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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他在哲学、文学、美学等领域都有精辟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庄子》一书是他的代表作，集中体现了他的思想和观点。《庄子》是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的经典著作。
庄子的生卒年代、姓氏名号、籍贯一直是学术界关心的问题，直至现在仍然存在争论。
古代典籍中，有关庄子的记载非常少，人们一般从《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以及《庄子》散见的片段中得悉一些线索。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又云，“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由此可推算出庄子生卒年。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认为庄子生于公元前359年；叶国庄在《庄子研究》中推定庄子生于公元前360年左右；郎擎霄在《庄子学案》中确认庄子生在公元前390—前370年间；梁启超在《先秦学术史》中认为庄子生在公元前370年左右；闻一多认为庄子当生于公元前375年（周烈王元年）；马叙伦在《庄子年表》中综合诸家，认为庄子生年为公元前369年；游国恩在《中国文学史》中认为庄子当生于公元前360年。综合各家之说，我们认为庄子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
庄子生活在动荡的战国时代。战国时代，七雄并立，君主们攻城略地，再加上严刑苛法、天灾人祸，当时真是饿殍载途、白骨盈野，芸芸众生饱受战争蹂躏，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庄子怀着悲悯之心，告诫世人必须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方可保全性命。从庄子对自己时代社会现实的描述来看，我们关于庄子生卒年的推断是与历史相吻合的。
庄子姓庄名周，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这里只说庄子姓庄名周，而没有字号。唐朝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说：“庄子者，姓庄，名周，（太史公云：字子休。）梁国蒙县人也。”（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卷，中华书局，1961年，第28页。）但是，对照《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并无此字号。而唐朝西华法师成玄英在《庄子序》中说，庄子“其人姓庄，名周，字子休，生宋国睢阳蒙县。”（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卷，中华书局，1961年，第30页。）这说明，在唐代，庄子的名号为大家所熟悉。
然而在学术界关于庄周的名号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至今日仍无定论。近代蔡元培先生认为庄周即杨朱，杨庄同韵，朱周声近，犹之荀卿亦称孙卿，此论却招致多人的批评。因为庄子曾提出要“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这说明庄周非杨朱也。目前人们大都沿用传统的说法：“庄子，姓庄名周，字子休。”
最早记载庄子籍贯的是《史记》。但司马迁也不知其确切的籍贯，只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漆园吏。”汉代学者一般认为蒙为战国时宋国地域，故庄子为宋人。宋国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小国，国都在商丘，其地辖今河南东部和山东、江苏、安徽省之一部分。后人大都认为司马迁所说的蒙县即当时的宋国蒙县。刘向《别录》云庄周为“宋之蒙人”。张衡《髑髅赋》：“吾宋人也，姓庄，名周。”
当然也有人持异议，主庄子为楚国人之说。冯天瑜等人认定“楚地是道家的发祥地”，又说“老子之学，后为两支，一支为庄子哲学，一为稷下精气说”，楚文化瑰丽神奇，哲理宏妙，其“主要成就在庄子的散文和屈原的诗歌”。（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从地理环境、社会条件、民俗风情对人们思想文化的影响的视角分析《庄子》产生于楚地的必然性。认为庄子之言“深岩而津，汪洋辟阖”，又有“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的瑰奇之思，所以，只有庄子生活在楚地，才能产生体现楚文化特点的《庄子》。
