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写作概况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本篇简称《神圣家族》）写于1844年9月至11月间，于1845年2月在德国法兰克福出版。“神圣家族”这一书名来自基督教，拉丁文称作Sancta Familia，是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及玛利亚的丈夫约瑟的合称，有时还外加施洗约翰和以利沙伯，也称“拿撒勒家族”（天主教称“纳匝肋家族”）。“圣家族”是经典的圣诞主题，包括基督降生、牧人崇圣、博士来拜以及流亡埃及，同时这一主题也常见于各类教会建筑的内部装饰和绘画、雕塑等艺术品，不乏杰作，其中非常著名的一幅画作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安德烈阿·曼泰尼亚绘于1845年的作品，描绘了神圣家族及随侍的门徒、天使和神父。马克思和恩格斯借用这个题名来讽喻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他们把鲍威尔比作耶稣，把其他几个伙伴比作他的门徒。这些人妄自尊大，自以为超乎群众之上，正像耶稣在人间传道一样。

《神圣家族》是一部以批判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论战性著作，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完成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此时的马克思刚完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本编简称《手稿》）前两个笔记本的写作不久，1844年8月，恩格斯在返回曼彻斯特的途中经过巴黎，两人在巴黎一家咖啡馆再次相见。不同于第一次相见时的冷淡，此次会面他们相谈甚欢，开始了持续一生的伟大友谊。在此次会面之前，恩格斯为马克思在巴黎主编的《德法年鉴》提供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另一篇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尤其是后一篇文章得到了马克思极高的赞扬。客居巴黎期间马克思已经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摘录研究，写下了9本经济学笔记，由于缺乏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观经验，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如恩格斯深刻，恩格斯的著作也进一步激发了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兴趣。两人开始互相通信，并最终促成了在巴黎的这次“历史性的会面” 。由于“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 ，他们一拍即合，立即决定合写一本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布鲁诺·鲍威尔哲学观点的小册子。

布鲁诺·鲍威尔是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公认的领袖，鲍威尔自1829年起在柏林大学神学系学习，恰逢同年黑格尔当选柏林大学校长，黑格尔哲学在德国的影响力如日中天，鲍威尔在黑格尔去世前聆听过他的讲座，并整理了笔记，可见鲍威尔很早就受到了黑格尔思想的影响。随后，他通过以正统黑格尔派观点批判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而奠定了自己在黑格尔派中的地位，两人的持续争论使得黑格尔派分裂为老年黑格尔派与青年黑格尔派。1838年鲍威尔出版了《启示史批判》，认为绝对精神作为上帝仍然是抽象的，只有自我意识才可以在历史中起作用，凭借此书鲍威尔转而一举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精神领袖。1839年至1843年，鲍威尔从事青年黑格尔派的激进活动，例如在柏林大学的同事和朋友中组织“博士俱乐部”，经常参加俱乐部活动的多为持激进观点的年轻人，包括马克思在内。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也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成员，但在马克思、恩格斯逐渐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的时候，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日益走向保守和堕落，醉心于抽象的哲学理论，陷入了主观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由于普鲁士当局实行迫害、威胁等镇压政策，鲍威尔被逐出波恩大学，《莱茵报》等进步报纸被查封，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开始分裂。1842年年底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改称“自由人”，核心成员有布鲁诺·鲍威尔、麦克斯·施蒂纳、埃德加·鲍威尔等人，他们不关注现实生活，而注重抽象的哲学争论，逐渐放弃了原本的激进民主主义观点，陷入了思辨唯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中。可以说从《莱茵报》时期开始，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分歧就已经逐渐地公开化，担任《莱茵报》编辑时，马克思拒绝发表“自由人”的稿件，导致与鲍威尔的关系破裂。1843年秋，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发表之后，马克思和鲍威尔在观点上的争论全面爆发。此后一年间，鲍威尔在《文学总汇报》上写了一系列文章，他是“第一个批判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人” 。尤其在《文学总汇报》的第8期上，鲍威尔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批评了马克思担任主编的《莱茵报》的自由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倾向，这是马克思希望撰文回应鲍威尔的直接动因。但是由于鲍威尔等人“批判的批判”的立场在当时的德国学界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认可，《文学总汇报》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因此，当赫斯得知马克思打算批判《文学总汇报》的计划时，他写信劝说马克思无须批判鲍威尔。但与此同时，《莱茵报》的主要创始人格·荣克则为马克思寄去了《文学总汇报》的第5、6、7期，希望他能写一篇批判鲍威尔的文章。梁赞诺夫专门引证了格·荣克给马克思的通信，并且指出，马克思“在1844年7月至8月间开始准备出版批判鲍威尔的作品” 。一个月后，赫斯也转变了态度，支持马克思批判鲍威尔。赫斯和荣克的想法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他在1844年8月11日给费尔巴哈的信中再次提出了批判鲍威尔的计划：“我将出一本小册子来反对批判的这种谬误。对我来说，最宝贵的是您能实现把您的意见告诉我，总之，如能早日得到您的回音，我将感到荣幸。” 