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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山路宝山里60号，章锡琛住宅。1926年8月，开明书店在这里诞生。这是在《新女性》杂志的基础上，在胡愈之、夏丏尊、丰子恺、郑振铎、周建人等朋友的帮助下，得以开张的出版机构，规模仅次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而这之前创办的《新女性》杂志，也是得益于朋友们的支持，发行点在闸北宝山路三德里吴觉农住所。胡愈之等早已加入共产党，他们对章锡琛寄予极大的厚望。
章锡琛主编的《新女性》不负众望，鲁迅、叶圣陶、巴金、茅盾、周作人、陈学昭、曹聚仁、夏衍、赵景深、孙伏园、孙福熙等都为之撰稿，可谓一纸风行。
何谓新女性？通俗来讲，是指五四以后，从封建家庭走出来，接受新式教育，有学识、有才能、有志向，独立择业，具备独立人格的新式女性。在《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创办短短四五年间，民智大开，新的思想在全国蔓延。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陶孟和、周作人、鲁迅、吴虞、陈望道、顾颉刚等知识分子，开始向传统的家庭制度和压迫妇女的思想“开炮”，从各个方面清算压迫妇女的旧观念旧习俗，提出要给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女子要具有独立的人格。
李大钊的呼吁更具体：妇女享有参政议政权，妇女的人身自由不容侵犯，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婚姻自主……革命者的声音，通过纸墨发出，常常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我祖父冯文治叫章锡琛娘舅，这个娘舅只比甥男大十来岁，却是实实在在的人生导师，他的言传身教，给冯文治树立了最直接的榜样。
说到男女平等，章锡琛很为自己的堂姐抱不平，这么了不起的女性，嫁到夫家，连名字都没有了。屋里头大大小小叫伊章氏，村坊上男男女女都叫伊章氏。为啥没有人叫伊名字？伊也有父母起的名字呀！男女平等这事，要从自家屋里头先开始！
说起封建思想，冯家台门里头也是沉重得一言难尽，冯文治知道母亲因此吃了不少苦头，但他不敢跟娘舅多说，只怕娘舅为母亲叹息。
他到娘舅这里，看到他那硬邦邦的板刷头，听着他原汁原味的绍兴话，心里就踏实。娘舅字雪村，很多人称他雪村兄。他的前额有点突出，江浙人讲“额角头冲出”，是聪慧的象征。他深度近视，戴一副似玻璃瓶底厚的眼镜；他瘦瘦的个子，经常穿棉布长衫；他抽烟厉害，一夜下来烟蒂积满烟灰缸；他喝酒海量，一顿可喝5斤绍兴老酒；他嗓门大，爱与朋友聊天，因着深厚的旧学功底和与时俱进的新思想，他的宏论常常滔滔不绝，说到慷慨激昂处便离席，在屋里来回踱步；他右手持烟，左手撩起长袍的开襟，哈哈大笑声中，忘了此时正在和大家吃饭……但他又是一个自视卑微、什么苦什么累都可以经受的普通工人。
章锡琛拼命工作的样子，冯文治看在眼里。娘舅的办公桌上长年累月堆着一叠又一叠稿子，他要一一审阅，经常是晚上时间来做，因白天要忙于接待众多来客，他们中有同行，有作者和读者，还有借稿费的……朋友如丰子恺、郁达夫、夏衍、茅盾、叶圣陶、周建人、顾颉刚等的来访，是他高兴的时光。到了夜晚，他就一支烟、一杯茶相伴，开始独自审稿到深更半夜，看稿时鼻尖几乎要碰到纸面。
次晨同事们上班，总能见到他的桌上烟蒂一缸，淡茶半杯。而规定要轮流打扫的办公室，早就被他一个人打扫得干干净净。
有这样的娘舅，就有这样的外甥。我父亲告诉我，我的祖父就是这样干活不要命，每日天还未亮，他已经起床在着手一天要处理的事务。夜半回家，他又开始不停地写、画，可谁都不知道他在写什么画什么。有时几天不回家，匆匆回家又被人叫走。我祖母为他准备的饭菜，他经常忙得只能急吼吼扒几口。所以，他总是那么瘦，一看就是营养跟不上消耗的人。
