那种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固然，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期，曾企图用创立手工工场的办法来推广普鲁士的重商主义制度，但是这个尝试失败了，因而直到法国革命爆发的时候，普鲁士以及整个德意志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封建农业国家。而在19世纪上半期，德国的经济与英法相比都慢了一拍。落后的社会现实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更加容易产生对其的思考，无疑有利于后期对唯物主义理论的接受。
但由于德国，特别是莱茵省与法国毗邻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法国文化和历史实践的深刻影响。法国大革命给马克思的故乡莱茵省特里尔市带来了深刻影响。法国革命消灭了法国的封建关系，并且在整个欧洲使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势力和封建专制势力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起来。这一革命对德国也发生了强烈的影响。法国在国民公会、执政内阁和拿破仑治下所取得的胜利和成就，对德国发生了极强烈的影响。这些胜利和成就破坏了旧德意志帝国，动摇了它的封建体制，并且使革命思想进入德国。这就使得政治、社会和精神生活都分成两个对立的派别：一个是自由民主派，这个派别也和在法国一样，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意向和人民意识的觉醒；一个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派。马克思的故乡莱茵省从1794年到1815年一直被法国人占领。它的一百个小邦组成了四个区，在那里推行了革命和帝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改革。因此，莱茵省便从几乎是中世纪的状态过渡到新的社会经济形式。以城市脱离农村和居民分为贵族、僧侣、市民、农民这些等级为基础的旧的封建社会体制，同与之相联系的封建特权一起被消灭了。建立在经济自由和政治、法律、纳税平等上面的新的经济和社会组织产生了。贵族和教会地产的出售，使富裕农民成为更大的土地所有者，而广大小农则变为乡村和城市的无产者。土地的分割有力地推动了曾经受到封建制度束缚的农业的发展。由于法国这个销售市场的开辟和实行抵制英国竞争的大陆封锁，亚亨、巴门和爱北斐特的纺织工业，以及雷姆夏特和佐林根的金属加工工业都大大发展起来。鲁尔区的行政长官在1810年时说，他的区是全欧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法国大革命开始时，特里尔曾是法国逃亡分子和反革命势力的中心。特里尔人受到感染，也支持了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运动，他们在这里种了一株自由树，并且设立了一个雅各宾俱乐部。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表明法国自由主义战胜了神圣同盟，也促使了莱茵省民主自由主义的高涨。1832年，摩塞尔的葡萄酒酿造业者参加了规模巨大的、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汉巴赫大会。当年特里尔的许多居民都希望通过法国的帮助而获得解放。而莱茵省农民等贫困人口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更加贫困，促使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在这个地区开始出现。圣西门主义在特里尔很流行，使得天主教不得不公开出面干涉。另外，路德维希·伽尔在特里尔宣传傅立叶主义的思想。伽尔在1825年发表《办法何在？》一书，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崇拜、阶级矛盾等问题，认为采取傅立叶主义的方法即建立国家手工工场的办法来为集体经济开辟道路以解决社会危机。但是由于还没有为数众多的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在这里的影响并不明显。
自由主义思想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来自家庭，尤其是他的父亲希尔舍·马克思。希尔舍学问渊博，是当地著名的律师，深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据马克思女儿艾琳娜回忆，爷爷“深深地沉浸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关于政治、宗教、生活、艺术的自由思想里”，能够熟练背诵卢梭和伏尔泰和拉辛的一些作品，完全赞同18世纪法国理性主义的观点，相信理性的力量。法国理性主义者认为人类本质上是善的，并且都同等地具有理性；人类的不幸是因为无知、悲惨的物质状况和专制压迫；人类取得幸福的主要途径是教育和努力创造物质条件。他对理性主义的信仰和为了保护家人不受迫害而从犹太教改信了新教。他对宗教的这种自由主义态度对少年马克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还亲自参加当地的自由主义运动，并在运动中担任主要角色。有一次他参加了特里尔莱茵地区自由主义代表在1834年（当时卡尔·马克思16岁）举行的一次宴会。
这次宴会遭到德国当局镇压后当地民众又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马克思父亲也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并在事后被警察审问。马克思父亲受到法国启蒙精神影响而产生的理性主义、宗教自由主义、政治自由民主思想对少年马克思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马克思也通过中学教育和朋友深受法国启蒙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马克思从12岁开始就读的特里尔中学倡导一种典型的人道主义教育，尤其宣扬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精神。马克思完全接受了这种精神的教导，这从他对该学校持有封建反动倾向的老师廖尔斯的故意蔑视中可以看出。他在毕业离开学校时，向所有老师辞别，而唯独没有理睬廖尔斯。另外马克思从他好朋友的父亲、未来的岳父威斯特华伦那里也接受了启蒙精神的文学熏陶，并了解了圣西门主义等对社会弊端进行分析的思想。威斯特华伦是一位很有教养的人物，马克思对他非常敬重，将他视为自己的第二个父亲。他对浪漫主义文学的爱好影响了马克思，更重要的是他还关心社会问题和圣西门主义。马克思在他影响下产生了对圣西门主义的兴趣。