寄出这封信的半个月后，恩格斯途经巴黎，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马克思向恩格斯提出了共同批判鲍威尔的提议，反对《文学总汇报》“把‘批判’变成某种超验的存在物” 的做法，恩格斯欣然同意，并在逗留巴黎的十日内就按照原定计划写完了在这部著作中承担的七个部分，1～1.5个印张，共计15页。随后马克思把这本小册子扩展成了一本书，并于1845年2月以《神圣家族》这一讽刺性的标题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以单行本出版，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了一次总清算。鲍威尔接着在《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3期上发表了反驳马克思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又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第一卷第二章针对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进行批判。这样的哲学论战在1845年以后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神圣家族》在出版后即成为畅销书，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甚至进入了政治学和文学的研究视野。但是自1845年出版之后，《神圣家族》并未再版，数量稀缺。1874年李卜克内西根据实际需要，希望恩格斯能够再版此书，但是最终由于一些原因没有实现。在恩格斯晚年，有多位研究者希望获得《神圣家族》的单行本，但是恩格斯手头也只有一本，他表示：“如果这一本丢失，那末我今后就完全不能再预计要出的《全集》里准备出新版了。因此这一本无论出什么代价我都不能放手。” 发行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神圣家族》一书的传播，在外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中，最早的一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是1902年梅林在德国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遗著集》，其中未收录《神圣家族》。直到1932年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第一版第3卷（MEGAI第1部分第3卷）中才出现了《神圣家族》。1955年，苏联开始编辑出版俄文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神圣家族》收录在第2卷中。该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世界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很多国家都是依据这一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作为本民族语言全集翻译的底本的。如50卷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日本出完39卷版以后，依据俄文第二版出版了日文版全集的补卷；中文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根据俄文第二版全集并参考德文版全集翻译出版的；欧洲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俄文39卷全集的基础上出版本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当时编辑者看来，《神圣家族》是利用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克罗茨纳赫笔记》中的法国革命史研究的成果而创作的，这样就使读者把《神圣家族》纳入马克思思想转折期的阶段中去考察，而这种看法几乎被以此为翻译底本的其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接受了下来。例如《神圣家族》中译本的卷首说明中就接受了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说法，认为“‘神圣家族’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受了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的影响，费尔巴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过渡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同时这部著作已经含有1845年春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批判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的、直观的唯物主义时所持的某些论点” 。

此外，其他主要语种的马克思恩格斯作品编辑状况我们以英译本为例略做说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1卷等重要著述在恩格斯逝世前就已经有了英文译本，到20世纪20年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都陆续译成英文，在英美出版发行。1924年，美国共产党在纽约成立了国际出版社，并同苏联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开始有计划地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其他社会主义著作。直到1926年，《马克思文选》在纽约和伦敦两地出版，这是英语世界第一次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选集。该版本摘编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等早期著作7篇，未收录《神圣家族》。同年在纽约出版的《马克思基本著作》只包括《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和利润》3篇和恩格斯的序言。1932年美国共产党人伊斯特曼编辑了一个选编本，题为《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及卡尔·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其中摘编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等，也未能收录《神圣家族》。此后还出现了1935年阿多拉茨基编辑的《马克思选集》和1949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两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仍未能收录《神圣家族》。直到1956年，《神圣家族》的完整英文译本才首次刊行。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统筹下，莫斯科进步出版社从1975年开始与英国共产党、美国共产党的两家出版社合作出版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截至2005年，50卷已经全部出齐，这是目前英语世界最大规模、最为权威的版本，该版本目前可以通过网页浏览，《神圣家族》收录于该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是1975年在莫斯科印刷出版的。除此之外，在英语世界中，也有学者编选了《神圣家族》中的部分内容，并提供了各自的英译本。博托莫尔和吕贝尔在《马克思社会学与社会哲学文选》中编选了《神圣家族》中的诸多片段，并由博托莫尔本人译为英文。 ^[1] 罗伯特·塔克在《马克思恩格斯读本》中编选了《神圣家族》第四章第4节的片段，英译文也是由编者本人提供的。 ^[2]

