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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易知而难狎 ① ，易惧而难胁，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交亲而不比，言辩而不辞。荡荡乎！其有以殊于世也。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丑，不能亦丑。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人，不能则恭敬
绌以畏事人
②
；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不能则妒嫉怨诽以倾覆人。故曰：君子能则人荣学焉，不能则人乐告之；小人能则人贱学焉，不能则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君子宽而不僈，廉而不刿 ③ ，辩而不争，察而不激，寡立而不胜 ④ ，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谓也。
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义直指 ⑤ ，举人之过，非毁疵也；言己之光美，拟于舜禹，参于天地 ⑥ ，非夸诞也 ⑦ ；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非慑怯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 ⑧ ，非骄暴也。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义屈信变应故也。
① 狎：态度不庄重地亲近。
② 开道：即开导。
绌：谦虚退让。绌：同“屈”。
③ 廉：棱角，比喻人的秉性刚正。刿：伤，割。
④ 寡立：意为鹤立鸡群。寡：独特、出众。
⑤ 正义：公证地评价。义：同“议”。直指：坦率地批评。指：斥责、批评。
⑥ 参：并列。
⑦ 夸诞：言辞夸大虚妄，不合实际。
⑧ 靡：无。信：通“伸”，屈伸。
君子易于接近但不容狎昵，胆小怕事但难以胁迫，畏惧祸患但为道义而不惜生命，想得到利益但绝不会为非作歹，交接朋友但不结党营私，口才出众但不玩弄辞藻。君子的胸怀多么坦荡宽广啊！这就是君子殊胜于常人之处。
君子有才美好，没有才也美好；小人有才丑恶，没有才也丑恶。君子有才会宽厚平易，谆谆开导启发别人，没有才也会恭敬谦虚地侍奉别人；小人有才会骄横邪僻欺凌别人，没有才则会心怀妒嫉、诽谤诋毁别人。所以说：君子有才，则人们以从之为师为荣，君子不懂的事情人们也乐于教之；小人有才，人们也以从之为师为贱，小人不懂的事情人们羞于教之。这就是君子、小人的不同之处。
君子宽容平和而不散漫懈怠，刚正不阿而不尖刻伤人，能言善辩而不强词夺理，明察秋毫而不过于激切，卓尔不群而不盛气凌人，刚毅坚强而不凶残暴虐，柔弱温顺而不随波逐流，恭敬谨慎而又宽容大度，这就是所谓的完美无瑕。《诗经》中说：“温和谦恭的人啊，以道德为根基。”说的就是这种人。
君子尊崇、赞扬别人的美德，这不是阿谀奉承；公正地评价批评，直率地指出别人的过错，这不是非议毁谤；宣传自己的美德，将自己与舜禹相拟媲美，与天地并立同论，这不是妄自夸耀；应时而屈伸，柔顺得如蒲草一样，这不是胆小怕事；顽强刚毅，所向披靡，这不是骄横凶暴。这都是因为君子深谙应当循礼依义、适时屈伸的道理。《诗经》上说：“该向左就向左，该向右就向右，君子都能适应。”这说的就是君子能够应时而变、进退自如。
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
义利关系在传统伦理思想中始终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诚如朱熹所言：“义利之说，乃儒家第一意。”（《朱子文集》卷二十四）
概括地说，古代关于义利关系的思想可分为三种：一是孔子、孟子重义而轻利的观点；二是墨家的以公义为利，崇义利合一的思想；三是荀子等尚义而不轻利、兼重义利的思想。义利合一说随墨学的中绝而成为末流，而孔、孟虽然也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甚至“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但他们更强调的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这就是孔子所谓的“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也就是孟子所谓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与孔、孟相比，荀子更强调义与利的兼得并重。荀子反复强调，求利与求义一样，也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荀子·大略》），这一点也为后儒所继承。例如，董仲舒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程颐说：“人无利，真是生不得。”（《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朱熹说：“圣人岂不言利？……若说全不言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朱子语类》卷三十六）但与此同时，在义与利相冲突时，荀子毫不含糊地主张弃利而就义，“先义而后利”（《荀子·荣辱》）、“无以利害义”（《荀子·法行》），即使为此而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绝不苟且偷生、胡作非为。这就是荀子所谓的“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在这一点上，儒家的立场始终是鲜明的，由此而养就了传统社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浩然正气。