来自家庭、学校和朋友的影响使马克思少年时期就确立了思想倾向和政治倾向，树立了强烈的人文主义观念和关注社会进步的意识，以及理性主义和朴素唯物主义的萌芽。马克思在中学时的一篇作文——《根据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至十四节论信徒和基督的结合》中体现在他在父亲和富有自由民主倾向的中学老师的影响下对宗教的早期理解。这里马克思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完全遵从神的旨意，而是应将宗教建立在道德之上，甚至认为人的本质就在于不断提高道德，也就是拯救人类。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世界观，以及对人的使命的认识。而马克思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职业选择时的考虑》则更明确地体现了这种倾向于伦理道德的、关注人的自由和大多数人幸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同时还体现了对社会关系重要性的一定认识。马克思在文中谈到青年人在选择职业时不能被虚荣心和一时的爱好所左右，而是应当考虑自己的能力和自己所处社会上的关系。这些能力和社会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规定了我们未来的职业活动。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父亲和老师思想中的启蒙理性及法国自然神论的某种思想的影响。同时马克思还提到青年在选择职业时不能只考虑自身，而应选择能增进全人类福祉的事业，“……，经验则把造福于人类最大多数的人称颂为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教给我们，一切人所追求的那个理想是为人类牺牲了自己……”为全人类自由和幸福而牺牲自我的论述充分展示了马克思此时已经树立起了倾向于社会公众的人生价值观。这也充分体现了启蒙人道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马克思从中学时就将个人价值同人类价值、社会价值联系起来思考问题。这种受到法国启蒙思想中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影响而产生的人生价值观，为马克思以后人生理性世界观的树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奠定了感性的基础。从柏林大学毕业时提交的博士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从理性思维的基础上分析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试图用哲学来达到改造世界、造福人类的崇高理想。随后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下试图用改造国家上层建筑或政治的方式来改造社会，消除社会的弊端，从而为人类谋福利。而接触社会实践后，他开始转向唯物主义，认为经济才是基础，无产阶级才是解放全人类的真正物质力量。可以说马克思的一生就是为人类和社会的幸福而奋斗的一生。而法国启蒙思想中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是青少年马克思人生价值观的主要来源，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同时来自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利他主义价值观又帮助马克思剔除了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利己主义成分。从而使马克思形成了利他主义的人生价值观。在这种人生价值观的引导和影响下，才有了马克思后来的革命的人生价值观和世界观。但是这种世界观还属于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性质。这些观念的抽象性体现了当时马克思世界观的局限性和不成熟。
法国社会主义思想还使马克思少年时期就非常关注民主、平等等社会政治问题。法国革命思想中对人权的强调，启蒙思想中对人性自由解放的关注在马克思父亲和中学老师的身上都有明显的体现。希尔舍·马克思在家中对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品及思想的谈论，在社会生活中积极参加反对德国封建专制、支持自由民主运动的政治活动，中学老师尤其是校长维尔巴登在学校中所倡导的民主活动对少年马克思的思想必然会有所触动，使他更多地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思考社会问题。而未来岳父威斯特华伦男爵对圣西门主义的论述则使他也从某种程度上在政治问题之外也关注了社会问题。
总之，家庭和中学教育给马克思的思想注入了追求自由、民主和关心大众及社会政治问题的原始基因。在诸如法国启蒙思想、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统治、社会主义思想等法国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少年马克思的世界观、人生价值观充满了启蒙人道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理性主义的色彩，也使他更加关注民主政治和社会问题，这些思想成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底色，贯穿了其一生。
在此期间，法国因素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主要是使马克思越来越关注社会政治问题。大学里具有自由进步思想的马克思在他的老师甘斯和青年俱乐部成员科本的影响下，加强了对社会政治问题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和圣西门主义思想的关注。同时在那些年间发生的法德战争引起了“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博士俱乐部成员的关注和激烈争论。这些争论使青年马克思进一步关注社会政治问题。在这些法国因素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下，马克思逐渐从哲学政治批判转向了激进政治批判。