从大量的材料来看，庄子应为宋人，其故里为宋国的蒙县，即今河南商丘东北。而从其著作以及有关的史料记载来看，庄子的社会活动和思想创作遍迹于宋和楚，所以才有与屈原的《离骚》《天问》一样的“诡异”“谲怪”。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庄子的籍贯为宋，思想创作和社会活动遍布宋和楚之各地。
《庄子》一书的作者是谁？这是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
学术界对此一直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在于《庄子》是庄子一人所作，还是庄子及其后学所作。
司马迁最早认定《庄子》为庄子所作。《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在司马迁看来，庄子著书的目的，一为阐发老子思想的主旨，二为诋訾孔子。这说明，庄子是老子思想的继承者，为了维护道家学说，对儒家学说展开了批评。
司马迁评论中说“故其著书十余万言”。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庄子》五十二篇。高诱《吕氏春秋·必己》注曰：“庄子名周，……著书五十二篇，名曰《庄子》。”由此可见，汉人所见《庄子》为五十二篇。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庄子》是晋人郭象删定并加以注释的三十三篇，全书字数不足七万言，这与司马迁所载“十余万言”差之甚多。这种差异引发极大的关注，促使人们对《庄子》一书不断进行追踪考订。苏轼最早提出质疑，认为《盗跖》《渔父》不是庄周的手笔，而《让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并提出“凡分章名篇，皆出于世俗，非庄子本意”。而后，亦有不少学者或从学术思想，或从文笔风格，或从历史事件出发，研究各篇的归属问题。如清人林云铭在《庄子因》中说：“内七篇是有题目之文，为庄子所手定者。外篇、杂篇各取篇首两字名篇，是无题目之文，乃后人取庄子杂著而编次之者。”清人宣颖在《南华经解》中认为，《庄子》内篇是庄子心得，“外篇为之羽翼”，而杂篇除《天下》一篇外，“止是平日随手存记之文”，把《庄子》里的作品，分为用心之作和随心而作。但任继愈却认为内七篇决非庄子思想，外、杂篇才反映了庄子的思想，该立论引起争议颇多。
尽管争论还在继续，但《庄子》一书凝聚了庄子及其后学的思想和智慧是不容置疑的。因此，我们认为，《庄子》一书是庄子及其后学的思想总集，是道家学派的经典之作。
《庄子》是对《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司马迁最早以史家的身份阐述《庄子》的宗旨。在他看来，《庄子》十余万言，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以明老子之术，而对孔子大加诋訾。晋代郭象在《庄子集释·庄子序》中以其独化学说宏扩庄旨。认为庄子“与化为体，流万代而冥物，岂曾设对独遘而游谈乎方外哉”，又说庄子“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册。）在郭象看来，庄子“知本矣”。万物各自独化，无假外物，这才是得天地之真髓，也正合郭象之旨意。
唐代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进一步阐发司马迁的思想，说庄子“依老子之旨，著书十余万言，以逍遥自然无为齐物而已”。清人林云铭也说《庄子》“大旨不外明道德、轻仁义、一死生、齐是非、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而已矣”。（林云铭：《庄子因》。）而明代陆西星则认为“看庄老之书，先要认道德”二字。道者，先天道朴，无名无相，所谓“无名天地之始”。“德则物得以生，本然之体，一而分，大要在人，不起情识，堕支黜聪，绝圣弃知，则复归于朴，而道其在是矣”。（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认为《庄子》的主旨在于识“道德”二字。
现代学者更是各持己说，认为庄旨或曰在于“逍遥”二字，或云在于“齐物”二字。徐复观、牟宗三更是化庄子“道”的客观性为主观性、精神性，认为其主旨在于讲人生。关于庄子哲学性质的争论更是热闹非凡。冯友兰、杨荣国、关锋等人认为庄子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严北溟认为庄子哲学基本上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后又改变其说认为是唯物主义的；任继愈在肯定内篇非庄周所作的基础上，认为庄子首先肯定了自然界的独立发展，并且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庄子是个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的哲学属于唯物主义。这种简单的分类法在学术界已经不再出现，但关于庄子思想宗旨的争论还在继续。
《庄子》是一部散文著作，鲁迅说它“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庄子》是一部哲学著作，读之，让人受益匪浅。