君子宽而不僈，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寡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
传统文化以中庸为“至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也推崇中庸的君子人格，“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种君子人格表现为《尚书》所谓的“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论语》所谓的“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中庸》所谓的“和而不流”。《论语》中用“三变”来形容君子的修养：“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倒恰恰应了弟子眼中孔子的形象：“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
荀子这里所描绘的，正是“中立而不倚”（《中庸》）的君子人格。
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
古人推崇“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对花言巧语的谄媚者深恶痛绝，认为“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述而》），认为“言之大甘，其中必苦”（《国语·晋语一》）。有格言道：“面谀之词，有识者未必悦心；背后之议，受憾者常若刻骨。”因而，君子既不会花言巧语地赞美别人、言不由衷地奉承别人，也不会别有用心地诽谤诋毁甚至恶意中伤别人，而是客观公正地看待别人，既不虚夸其美，也不讳饰其恶。“美曰美，不一毫虚美；过曰过，不一毫讳过。”（海瑞《治安疏》）甚至主张“宁有求全之毁，不可有过情之誉”（洪应明《菜根谭》）。
在荀子看来，“是谓是，非谓非”，才堪称正直，而实事求是地“崇人之德，扬人之美”，实事求是地“正义直指，举人之过”，正是君子“直”的表现。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者远。是何邪？则操术然也 ① 。故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 ② 。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故操弥约，而事弥大。五寸之矩 ③ ，尽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举积此者，则操术然也。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悫士者，有小人者。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物至而应，事起而辨，若是，则可谓通士矣。不下比以暗上，不上同以疾下，分争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则可谓公士矣。身之所长，上虽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虽不知，不以取赏；长短不饰，以情自竭，若是，则可谓直士矣。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甚，若是则可谓悫士矣。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
公生明，偏生暗 ④ ，端悫生通 ⑤ ，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
欲恶取舍之权：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伤之也。见其可欲也，则不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不顾其可害也者。是以动则必陷，为则必辱，是偏伤之患也。
人之所恶者，吾亦恶之。夫富贵者，则类傲之 ⑥ ；夫贫贱者，则求柔之 ⑦ 。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奸人将以盗名于晻世者也 ⑧ ，险莫大焉。故曰：盗名不如盗货。田仲、史不如盗也 ⑨ 。
① 操术：指君子所掌握的处事方式。
② 端拜：正身拱手。
③ 矩：画方形的一种工具。
④ 偏：偏见，私心。
⑤ 端悫：正直忠厚。
⑥ 类：都，皆。傲：傲视。
⑦ 求柔：谋求安抚。
⑧ 晻世：昏暗无道之世。
⑨ 田仲：又叫陈仲子，战国时齐国人，其兄为高官，他认为兄之禄为不义之禄，便离兄独居，以编草鞋为生，故以廉洁清高著称。史䲡（qiǔ）：字子鱼，又叫史鱼，春秋时卫国大夫，官至大夫，曾多次劝说卫灵公罢免弥子瑕，灵公没有采纳，临死时叫儿子不要入殓，以“尸谏”灵公。荀子认为这两人是欺世盗名的典型。
君子地位尊贵却谦虚恭敬，心只有方寸大小但志向高远；所闻所见都是身边的事，但所思所虑的却很远。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君子掌握了为人处事之道。千人万人的性情，可以从一个人的身上显现出来；开天辟地时如此，今日仍然是这样；上古百代帝王的统治之道，与后代帝王是一样的。君子审察了后世的统治之道，再去讨论上古百代的治国之术，自然会轻松从容。推究礼义的纲领，分清是非曲直，总揽治国之要领，统治天下就像使唤一个人一样容易。使用的方法越简约，成就的事业越大，就像一个五寸的矩尺能够画尽天下的方形一样。所以，君子足不出户而尽知天下之事，就是因为他掌握了这样一个处事之道。
