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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言》一文中，马克思从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立场出发，揭示了宗教的社会根源和本质，论述了对宗教批判同对现实世界批判的关系，揭示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维护德国现存制度的本质，指出这种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为系统的表现，提出了“向德国制度开火”的革命任务。同时，马克思在这篇著作中阐释了革命理论同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并首次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因此，《导言》被认为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过程中的重要著作。
《导言》从评论宗教批判开始。《导言》的第1段至第7段是该文章的“导言”部分，主要是对德国宗教进行了批判。马克思首先指出，由于宗教是旧社会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因此，对宗教的批判是一切其他批判的前提。“谬误在天国为神祇所做的雄辩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声誉扫地了”，这句话将宗教看作一种谬误，当其虚假的外壳被剥落，谬误一经暴露，它在人间的声誉便会扫地。因此，人们不能继续在天国中寻找“超人”和“非人”，而要在国家、社会中寻找真正的人。宗教不是本来就有的，是由人创造的，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宗教所反映的是一种颠倒、虚幻的意识，宗教不能够从根本上获得和控制人的感觉和自我意识，人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物，人处在人的世界，有国家和社会，而不是处在抽象的世界里。在人生存的世界中，人的本质的虚幻反映产生了宗教，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即为宗教。”
宗教的产生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经历的苦难现实密不可分，它作为人民虚幻的幸福而存在，而这种虚幻的幸福并非现实的幸福，虽然能带给人民精神上的抚慰，但无助于直面尘世、解决现实中的苦难。“费尔巴哈曾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指出，宗教是人创造出来的，宗教不是本来就有的，因此宗教不可能创造人。青年黑格尔派也赞同这一观点，并将该观点作为其宗教批判的依据。因为一些国家存在斗争，而这些国家中大多都有自己的宗教，因此进行宗教批判也就间接地反对、阻止了封建国家之间的斗争。”
可见，宗教是人民不满和逃避苦难现实而找寻到的精神避难所和慰藉剂，故而对作为人民虚幻幸福的宗教的批判，实际上是对人民所面临的苦难尘世批判的开端，而这种批判能够使人不再抱有幻想并作为具有理智之人来思考和行动，不再围绕宗教来转动。“宗教只是虚幻的太阳，当人没有围绕自身转动的时候，它总是围绕着人转动。”
因此，马克思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
。但是，社会革命决不能仅仅限于宗教批判，而应该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
《导言》从第8段至第27段对德国的现状进行批判。其中，前半部分是对德国制度展开批判，后半部分批判了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前半部分，“马克思认为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现实都远远落后于当时的现代国家——法国和英国，也就是说，德国还没有进入现代社会。从政治角度来看，马克思认为1843年的德国还没有达到1789年的法国水平”
。马克思在《导言》第9段中指出：“如果想从德国的现状本身出发，即使采取惟一适当的方式，就是说采取否定的方式，结果依然是时代错乱。即使对我国当代政治状况的否定，也已经是现代各国的历史废旧物品堆藏室中布满尘灰的史实。即使我否定了敷粉的发辫，我还是要同没有敷粉的发辫打交道。即使我否定1843年的德国制度，但是按照法国的纪年，我也不会处在1789年，更不会是处在当代的焦点。”
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德国现状是旧制度的公开的完成，而旧制度是现代国家的隐蔽的缺陷”“现代德国制度是时代错乱，它公然违反普遍承认的公理”“现代的旧制度不过是真正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1843年的德国也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马克思认为德国正在开始走英国和法国早已走完的道路，并以“现代主要问题之一”的工业以及财富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关系为例做了详细的说明。“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现在才刚刚开始。这些国家在理论上激烈反对的、然而却又像戴着锁链一样不得不忍受的陈旧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作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这个美好的未来好不容易才敢于从狡猾的理论向无情的实践过渡。在法国和英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统治；在德国，问题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因此，在法国和英国是要消灭已经发展到终极的垄断；在德国却要把垄断发展到终极。那里，正涉及解决问题；这里，才涉及冲突。”
马克思指出：“有个学派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说明今天的卑鄙行为是合法的。”这里的“有个学派”指的是历史法学派，这一学派于18世纪末在德国兴起。但是这一学派只研究过去，并且研究的是虚构的历史，然后再用历史上的一些卑鄙行为为现实辩护。而具有自由思想的人，要到条顿原始森林中寻找自由，这里所说的“条顿原始森林”指的就是自然。这两种做法显然都是错误的。所以马克思要向德国制度开火，愤怒地揭露以卑鄙为生的政府黑幕。然而社会上的各色人等“承认和首肯自己被支配、被统治、被占有全是上天的恩准”，也就是说，这些人感激被支配这样一个事实。因此，批判德国制度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使德国的耻辱变得更加耻辱，同时也揭示了一些现代国家隐蔽的缺陷。德国的历史低于现实，批判它不是为了拯救它，而是要消灭它，因为这种制度没有灵魂，应当彻底否定它；批判它是为了扫清这种制度的障碍，以使德国开始进入现代社会。然而，当时德国社会的现状是：社会上普遍的风气是民众不敢反抗政府，但又对政府不满。
《导言》第22段至第27段是对德国法哲学及国家哲学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虽然德国的经济、政治、制度等都远远落后于法国和英国等现代国家，但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却达到了这些现代国家的水平，“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