《庄子·天下》篇纵论诸子，评其得失，同时也详加申述自己的主旨——齐生死，冥万物，和是非，与造物者同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在批判继承诸子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庄子》的思想内容主要包括道论、气论、人论。
“道”是先秦道家学派的重要概念。《老子》五千言就是论“道”之作。“道”是宇宙本体，是宇宙运行的规则，“道”也是人生的境界。庄子继承了老子关于“道”的思想，但他不同意老子对“道”的“物”的规定性，而是对“道”作了更进一步的抽象，使之完全摆脱了“物累”，成为一种完全绝对的、抽象的超验本体。
第一，《庄子》认为，“道”具有本原性和超验性。
《庄子·大宗师》篇中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情”即“精”也。“信”，伸也，变化也。“道”有变化，但却没有形象。人们可以得到它（“道不远人”），但却不能感知它，它以自身为根据，从古至今一直存在。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包括天地鬼神，全是“道”的杰作。它超越于时间和空间之外，具有绝对的无限性。从空间上来看，它在太极之上，六极之下。从时间上来讲，它无生无灭，无成无毁，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道”经过庄子的洗礼，就变得纯而又纯，真正达到了超绝对、超现实、超现象、超时空。
“道”是宇宙的本体，同时也是宇宙万物的总根源。《老子》曾提出一个宇宙生成模式，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认为，“道”也是万物的总根源。又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在庄子看来，“物物者非物”，即产生物的东西非物。它自本自根，它无生无求。这就是“道”，世界万物由此而产生。“夫道，覆载万物者，洋洋乎大哉！”（《庄子·天地》）“形非道不生”，（《庄子·天地》）“行于万物者，道也。”（《庄子·天地》）万物非道不生，流行于万物者，道也。
庄子对“道”的极度抽象，不仅使“道”成为世界的本体，而且也成为一种观察、解释世界的方法，成为一种对世界的概括。
第二，《庄子》认为，“道”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
庄子为了渲染和夸大“道”的地位和作用，既要“道”先天地生，自古固存，自本自根，远离尘世与万物，又要“道”统摄万物，驾驭宇宙，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完全显示道的伟大和力量。《知北游》中写了东郭子问道于庄子的寓言，东郭子问：“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道”刚刚还在太极之上，六极之下，高不可攀，神秘难测，转眼间却沦落到蝼蚁、秭稗、瓦甓中，甚至不惜尊严而屈于屎溺中，让人觉得玩世不恭，甚至有点荒唐。然而，只要你仔细品味庄子这种谬悠之言，荒唐无端崖之辞，就能体悟出其中的精奥和底蕴。庄子所暗示的正是“道”的普遍性，“道”的可亲性和可近性。既然“道”无所不在，那么它就无处无时不发挥作用，故庄子还说：“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庄子·知北游》）
什么是“道”？这就是“道”。“循道而趋”，就是按照自己应有的规律运行。先前那种神秘的“道”至此已暴露无遗。所以，人们要把握“道”，体“道”也并非难事，但需要深厚的体悟力和修养功夫。
第三，《庄子》认为，“道”是一个过程和一种境界。
庄子在《大宗师》中倾力描绘了“道”的境界。庄子对此境界，孜孜以求，倾尽生命，并为之如痴如醉，笃信不已。他认为，人的生命过程是个自然的过程，人在自然的运化中出生，又在自然运化中归去，认识通达为一，便可洞彻一切，达到一个新境界。一旦达到这种境界，便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消融我与天地的分别，万物与我的差异，复归为一。这样人就可以“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庄子·大宗师》）令人心旷神怡，物我两忘。尘世间的是是非非，人世间的悲悲喜喜，生活中的烦烦恼恼，一切的一切都化为乌有。
“道”是庄子哲学的最高概念，也是庄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
庄子从中国哲学发展的链条中，抽象出“气”作为自己的基本概念，提出“游乎天下之一气”“通天下一气耳”两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又由这两个基本命题演绎出一系列基本命题和原则，从而建立起庄子气论，用以解释自然、社会、人生的所有问题和现象。这种解释既是庄子气论具体展开的过程，也是庄子气论的基本内容。庄子气论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第一，《庄子》认为，“气”是自然万物的本原或本体。