《神圣家族》是较早的被翻译成中文的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之一，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译本的版本流变和传播情况较为复杂，并且由于宣传的需要，译者只是把有利于革命需要的部分章节译介过来。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理论界都没能看到这部著作的全貌，不过这也不能磨灭《神圣家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史中的重大意义。中文版《神圣家族》的节选最早出现在1929年12月出版的《费尔巴哈论》一书的附录中，译者为彭嘉生，节译了《神圣家族》第六章第3节（d）“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篇名为“法兰西唯物论史”。1930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论的断片》一书中同样节选了“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部分，篇名改译为“法国唯物论史”，译者署名向省吾，该版增加了三条注释。1930年2月，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了《马克思论文选译》第一集，其中刊载了由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李一氓翻译的《神圣家族》节译本，《马克思论文选译》是根据由美国共产党成立的国际书店出版的英文版翻译而成的，其翻译底本是俄文编定本。这部著作以列宁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为代序（原书标题为“马克思主义引论”），选取了马克思的9篇文章，其中前三篇是专著，包括：（1）《哥达纲领批评》（即《哥达纲领批判》）；（2）《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3）《经济批判导言》（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出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其余6篇文章都译自《资本论》第1卷和《神圣家族》的章节，包括：（4）《资本积蓄的历史倾向》（即《资本论》第1卷第二十四章第七节）；（5）《蒲鲁东》（即《神圣家族》第四章第四节摘译）；（6）《法兰西的唯物论》（即《神圣家族》第六章第三节摘译）；（7）《中国革命与欧洲》（即《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8）《六月的日子》（即《六月革命》）；（9）《1848年革命与无产阶级》（即《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可见，第5、6两篇文章节译了《神圣家族》第四章中的“批判性的评注1”“批判性的评注2”和第六章中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等章节中的部分内容，同时还将注释增加到50条。这部著作对于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20世纪早期中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要思想的理解和把握。1930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由程始仁编译的《辩证法经典》，这部著作编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唯物辩证法论述的文章，共有10篇，其中包括：《思辨的构成之秘密》，即《神圣家族》第五章摘译；《关于傅渥耶巴赫的论纲》，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唯物的见解和唯心的见解之对立》，即《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摘译；《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即《哲学的贫困》第2章摘译；《经济学研究之一般的结论》，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摘译；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即《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给古盖尔曼的书信（一八六八年七月十一日）》，即《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8年7月31日》摘译；《唯物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即《反杜林论》引论的摘译；《什么是物质？什么是经验？》，即《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3章摘译；《关于辩证法的问题》，即《谈谈辩证法问题》。1932年5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了由杨东莼和宁敦伍共同翻译的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又名《机械论的唯物论批判》）一书，其中收录了《神圣家族》第六章第3节的内容，取名为《法兰西唯物论史》。1936年5月25日，东京质文社出版了由郭沫若翻译的《神圣家族》第五章和第八章的节译本，这是中文版《神圣家族》的又一个节译本。郭沫若翻译的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有《政治经济学批判》（1931年12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初版，1932年7月再版，1939年5月又以言行出版社名义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节译）（1938年11月言行出版社出版）和《神圣家族》（节译）（1936年5月25日东京质文社出版，1936年11月15日再版）三部著作，都具有重要价值。他原本还打算翻译《资本论》，但最后未能如愿。郭沫若翻译《神圣家族》版本是在特殊年代的特殊形式下在日本出版的。193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后来又建立了“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会”，促进了马克思文艺理论的翻译工作。1934年，在日本东京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中国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秘密成立了“左联”东京分盟，并创办了三个刊物，《杂文》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杂志得到了当时一系列左翼作家的支持，在文艺界具有较大的影响，它刊登了鲁迅、茅盾等作家的文章，郭沫若也是重要的支持者之一，这套杂志的革命的性质引起了日本反动当局的注意，因此在出版了三期后被勒令停刊了。