马克思于1835年10月进入波恩大学。波恩大学一年的学习没有给马克思带来什么实质上的进步，他创作的诗歌表明他一直沉浸在浪漫主义的思想中。而他在此期间参加的青年作家协会则可能对他有一定的革命思想的影响。因为这个协会的创立者是两个革命学生比德曼和芬奈尔斯列本。比德曼是过去特里尔中学的学生，被指控编写革命歌曲；而芬奈尔斯列本先前是“不羁者协会”的会员。卡尔·格律恩，未来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组织的奠基人之一，也是这个协会的会员。马克思不免受到这个文学性质的协会的政治影响。马克思学业证明书上附注的一句评语可能预示马克思曾参加了这一协会的政治活动。这句评语是：“据告发，该生将违禁武器携带至科伦。”
1936年10月，马克思来到柏林大学就读。这个时期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当然是德国的古典哲学，马克思认真学习了黑格尔哲学并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德国古典哲学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哲学，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精神产物，集2000多年来欧洲哲学发展之大成，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人类理论思维的新高峰。黑格尔哲学中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理内核”，同时马克思还在批判继承黑格尔法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批判基础和哲学立场。大学老师甘斯是给马克思介绍黑格尔哲学思想的领路人。马克思从甘斯的课堂上第一次接触了黑格尔的思想，并在1837年冬季在柏林郊区施特劳拉疗养时系统阅读了黑格尔和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政治上，他在青年和中年时期热情地颂扬法国大革命追求自由和解放的精神，而在老年则趋向保守，主张哲学应为国家服务。在哲学上，他研究并汲取哲学史上一切主要思想流派的精华，创立了庞大而逻辑严密的辩证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吸取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同时也批判继承了其法哲学和历史哲学思想，并在此基础上逐步确立了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首先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恩格斯评价说，黑格尔的哲学功绩在于他把这个世界描写为一个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的过程，并试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而有力地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同时黑格尔还全面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即质量互变、矛盾的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其次，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历史哲学也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是为马克思提供了批判的基础。青年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仔细阅读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得出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结论；批判了英雄史观，提出了人民创造国家的思想；提出了国家的发展不是只有缓慢的质变，而是也必须经过质变即真正的革命才能建立新国家的观点。另外，黑格尔把整个人类历史看作是有内在联系的有机体，反对把社会历史看作无数偶然现象的堆砌，认为人类历史上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相互更替和相互变迁是合乎规律向前运动的过程，从而提出了“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历史观虽然是唯心的，但他的思想与现实紧密相连，现实的内容到处都渗透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人们完全可以从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辩证批判中得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可以说，黑格尔的历史观是新唯物主义的直接理论前提。