元气本原论把“气”看成世界万物的本原。它在时间上要求“气”是最初的或最先的，是自然万物产生和形成的开始。他从人的生命的存在一步一步地往前推，直至芒芴之气为止。他说：“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庄子·至乐》）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从观察一个人的生命来看，起初并没有生命存在，再往前看，非但没有生命存在，连生命的载体或承担者即形体也不存在，非但形体不存在，连气也不存在。“气”从哪里来的呢？它不是生出来的，而是杂乎芒芴之间，也就是说，这种芒芴状态本身就是“气”的一种混沌未分化的状态。庄子曾以太虚、混沌、鸿蒙、溟涬等概念来形容“气”，表明庄子认为“气”有各种不同的形态，而且不同的形态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气”自身有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芒芴之气”不过是“气”在自身分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且是最原始的阶段。
“气”是自然万物的本体。元气本体论是建立在元气本原论基础上的。它与元气本原论的区别在于，本原论有时间的先后，而本体论则没有时间上的先后，而只有逻辑上的先后，它涉及世界的本质问题、世界的构成问题、世界的统一性问题。元气本体论要说明的是：“气”是自然万物的基础；“气”是构成自然万物的物质元素；“气”是世界的本质。庄子对这些基本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作出了回答。他把人的生死问题作为推论的前提，进而得出“万物一也”，即万物都是一气所为，都从“气”来又统一于“气”。
第二，“气”是运动变化的。
“气”永远在变化之中。那么，这种变化有没有规律？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在外部还是在内部？“气”无时不在变化，无处不在变化，“气”的变化是普遍的、永恒的。自然万物以至人类都是由“气”构成的，大至天地、日月、星辰、四时，小至飞潜动植无一不是“气”产生的。而天地、日月、星辰、四时、飞潜动植又无一不在运动变化，永远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这一方面说明了“气”是永恒运动变化的；另一方面，万物的生死成毁又无一不在证明“气”在运动变化着。庄子说人之生死就是“气”之聚散。人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人永远处于生死成毁的永不停止的循环之中，那么“气”也就永远处于不断聚散变化之中。
人是如此，物亦如此。任何物在庄子看来都是有限的，有限的东西都是有生死成毁的。
第三，“气”是无形和有形的统一。
“气”的变化首先表现为无形变而有形，无形和有形是“气”的两种表现形态。这显然是庄子“通天下一气耳”的逻辑展开。既然天下唯气存在，那么有形的是“气”，无形的也是“气”。气聚而成形，表现为万物的产生，“气”散而无形，表现为万物的死亡或毁灭。
从本原的意义上讲，“气”表现为芒芴混沌之状态，表现为无形。庄子认为，万物没有产生之前是一片混沌之气，也即“芒芴之气”，“芒芴之气”进而分化为阴阳清浊之气，由“气”而有形，由有形而有生命及至人的产生。芒芴，即恍惚，若有若无，说明“气”之未曾分化，实际上是有与无的统一。此后一步一步从无到有进行演化，也即“气”从无形到有形的演化，最终产生出有形的自然万物和有形之人。
无形之“气”之所以能产生出有形万物，这是因为“无形”之中包含着有形。庄子在《应帝王》中以混沌七日被凿死的故事比喻“气”的未曾分化的状态，说明了其中包含无和有两种形态。
从本体论的意义上看，无形之形是有形之物的基础。“气”聚而成形就是物，而物最终又散归于无形之气。庄子认为人之生死就是“气”之聚散，万物都是“一气”的变化，所以“通天下一气耳”。“通天下一气耳”这个命题本身就包含了有和无两个方面。“有”就是“气”聚而成的自然万物，“无”就是无形的虚空。虚空不是空无，而是无形的“气”。刘禹锡曾有“空者，形之希微者”之句，张载用“太虚即气”的命题来发挥庄子的这一思想。总之，在庄子看来，“气”是无形和有形的统一。庄子对“气”所作的这些规定，无疑是庄子对“气”理论的贡献，也表明庄子的气论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并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形成了独特的庄子气论。
荀子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后代学者亦随之批评庄子悲观人生，重死轻生。然而，细阅整部《庄子》，人们可以深刻体悟到其中对人的关怀，对人的自由的畅想和向往，对人的生存环境的忧虑，对人的生死的放达。总之，整部《庄子》充满对人的关注。
第一，《庄子》充满对人的绝对自由的向往。