有鉴于此，郭沫若以歌德的书名《质与文》建议杂志改名为《质文》，并且亲自为《质文》题了字，以便继续出版，这就是“质文社”得名的由来。“质文社”还编辑出版了一套“文艺理论丛书”，包括马克思、高尔基等关于文艺的论述，目的是让作家“把握住科学的理论，以认识和表现社会的现实”。因此，《质文》杂志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理论宣传作用。郭沫若版《神圣家族》节译本根据1932年出版的阿多拉茨基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德文并对照日译本翻译而成，按德文逐节译出，并且把节译的部分命名为《艺术作品之真实性》，收入“文艺理论丛书”之中，该书主要是《神圣家族》第五章、第八章的节译本，共分八个标题：（一）抽象与具体性；（二）思辨的方法之虚伪的自由，节译自《神圣家族》第五章第二节“思辨结构的秘密”；（三）思辨的文艺批评之畸形的一例；（四）苏泽里加大师之舞蹈观，节译自《神圣家族》第五章第三节“有教养的社会的秘密”；（五）布尔乔治的典型之理想化，节译自《神圣家族》第五章第六节“斑鸠”；（六）文学中的典型及社会关系歪曲之实例；（七）布尔乔治浪漫主义文学之肯定的典型之暴露；（八）被揭发了的“立场”之秘密，节译自《神圣家族》第八章第一节“屠夫批判地变成了狗，或‘刺客’”、第二节（b）“玛丽花”、第三节（b）“奖赏和惩罚。双重裁判（附表）”、第四节“‘观点’的被揭露了的秘密”。1947年3月，上海群益出版社再版该书的竖排平装本，名为《艺术的真实》，注明“沫若译文集之六”。1949年7月，上海群益出版社重印该书，封面印有“文艺理论丛书”字样。1936年2月15日，郭沫若撰写了“前言”，为了方便读者了解原文，他还附加了一些注释，说明了版本和翻译上的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并于1936年5月25日出版。之后郭沫若又在1936年6月15日出版的《质文》第5、6合刊号上发表了《黑格尔式的思辨之秘密》一文，这是《神圣家族》第五章的部分译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编辑和出版得到了有利的环境，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1954年3月，中共中央编译局在北京举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展览会，这个展览会向观众展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状况，在筹备展览会的过程中，中央编译局编制了一套图书目录，摄制了数百张珍本书的照片，这其中就有十分珍贵的《神圣家族》首次出版的德文原文版本，也就是1845年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的单行本的影印本。1957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卷问世，其中刊载了《神圣家族》的全文，中文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依据俄文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翻译而成的，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神圣家族》的全文版，新的文本带来了重新考察马克思思想的要求，使得马克思主义研究进入新的研究阶段。在此之后，《神圣家族》研究、早期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发展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研究、《神圣家族》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关系等理论问题，成为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学术热点论题，这正是由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可以利用这部著作的全貌而带来的。1958年，中央编译局编译的《神圣家族》单行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单行本的形式使得《神圣家族》具有了更易于传播的特性，促进了这部著作更为广泛的传播。自1965年起，中央编译局开始编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但是，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刚刚印好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些印好的著作只能被长期尘封在书库里。直到1971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做出明确指示要重新编辑出版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于是这套书于1972年5月出版，但并未编选《神圣家族》中的内容。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6月出版发行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这是目前我国印数最多、传播最广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集：1997年5月第3次印刷，印数达到32000册；2004年5月第5次印刷，印数达42000册；2008年11月第7次印刷，印数已达52000册。遗憾的是，该版仍然没有收录《神圣家族》。直到2009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刊行了十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中节选了《神圣家族》中的部分内容。该版与1958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相比，中央编译局在译文上做了较大修改，在注释方面也有较多的增补，而且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背景知识。中文版《神圣家族》自1929年部分章节的发表到195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卷的出版走过了28个年头，到2009年的最新节译版已历经80年，从《神圣家族》中译本的出版史可以窥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段波澜壮阔的曲折历史。

[1] T B. Bottomore and Maximilien Rubel,“Kar Marx Selected Writings in Sociology and Social Philosophy”,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C.A. Watts and Co. Ltd , 1961.

[2] Robert C. Tucker,“The Marx-Engels Reader”, W. W. Norton Co ,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