“青年黑格尔派”是促进马克思从自我意识角度理解黑格尔思想的关键，他们的博士俱乐部使马克思接受了自我意识哲学，并以之作为反对保守主义并寻求自由的思想武器。在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引领下的“青年黑格尔派”举起批判的武器，从理论上与当时的统治阶级的观点和制度进行激烈的斗争，主要是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以此达到改变现存不合理的事物。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理解和认同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在论文中，通过对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差别的比较，马克思在世界历史视野中实现了哲学的社会理想与现实的政治实践的融合，从而突出了哲学的政治性和政治的哲学性，因为世界的哲学化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研究的意义在于改变世界，哲学对外部世界的改变并非外部反思，而是在现实的斗争中扬弃现存的缺陷，同时反观并否定哲学内在的缺点，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新世界，从而实现哲学和现实的生成。另外，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思想为马克思恩格斯克服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缺陷产生了巨大的启发作用。他认为，宗教是从人本身生发出来，从个体的、现实的、属肉的自身分裂出来并使之升华为统治人的精神实体，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这种认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无神论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费尔巴哈还对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进行了批判，认为这是理性的神秘性，不是绝对理念支配世界，而是从现实具体中产生出来的。这种对黑格尔思想中主客体关系的颠倒，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青年黑格尔派”对马克思的影响至少持续了七年之久，主要是使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哲学中的自由内涵，成为他哲学研究的起点。
而在这一时期法国因素的影响是间接的，主要使马克思进一步转向激进政治批判和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德国古典哲学作为西方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与法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实质上是法国革命的德国体现，尤其是从康德开始的德国古典哲学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在哲学层面的要求和愿望。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更是吸取了法国激烈的革命精神。同时，马克思从老师甘斯那里了解了一些圣西门主义的思想，使得马克思可能更多地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爱德华·甘斯在柏林大学法律系任教，思想上属于进步的黑格尔派。马克思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就认真听了他的讲座。甘斯具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他在巴黎认识了圣西门主义并且掌握了其基本原理，即通过合理组织生产和分配财富的办法使人类彻底解放。他积极参加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反对派的活动，并通过课堂、讲座把革命思想传播给学生。当时同时开课的法律系教授卡尔·冯·萨维尼则代表历史法学派反对任何革命和进步，认为人们应该尊重历史的传统。在甘斯课堂上认真听讲的马克思受到了甘斯哲学、政治和社会观点的深刻影响。甘斯对法国大革命和圣西门主义的支持则使得马克思进一步关注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等社会政治问题。
与此同时，“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对法国革命和民主政治的关注，法德冲突的爆发等也促使马克思更加关注社会政治问题，更加注重理论与现实的统一。“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科本赠送给马克思一本书，这本书主要是赞颂了启蒙运动的原则。“青年黑格尔派”其他成员在政治上与科本一样，完全支持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原则，他们认为应当将这种原则完全应用到德国，改造封建专制的普鲁士国家。马克思在这种氛围中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运动。这种对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精神的支持和向日趋激进的政治批判的转变也影响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
1840年德法冲突使得“青年德意志派”更加注重政治问题。1840年7月，英、俄、奥、普签订了一项有关东方的条约，而法国则被排除在外，这导致了法德之间的冲突。虽然当时德国有很强的反对法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青年黑格尔派”则支持法国。卢格认为这个冲突是立宪制度和专制制度之间的冲突。而莫泽斯·赫斯对此有深入的研究。赫斯的思想混合了犹太教、哲学和社会主义的因素。他的《人类圣史》一书吸取了傅立叶学说中关于社会和谐和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思想，是在伽尔后对德国空想共产主义发展作出新的贡献的人物。他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作出的新的突破和贡献就是要求除了政治斗争外，还不能脱离社会斗争。他在《欧洲三头政治》一书中认为行动哲学不应局限在理论领域，而应在实践上实现，可以将德国的理论批判和法国的实干精神结合起来，就能实现理想社会。在对法国革命胜利的理解方面，“青年黑格尔派”认为法国革命的胜利只是自由主义原则的胜利，赫斯则认为自由主义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而社会主义才是人类发展的方向。这部书中包含三种思想，即行动哲学、社会主义思想和德法两国必须为实现社会主义结成联盟的思想。“青年黑格尔派”对法德冲突的争论进一步引起了马克思对民主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兴趣。但是他当时在忙着博士论文写作，还没有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法国启蒙思想和法国革命斗争的鲜活历史事实则对马克思的哲学思考有所促进。在思考人与环境、自我意识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时，马克思越来越注重将其作为对立统一的关系来思考，而且更加注重了世界的客观性，认为只有意识的批判并不能改变世界。这种思考也使他能够超越“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并向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迈进。