《逍遥游》描述了一种无所依存的精神自由的逍遥境界，表现出庄子对无限精神自由的向往与追求。所谓“逍遥游”，就是一种超越时空限制、超越物我的“无所待”的绝对自由的生活。那么我们如何去追求、去达到这种精神的纯粹的自由呢？《庄子》告诉人们，要摆脱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束缚，在事业面前“无功”，在荣誉面前“无名”，让身心达到一种不以物累形的超出实践功利目的的悠然潇洒的状态，方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走上“无所待，以游无穷”的自由之路，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
第二，素朴自然是人的自然本性。
《庄子》从自然主义的前提出发，认为人是由无知无欲的自然之气构成的，所以，素朴自然才是人的本性，是人最原始的纯然无杂的本性。这就是他所描述的：“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在庄子看来，人类的共同本性就是织而衣，耕而食。远古的人们就是这样，他们无知无欲，无欲无求，素朴纯真自然，都保持自己的本性。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芒昧无求。“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庄子·缮性》）在一个人人都淡然无欲、素朴自然的社会里，阴阳和顺，鬼神不扰，四时适宜，万物无伤，群生无折。人们有心智而不用，这是最完满的社会。在这个时候，人们都无所作为而顺任自然。这是庄子对人性完满的追求，也是给世人树立的一个典范。但更重要的是他对现实人性的批判，在他看来，现实的人性是丑恶的。
第三，个体陷入危机。
《庄子》认为，社会的发展没有给个人带来幸福快乐，反而带来了痛苦。“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庄子·骈拇》）在远古时代，人们顺其自然，不伤物性，社会安定，人心纯朴。而自三代以下，情况就大变了，人们多用心智，伤物害情，各为一己之私为满足。小人牺牲自己来求私，士人牺牲自己去求名，大夫牺牲自己来保家，圣人牺牲自己来为天下。这些不同类型的人，虽然所做的事不同，名号相异，但伤物害情、牺牲自己是一样的。
从上到下，从小人至君子、圣人无不为私利所包围，备用智巧，争相追逐，如此下去，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告诫世人：“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长若不肖，有顺懁而达，有坚而缦，有缓而釬。故其就义若渴者，其去义若热。”（《庄子·列御寇》）天行有常，春秋冬夏循环往复，日夜交替，这都是可以认识的，可以把握的。但人心比山川险恶，认识它比认识天还难上加难。有的人看似憨厚而行为骄横，有的人看似长者而实为不肖之人，有的看似急狂而内心刚正，有的人看似坚实而实际怠慢，有的人看似舒缓而内心焦虑。所以这些人取义急切，而弃义也神速。人，有理智有情感。当理智支配人时，人们所看到的都是貌；当情感支配人时，人们才看到人的真实。然而人们常常不会轻易表露出情感，它完全被掩藏在人的内心世界中，而内心世界的变化是变幻莫测的，其扩展是无限的。一旦人心思邪，其危害胜于兵剑之害。历史上那些杀君弑父的悲剧、惨烈的战争，无不与人心的思邪有关。
第四，《庄子》的理想人格。
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君子人格。君子应该有仁爱之心、道义的追求、强烈的自律、快乐的人生和坦荡的胸怀。这一君子人格甚至成为中华民族认同的理想人格。
与这种进取、入世的君子人格相反，道家塑造了一种遁世、出世、逍遥、无为、超越的理想人格。儒家重视道德自律，道家重视自然本性。儒家的君子现实可亲，道家的理想人格超越凡尘。
《庄子》所塑造的“至人”“神人”“圣人”“德人”等人物，都“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不食五谷”“吸风饮露”，无情无欲，无功无利，远离现实，脱离人间。这些人物体现了《庄子》追求的理想人格及其特点。庄子追求的理想人格有三个特点：一是具有超越世俗的特点，二是具有超越物欲的特点，三是具有超越自我的特点。
《庄子》的人论体现了庄子对人的思考以及终极关怀，是庄子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归与超脱是把握《庄子》核心要义的钥匙。
刘小枫曾在《适性得意与精神分裂》一文中分析说：“中国诗人有一条精神出路，路旁生长着意趣盎然的植物，不仅有雏菊，还有松竹梅兰，且伴以嶙峋怪石，为逍遥诗人悠然远去提供了心心相印的伴侣。”（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6页。）的确，这种来自道家，来自《庄子》的自由与逍遥，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心态。从某种层面上可以说，《庄子》的价值不仅是哲思上或学术上的，更是精神意向上的。这种精神意向是一剂治疗苦难的良药，是一处避难与解脱之地。