1926年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总厂对面竖起了东方图书馆。这天，我祖父来到这里。
图书馆大楼坐西朝东，呈“工”字形，它以始建于1909年的涵芬楼为基础，在宝山路西首竖起一幢5层大楼的馆舍。馆内共计藏书33万余册，中外杂志900多种，中外报刊45种，地图约2000幅，各种照片10000余帧。涵芬楼原是商务馆编译所的图书资料室，以收藏古籍善本著称。我祖父听他娘舅章锡琛说起，以商务印书馆的名义收集的私家藏书中，有绍兴熔经铸史斋的全部藏书。这些私家藏书，有不少是稀世之宝，他早就想进去一睹为快。
祖父记得自己大约10岁时，章氏带他去了古越藏书楼（一旁就是大通学堂）。进到里面，宁静的空气里，除了院中植物的清香，就是书籍的味道。章氏一进去，就先给儿子找《古文观止》卷本，等儿子伏案启页，她就寻找自己要看的书。母子俩一坐就是半天，离开前还得约定下次来的时间。每次，章氏带着孩子到绍兴城，古越藏书楼便是他们要去坐上几个时辰的好地方。绍兴文化昌盛、人才辈出，与刻书业、售书业、藏书业的繁荣密不可分。唐长庆四年（824），越州刊印白居易、元稹诗集，在市肆出售，并作为乡学课读教本。南宋时，驻绍兴府之两浙东路茶盐司、转运使司、府学等，纷纷刻印官书，一时版刻业旺盛繁荣。明清之际，绍兴府官方刻书和私家刻书并举，为地方文化发展和保存地方文献，立下功绩。到了近代，绍兴出了两位徐姓藏书家，一位是古越藏书楼主人徐树兰，另一位便是他的弟弟、熔经铸史斋主人徐友兰。徐友兰的儿子徐维则在1889与蔡元培为同科举人，家中的“铸学斋”“述史楼”“熔经铸史斋”，藏书数万卷。蔡元培为徐维则做伴读时，借此机会，博览了“铸学斋”“述史楼”藏书，学问大进。
徐树兰热心版刻业，所刊之书大多版本精良刻印精美。有些书籍一版再版，广为流传，其中《古文观止》一书，为乡村课读之需，一再刊刻，于今可见的传世刻本有6种之多。1900年，这位赋闲在家的会稽乡绅，受西方文化的启迪和维新改良主义的影响，在家乡越郡古贡院购1.6亩地，耗银32960多两，兴建古越藏书楼，并主持编制《古越藏书楼书目》，为经、史、子、集、时务5部，编为35卷6册。他在《序言》中写道：“人才之兴，必由学问；学问之益，端赖读书……探知五大洲万国盛衰强弱之由，罔不视文教之兴废以为准……”可谓为古越藏书楼殚精竭虑。但未等藏书楼完工，他便一病不起，在病危弥留之际，郑重出示《古越藏书楼章程》及呈文手稿，嘱咐长子徐元钊及次子徐尔谷等必须按《古越藏书楼章程》办好书楼，要求儿辈承诺：每年捐款一千银圆充作藏书楼日常经费。古越藏书楼于1904年正式向社会开放。绍兴城为之轰动，读书人奔走相告。蔡元培书写楹联：“吾越多才由续学，斯楼不朽在藏书。”在管理上，古越藏书楼除继承天一阁等私家藏书楼传统外，吸取了国外的图书管理先进经验。这标志着中国私人藏书楼正在向公共图书馆迈进。藏书虽仅供阅览而不出借，但清幽舒适的环境，是读书的好去处，吸引了当地的读书人纷至沓来。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故居，与古越藏书楼仅隔一座小桥，在他到上海浦东中学堂之前，也曾是出入藏书楼的常客。
从藏书楼到图书馆，国人一步步探寻着走来。这里面有好多大名鼎鼎的人物，也有许多默默无闻的甲乙丙丁，共同驱行在一条无前人走过的路上，不为自己无忧的衣食，只为后人千秋万代的岁月静好。
面对东方图书馆几百个崭新的阅览座位，想到先人的贤举，冯文治不能自已。世界应该会好起来，但我们必须让其实现得快一点，再快一点。坐上阅览椅，他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舒适。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大上海东方图书馆，让人感觉可以在书海里畅游了。
忽然，他发现一旁有青年学生正在偷偷看《共产党宣言》，掩护它的是一本大开本的外国杂志。这给人一种欲盖弥彰的感觉，冯文治差点要笑出声来。那同学机警地抬头四望，冯文治赶紧低下头去看自己手上的《新科学》。但《共产党宣言》中那句“共产主义运动将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时不时地跳进脑中，牵引着他的思绪。