柏林大学期间，法律研究和参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马克思通过自己的哲学研究逐渐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和政治观点，越来越转向对他们唯心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在这个过程中，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费尔巴哈哲学思想使他对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产生怀疑，并更加注重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考。这也促使他在思考主客观关系时更加从联系的相互作用的方面来思考问题，更加注意到意识的主观性和世界的客观性，这也促使他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向。
儿童和少年时期的恩格斯也深受家庭、学校教育和中学毕业后的商业学徒生涯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来自德国的因素主要是家庭教育给予他的反抗精神，而来自法国的自由主义和启蒙文学则给了他进行个人斗争的勇气及对无产阶级悲惨生活的怜悯。德国和法国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少年恩格斯形成了为个人自由而奋斗的人道主义的精神。
恩格斯的家庭教育引起他对宗教问题的关注和对现实压迫的反抗。恩格斯于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莱茵省巴门市的一个工厂主家庭。恩格斯的家庭里主要充斥一种严格保守和虔诚主义的精神。这种虔诚主义是集加尔文教传统和清教传统于一身的宗教教义。它是早期资本主义的各种倾向的思想表现，因为早期资本主义崇尚节俭、严格和近乎吝啬的美德，能够扩大流动资本。虔诚主义是想通过严格的信仰和艰苦的生活使人们即使受到压迫和剥削也麻木不仁。虔诚主义使基督教丧失了人的一切特征，把人生的一切欢乐都斥为罪恶，这引起了恩格斯的厌恶。而恩格斯的父亲是一个具有虔诚主义情绪的极为保守的人物，他也要求恩格斯有这样严格的信仰。母亲则比较热爱生活、有幽默感，并鼓励恩格斯阅读启蒙主义的作品，比如歌德的诗歌。这种父母思想的矛盾也引起了幼年恩格斯的心理困惑和对家庭气氛的反感。由于恩格斯在家里找不到任何人的理解，因此感到孤独。在他们家工作过的一位妇女回忆，有一次他在大白天提着灯笼，就好像是正在寻人的第欧根尼一样。
这样家庭存在着虔诚主义、保守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想的矛盾，使得少年恩格斯不但具有悲天悯人的仁爱性格，而且具有对精神和现实压迫的反抗精神。恩格斯反对压制生活的任何自由，反对已经形成的因循守旧的规则，为了精神上的需要，他甚至在基督教的思想领域中寻求自由。父亲对少年恩格斯职业的选择也引起了他的不满和内心的反抗。上完中学后，父亲要求他这个长子放弃继续求学和做诗人的打算，回家从事商业。这种职业使他深感苦恼，但又期望能够在经商时有闲暇写诗，因此恩格斯服从了父亲的安排。离开中学后，恩格斯在家里又住了一年，以便为自己未来的职业做准备。但是由于讨厌家里的气氛，又不喜欢经商的职业，他把这种对家庭和职业的不满以及对生活的渴望表现在对诗歌的向往上，认真地参加了一个诗歌小组。之后，恩格斯被父亲送到不来梅学习经商。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在莱茵省的统治使得恩格斯的家乡莱茵省巴门市等地的资本主义纺织工业更加兴盛起来。
恩格斯的父亲是一个纺织工厂的厂主，在巴门和英国的曼彻斯特都有工厂。这种条件使恩格斯很早就了解了社会经济现象，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下工人生活的悲惨，对他们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为他将来的资本主义批判奠定了感性基础。不来梅经商的经历使他更加痛恨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
中学时期从老师那里和阅读中受到了法国自由主义的影响，促使恩格斯产生了追求个人自由的思想。恩格斯从巴门中学毕业后来到爱北斐特市立中学。爱北斐特市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比较进步，那里的工人曾在1829年起来反抗厂主。而爱北斐特市立中学也有一些自由主义思想的教师，比如历史和文学教员克劳森，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就对恩格斯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爱北斐特中学高年级学习的时候，他以极大的情趣钻研了欧洲的优秀文学名著，尤其是法国和德国的启蒙思想家的文学作品，例如莱莘、伏尔泰、莫里哀、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作品给恩格斯思想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838年发表在《不来梅谈话报》上的《贝都英人》是恩格斯来不来梅之前就创作的一首政治诗作，体现了他受到卢梭自由观的影响而渴望得到个人自由的思想。这些作品使恩格斯的人道主义精神不断加强，并有了为自由而斗争的精神。但是恩格斯这时对政治自由主义还没有产生兴趣。他对家庭和社会的反抗情绪只是表现在宗教斗争和对英雄人物的崇拜方面。
[1] W. Bracht， Trier und Karl Marx ，1947，p.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