古往今来，各种人间苦楚和生命无常困住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人。在这种与苦难的对决中，如何觉悟，如何选择，如何突围，就决定了不同的生命走向。
庄子的选择是回归与超脱。回归是指归向至大之境。《逍遥游》一开始就辨析“小”与“大”，那么究竟何者为“小”，何者为“大”呢？就常人而言，鲲鹏为大，大椿为大，彭祖为大，然而在大者之上更有大者，真正的“大”是无限、无际、无涯，是“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只有游于至大，才能真逍遥。
至大之境，没有界限，也就没有人我的区分，没有万物的区分，没有是非的区分，没有荣辱的区分。庄子讲“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讲“齐物我”“齐是非”，这并非相对主义的哲学观，而是由无限的至大之境得出的必然结论。在庄子看来，所有的区分都是人类擅自附加的，那个被人类定义之前的自然并不是真的茫茫然一团混沌，而是一个万物皆自得的和谐整体。人类也是这个和谐整体的一部分，不应也无法跳脱这个整体并试图定义和操控这个整体。
由此，庄子紧接着谈“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因为“知”的前提就是区分和定义，当我们消解了区分和界限，也就消解了认识的定式，消解了成见。《养生主》中庖丁告诉我们，只有消解了固有的“牛”的概念，“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才能“进乎技矣”。
从《逍遥游》到《齐物论》再到《养生主》，以“至大”为基础，要求消解区分，回归“前意义”的自然之境，到达“看山还是山”的境界，从而获得自由与逍遥。这是《庄子》一书中最为重要而又一以贯之的精神核心。
然而从这纷纷扰扰的人世间超脱而出、回归自然，并非易事。人类虽有理性，但常常会陷溺于牛角之尖。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得之狂喜，失之颓疲。在向外追寻并试图弥补自身匮乏感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自己体内的原初生命力，这种原初生命力就是盈盈不息的“德”，也是奠定中国文化发展根基的精神意向。庄子在《人间世》中揭露向外追寻的危机以及人与人相处的困境，又在《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等篇目内，为我们树立了向内追寻、回归自然的典范以及“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的“至德”的模本，教授我们“心斋”“坐忘”的立身处世之方。
在这个普遍焦虑的时代里，想要“曳尾于涂”似乎越来越难，然而在疲惫的间隙，不妨徜徉于《庄子》的汪洋恣肆，看他的嬉笑怒骂，看他的悠然自得，看他的逍遥洒脱，或许我们也可以从中获得开解，甚至获得重生。
历代解读《庄子》的著作不计其数，这些著作集中反映了作者个人的观点，也反映了各个时代的特点。今天重新解读《庄子》也必然融入我们的时代特点和价值取向。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也融进了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和体会。本书在内容结构上进行了认真的设计，现作简单的说明：
1.本书以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代郭庆藩的《庄子集释》（2006年1月版）为蓝本，个别地方的句读和文字均依据先贤考订及古本改正。
2.本书按照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的顺序编排。三部分的篇目也是按照原文顺序排列的。每篇又分为题解、原文、注释、译文、品鉴五个部分。每篇的题解主要介绍本篇的主要思想。本书的分段主要以郭庆藩的《庄子集释》为根据，并参考了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译文以直译为主，力求做到语言通顺，通俗易懂。
3.在撰写中，我们参考了历代有关《庄子》的研究成果。我们主要参考和借鉴了王先谦《庄子集解》、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王叔岷《庄子校诠》（上、下）、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傅佩荣《解读庄子》等书籍，以求博采众长。我们将在参考文献中列出诸家著作，在此不一一列出，谨表谢忱。
4.本书是系列丛书之一种，鉴于篇幅的限制，本书在录用时采取的办法是：内篇全文选用，外篇和杂篇根据其段落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以及影响的大小择优录用。
以上对《庄子》及有关问题作了介绍和说明，以方便人们阅读和理解，故为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