。因此，对德国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批判就是对现代国家的批判，从而触及对现代国家中的人的解放的问题。德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哲学先于生活，而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本质上却又是软弱的，这种德国哲学的现状与国家的现实一样。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从属于德国的现存制度，属于观念上的国家和法的制度，对它们的批判本身也属于对德国制度批判的一部分。德国有实践政治派和理论政治派之分，实践政治派要求否定哲学，其错误不在于提出了这一要求，而在于停留于这一要求，没有实现它也不可能实现它。该派并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的现实范围之内。理论政治派则认为不消灭哲学就能够使哲学变成现实，它从哲学的前提出发，要么停留于哲学提供的结论，要么把从别处得来的要求和结论冒充为哲学的直接要求和结论。可见，马克思批判了割裂理论与实践内在关系的“理论派”与“实践派”。所谓实践派，是由德国一部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组成，他们企图直接用行动来改造社会，却忽视了哲学对社会批判的重要性；所谓理论派，即轻视现实的政治斗争，把一切斗争归结为理论斗争，重视思想革命，主要由鲍威尔代表的柏林“自由人”组成。理论派和实践派忽视了理论和实践、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对此批判道：实践派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德国哲学也是德国现实的一部分，对德国哲学的批判也是对德国制度的批判。他们没有看到“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理论派的错误是：同样没有看到现存的哲学本身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对这个世界的观念的补充。他们错误地认为，“不消灭哲学，就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
。
马克思认为：“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
黑格尔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是现代国家本身的抽象的反映，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既是对现代国家及与其相联系的现实所做的批判性的分析，而且也是对德国的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否定。对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批判，也就是对现代国家和对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做的批判性分析。“德国人那种置现实的人于不顾的关于现代国家的思想形象之所以可能产生，也只是因为现代国家本身置现实的人于不顾，或者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
德国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现状和问题正是现代国家问题的反映。马克思还认为，“如果德国国家制度的现状表现了旧制度的完成，即表现了现代国家机体中这个肉中刺的完成，那么德国的国家学说的现状就表现了现代国家的未完成，表现了现代国家的机体本身的缺陷”。而要真正实现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需要投身于实践，需要通过革命的实践来实现对德国的批判。
接下来，马克思对德国革命的可能性进行了考察，指出人类解放所依靠的阶级力量只能是无产阶级。德国的革命是理论性的革命，应当将德国革命的水平提高到英法甚至高于英法革命的水平。“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这里“批判的武器”指的是哲学理论，而“武器的批判”指的是对自己的批判。对理论的批判只有用物质的力量，因为理论只要是正确的就能指导群众的行为。费尔巴哈把人看作自然人，而社会奴役人，把人当成狗，所以必须消除这个社会。从头脑开始革命是德国的传统，这个传统虽然很伟大，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德国却像是在纸上谈革命。宗教把人归结为人的最高本质，现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受到宗教的束缚，而专制制度的本质是把人不当人，所以德国理论是从坚决彻底地废除宗教出发的。路德的宗教改革虽然打破了以往教会的权威，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但那场改革是不彻底的。德国的革命想要彻底很难，因为它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物质基础。德国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参与现代各国的发展，德国要想扫除改革的障碍，必须首先摧毁一切政治上的障碍。德国虽然在理论上超越了英法的政治解放，但是阻碍德国革命的是物质资料的严重匮乏。德国的现状落后于其理论水平，而德国统治者在历史舞台上的种种行为和丑态是导致德国落后的原因之一。德国的市民社会缺乏一个社会代表，而社会也必须有一个革命的对象。要实现普遍意义的革命，革命对象必须是全人类。德国的任何一个阶级都缺乏一种觉悟去鼓舞人民，任何一个阶级都缺乏组织民众实现普遍解放的能力，缺乏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德国的资产阶级先天发育不良，而无产阶级却早熟，“因此，德国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就不是戏剧性的，而是叙事式的”
。这里的“戏剧性”指的是与现实的冲突性，“叙事式”指的是一种回避式、幻想式的方法。德国的资产阶级没有革命的热情和能力，那么，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德国的出路只能是依靠无产阶级。德国无产阶级的产生有它的特殊性：非正常产生、瞬间诞生。无产阶级这时候已经认识到自己将是未来世界的主人，因此他们否定私有财产，主张革命。
最后，马克思指明了实现人类解放的途径。必须把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结合起来，把对德国现存制度的批判同这种制度的观念反映的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结合起来，他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由此，我们看到了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人的普遍解放的现实道路：革命的哲学与物质力量相互结合。马克思提出：“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
这表明，德国不应仅仅停留在国家层面的解放，“人的解放”才是最终的目标。这说明，德国将会走优于英法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解放与政治解放不同，他提出了“人的解放”的途径。在对德国社会阶级进行分析后，马克思指出了无产阶级的条件和优势，肯定了无产阶级迫切需要革命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无产阶级是存在于全世界的有强烈革命愿望的阶级，并且这个阶级想要取得革命的胜利，需要通过革命、战斗来取得。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首先要从思想上获得力量，要运用哲学理论来指导和武装自己，解放德国的同时推动全人类走向共产主义。“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