他早就读了《共产党宣言》，这得益于他的娘舅章锡琛，在他那里，什么样的书都能看到，包括各种“禁书”。娘舅没时间指导自己看这看那，他每天忙得脚不着地，想看书自己找便是，只要商务印书馆有的，就有他看的。
《共产党宣言》并非奇书，可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人类社会在经历了无数的风云变幻后，对和平幸福美好的追求却始终不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需要改变才有出路，在见证种种激荡思潮后，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共产党宣言》，无疑给青春昂扬的年轻人更多激情。此时的冯文治，我的祖父，在心里反复对自己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从图书馆出来，已是傍晚，冯文治没有像往常那样进面馆吃最便宜的阳春面，而是走进一家有小炒的饭馆，点了一条红烧鲫鱼，要了一小壶绍兴黄酒，独自斟酌起来。绍兴人爱喝黄酒，或高兴，或哀伤时都会喝，黄酒分享了他们的心情。
最叫人难以言喻的是，这琥珀色透明澄澈的液体，是温和的，但绍兴人喜欢叫它老酒，因它越陈越香，越久远越浓烈；它有着我们中国人身上特有的温良品质，这温良是一种潜在的力量，只有当需要时，才如火山喷岩般爆发……
来到上海，冯文治只有在娘舅那里可以随心所欲地海喝绍兴老酒。忽然独斟酒一壶，不因悲喜，而是为心中那个无法更改的决定。
吟诗斗酒，写词作对，这样的场景娘舅不忘邀年轻人入席。这往往也是接受新思想感受新风气的最佳场合。娘舅对自己的机构名称，做如是解读：“开明风，开明风，好处在稳重，所惜太从容，处常绰有余，应变有时穷。我们要互助，合作，加强阵容，敏捷，活泼，增进事功。开明风，开明风，我们要创造新的开明风。”对开明同人的作风，他还说，“是‘有所爱’，爱真理，爱一切公认为正当的道理。反过来是‘有所恨’，因为无恨则爱不坚，恨的是反真理。再则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合乎真理的才做，反乎真理的就不做”。
冯文治耳濡目染了娘舅的风格，“堂堂开明人，俯仰两无愧”，这样的刚直，让他想到母亲章氏，她尽管像小草那样卑微，但那博大的胸襟，与娘舅何等相似。可惜生为女儿身，否则，她可以像男人那样，去闯荡世界，去实现志向。
在章锡琛的朋友中，可见许多绍兴人的身影。纵观历史，康熙乾隆年间，出书售书作为一种产业，在绍兴府城乡兴盛发展。那时，仅府城古贡院、试弄、仓桥街一带，便有书坊10余家。维新变法后，有识之士力主开发民智，刊刻书籍，创办书店，光绪二十九年（1903），绍兴府城就有万卷书楼、墨润堂、会文堂、聚奎堂、奎照楼、永思堂及特别书店等出版和流通机构。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为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在绍兴城区及上虞、嵊县、新昌等县城乡，相继开办战旗书店、禹风书店、启明书店、韬奋书店分店、群众书店、新新书店等，销售反帝反封建的进步书籍。
娘舅曾想培养冯文治进入他们的行列，但这个甥男只想着科技实业报国，还自制了牙医器材……不过，除了去金先生那里，他就是来娘舅这里了。娘舅这里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出版机构，而是思想的交锋之地，是先进观念推送塔，是真理发布平台，娘舅就是健康生活的倡导旗手……假如阅读是一场无声的反抗，那么书籍就是为反抗燃起力量、推动进步的车头驶向新世界的工具。进入新世界的他，那崇高的信仰必让他坚强，让他更加坚定脚下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