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那年的秋，那年的越地，小草从石缝中探头探脑，顶着寒露要看世界。只听得一阵鼓乐齐鸣，见有花船傍岸，秀丽的新娘甩脱了他人的搀扶，径自走到桥墩旁，向蹲在那里的乞丐，分发起银圆。这是她的私房钱，之前也经常拿来救济他人。她把绣兜里余下的银圆，交给送亲的家人，让他们分给附近其他乞丐。
早早候在岸边的花轿，那轿帘的流苏颤动着，仿佛在催促新娘。新娘低头落座，身子却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
这就是我的曾祖母章氏——父亲和姑妈他们说，旧时代女人出嫁后，她的名字便是在夫家姓的后面加个氏，姓王的叫王氏，姓毛的叫毛氏，久而久之，再也无人记得她在娘家的名字。我的曾祖母也仅仅留下了她的姓。她被八人大轿抬进了宁桑村冯家大宅，陪嫁品除了一箱又一箱的字画，还有一栋小楼。
我的曾祖父冯泽山，是位绍兴师爷，满心想象着婚后神仙眷侣的幸福日子。其实此时的他已经自断大好前程——在京城刑部做事的他，突然辞了朝廷回了乡。很久以后家人才知道，他是遇到了冤枉官司，不愿违心害人为虎作伥，找了借口归隐了田园。
马山镇宁桑冯家台门边上有个溇（绍兴人把小河称为溇），先辈定名南池溇，溇浜可以停泊大小船只。溇浜岸有河埠头，也是乘客上下船的小码头。对于深宅大院的冯家来说，水系是活路，从边门的河埠头上船，手摇的，脚划的，到绍兴城，到杭州，到上海……一路的水迢迢，到任何想去的地方。
迎亲队伍的十几条船走水路，也就眨眼的工夫。新娘乘坐花桥，只是一个仪式，摆摆样子罢了。
正好年华的章氏，穿上了嫁衣，却拒绝了那珠光宝气的凤冠霞帔。豪华的迎亲阵势并未让她有多喜悦，却是心有千千结般愁了一路——已是秋凉时节，路上行人大都薄衣破衫，赶路的，行船的，佝偻着身子光着脚，凄惶着脸色袖着手；挤挤挨挨的民居都是摇摇欲坠的样子，一座接着一座的古桥上，往来着衣不遮体的男女，食不果腹的乞丐；随处可见毛色肮脏的野狗，打架的打架，昏睡的昏睡，时不时还会窜出比猫还大的老鼠……满目凋零啊，那书画中的诗意在哪里？这还是鱼米之乡的绍兴，那么灾荒连年百业不兴的地方，百姓的日子又是怎样一种光景呢？
在家一直看书绘画吟诗的章氏，对外面的事并非不了解，反而听闻了不少，姐妹朋友间也有说道，胸中早已累积了无法排遣的愁闷。眼下，她风光出嫁，面对的却是那么强烈的反差——民不聊生，百姓连吃顿饱饭都成了奢侈。内心深处，有一种负罪感在咬噬她，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活在贫困无望中？不是说人人生而平等吗？！
新婚之夜，新娘和新郎谈起了民生、民族势运，当谈到日后的生活时，新娘表示，她不喜欢那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她手足健全，要帮夫君操持家务。家大业大的冯家台门，如果几房只顾自己挥霍无度，再厚的家底都会被掏空。读书人家都知道《红楼梦》，这是最好的警示。她提出，家中的丫头，有的太小，还是给点钱让她们回家。夫君说，有的女孩是爹妈带着一路讨饭过来，把她扔在了这里。你让她去哪里？她已经习惯把这里当自家了。
“大屋里的小姐也要多出去看看的。”
“老祖宗有规矩，破例要被笑话的，其他几房也不会接受。”冯泽山尽管被当地人称为开明绅士，也向往着一个理想的世道，但面对现实，要他带头打破陈规陋习，照绍兴人说法，除非“琵琶能结籽，唢呐也开花”。
章氏接受的教育，似乎要比夫君新式些，与封建落后的那套格格不入。嫁入冯家第二天，她就把一些新书送到了私塾。
那时，除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经典蒙学读物，上海的小学生课本中，已有《爱本国说》这样的文章。文曰：“我身及我之父母祖宗，所生所居之地曰本国，本国之人曰国民。兴盛之家，外人不敢侮其子弟；兴盛之国，外国不敢侮其国民。故国而强，国民之荣也；国而弱，国民之耻也。尔辈虽年幼，非皆中国之国民乎？既为其民，即当爱之，爱之则欲其强，不欲其弱矣。然国不能自强，必以人强之；人欲强国，必先自强……”