有通达事理之士，有公正无私之士，有耿直爽快之士，有忠厚老实之士，还有小人。上能尊敬君主，下能爱抚民众，能够随机应变，灵活处理各种复杂情况，如此则堪称通达事理之士。下不结党营私愚弄君主，上不迎合君主去残害臣民，有分歧争端时不因一己私利去陷害对方，如此则堪称公正无私之士。即使君主对自己的长处、短处不了解，也不欺瞒君主、沽名钓誉，而是率性而为、长处短处都不加掩饰，如此则堪称耿直爽快之士。老老实实地说话，谨谨慎慎地做事，不随波逐流，也不自以为是，如此则堪称忠厚老实之士；说话不老实，行为不忠贞，唯利是图，如此则堪称小人。
公正才能清明，偏私必然昏乱，忠厚正直才能通达顺畅，虚伪欺诈必然寸步难行，虔诚忠信则灵验，虚夸荒诞则惑乱。君子要小心谨慎地对待这六种情况，这也正是禹与桀之所以泾渭分明之处。
喜恶取舍的标准是：看到自己喜爱的东西，必须前思后想一下它可憎的方面；看到事物有利的一面，还要考虑到它可能带来的危害，权衡比较、深思熟虑之后再做决定。这样就可以避免失误了。一般人所遇到的祸患，都是片面性造成的，也就是只看到事物好的一面，而忽视了坏的一面；只看到有利的一面，而忽视了有害的一面，其结果必然是动辄得咎，行则取辱，这都是片面性带来的祸害。
别人所憎恶的，我也憎恶。对富贵者都嗤之以鼻，对贫贱者都安抚屈就，这不是仁者的情感，而是奸诈虚伪的人欺世盗名的手段，其居心险恶莫测。所以说：欺世盗名者比偷盗财物者更可恶。田仲、史就属于这类连盗贼都不如的欺世盗名之徒。
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
荀子认为，礼义法度是治国之总纲，纲举则目张。所以，遵循礼义法度，则可以以不变应万变，“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
公生明，偏生暗
“公生明”，这几个字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箴，遍见于全国郡县衙门的“公生明”牌坊、牌匾、碑刻等上。清代朱象贤在《闻见偶录》里记述说：
今凡府、州、县衙署，于大堂之前正中立一石，南向刻“公生明”三字，北向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官每升堂，即对此石也。予考旧典，此名戒石。所刻十六字，乃宋太宗赐郡国以戒官吏，立石堂前，欲令时时在目，不敢忽忘之意。先是后蜀孟昶撰戒官僚二十四句，至宋太宗表出四句，元明以至国朝，未有更易。
这样的记载也见于其他典籍。据宋代李心传《建年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宋太宗赵光义亲自制定“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个字，并“颁黄庭坚书太宗御制《戒石铭》于郡县”，把《戒石铭》刻成石碑，立于全国郡县衙府之中，警诫地方官员。此铭文直到清代仍在沿用，不过是把石碑改成了牌坊，立在府衙大堂外面，使审案或办理公务的官员抬头可见，牌坊的另一面刻有“公生明”三字，所以又称“公生明”牌坊。
戒石碑演变为牌坊，清代俞樾认为其中原委是碑石立在那里多有不便，官员们“或恶其中立，出入必须旁行，意欲去之而不敢擅动，欲驾言禀于上台，又难措词”。把碑石改成一座牌坊，既方便，也壮观。在号称“清代第一衙”的保定直隶总督署，“公生明”牌坊掩映在树丛中，牌坊上“公生明”及黄庭坚手笔“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个大字，历经千年风吹雨打仍赫然在目。
“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明朝嘉靖年间无极县令郭允礼将“公生明，廉生威”六个字刻成石碑，镶嵌在县衙大堂的墙壁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提醒自己为官做事一定要公正廉明。明代山东巡抚年富为官清正廉明，刚正不阿，以“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生明，廉生威”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事物都有两面性，“有荣则必有辱，有得则必有失，有进则必有退，有亲则必有疏”，在看到事物有利一面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它可能带来的危害。若只是盯着利这一个方面，势必动辄得咎，做则取辱。故有格言道：“论人当节取其长，曲谅其短；做事必先审其害，后计其利。”
盗名不如盗货
荀子认为，欺世盗名之徒虚伪奸诈、矫情作伪、瞒天过海、奸言惑众，比明火执仗的强盗更可恨、更可鄙、更险恶。这里，荀子的愤世嫉俗之情溢于言表。
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
老老实实地说话，谨谨慎慎地做事，不随波逐流，也不自以为是。荀子称这样的人为忠厚老实之人。
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做到。
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
与君子的“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相反，小人不仅“言无常信，行无常贞”，而且“唯利所在，无所不倾”，廖廖数语描绘了世间唯利是图者的贪婪像。
虽然人本质上是一种逐利的动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但君子虽爱财，都应取之有道。古人强调“见利思义”“见得思义”，旨在提醒人们不能在利益面前昏了头脑，置礼义道德、行为规范于不顾，要得之有道、取之有度，而不能像小人那样“唯利所在，无所不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