很快，章氏为冯家一连生了五六个孩子，把新学慢慢地输进了孩子们的心里。依然年轻的她，依旧向往着诗意的生活。然而，战争不断，民族积弱，国家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即使像她这样身在江南的大家闺秀，仍可感受到整个天地间弥漫着的凄风苦雨。她无法安宁下来，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宁桑村太小，她几乎找不到可以谈论国是、可以交流志向的盟友。
渐渐地，她回娘家的频率高了起来。白马湖畔，经常是仁人志士往来之地，有经亨颐这样的当地教育名人，也引来过何香凝这样的辛亥革命人物。泛舟白马湖，每个人对当朝的讨伐慷慨激昂，爱国救国之心灼热高涨，思想碰撞的火花激越飞扬……他们的呐喊声如同高远的星空划过一颗颗璀璨的行星，他们要唤起民众觉醒，改变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
从白马湖返回宁桑冯家，章氏总有新学带来。当鉴湖女侠秋瑾在四乡游说发动民众时，她不仅如饥似渴地聆听，还去绍兴跟随听讲。从宁桑到绍兴，划船要两个时辰，驶过一段段河道，穿过一个个桥洞，不知疲倦的她，上了岸依然是精神气十足的进步女生。她赞赏秋瑾的学识政见，期待加入她的行列。她知道，一旦被朝廷知晓，是要掉脑袋的，甚至还会牵连家人。可她铁了心要跟着革命，只要能推翻清朝帝制建立共和政体，还世道一个朗朗乾坤，即使拿了她的命，有何不可！
那时的章氏，不知道《国际歌》，也不知道里面有这样的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她只知道不能把希望寄托于神的眷顾，而是要靠自己的争取。
一切犹如随风入夜，润物无声。在革命先驱者催生之地绍兴，嫁入冯家的章氏结识了决意推翻专制朝廷的革命者，她的报国情怀有了依托，有了支撑。
然而，做先驱者必定会有牺牲。1907年7月15日凌晨，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年仅32岁。事先，她明明可以离开绍兴，但她没有，而是以“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的气概，毅然留守大通学堂。章氏的心疼痛至极，一个只比她长几岁的巾帼英雄，就这样离去了，她脑海中浮现着秋瑾那热情爽朗干练的一举一动，那像绍兴方言一样直邦邦的坦率真诚，那说到激动处的手舞足蹈……秋瑾没死，她活在了像章氏这样的追随者心中。
章氏夫君冯泽山与妻子约法三章，勿公开抛头露面，勿丢下孩子不管不顾，勿违背冯氏家规。他担心妻子的人身安全，担心孩子们会失去母亲。想到秋瑾被砍头，没人敢收尸，在绍兴街头暴晒数日，他就不寒而栗。
那几日，章氏把自己关在书房，画画写字，写字画画，泪水滴在纸上，她用墨汁晕开，缊出一朵梅花，勾出一片竹叶，梳出根根笔直的松针……满纸氤氲，只为祭奠鉴湖女侠。
秋瑾被害百余日，阴郁的河道上又传来噩讯，冯泽山听闻急忙跑向书房。书房里，章氏正让老三在学写字。六岁的老三冯文治（冯国柱），已在母亲的指点下，一字一句地诵读秋瑾诗句：“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
“侬看要不要命，县令李钟岳上吊啦！”冯泽山跑进书房，告诉妻子这一噩耗。
押送秋瑾赴刑的，正是清末山阴县令李钟岳。山东安丘人李钟岳，18岁中秀才，39岁中举人，1898年中进士，1907年正月任山阴县令。他通过科举一步步走上仕途，是一个典型的儒官。1907年正月，秋瑾从上海回到家乡山阴，到大通学堂任督办主持校务。这是光复会领导下的秘密据点，也是秋瑾宣传革命的讲台。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起义遭到镇压，浙江巡抚张曾扬即急电绍兴知府贵福，贵福即命令山阴县令李钟岳查抄大通学堂，抓捕秋瑾等人。不过，李钟岳早就仰慕秋瑾的才学，常以秋瑾“驰驱戎马中原梦，破碎山河故国羞”的诗句，教育自己的儿子：“以一女子而能诗，胜汝辈多矣！”
他接到指令后，并未行动，一方面反复向贵福陈述，大通学堂并无越轨行动，如武力摧残惊动地方，不好收拾。另一方面拖延时间，让师生逃走。但没过多久，贵福传他到府署，下命令“速将该校师生悉数击毙”，否则，即告他与该校同谋逆。无奈，李钟岳只得会同抚标兵管率新军300人，前往大通学堂捉拿“乱党”。为避免士兵开枪伤人，他故意乘轿走在最前面，让清兵跟随其后。进入学堂后，他又下令兵丁不许乱射，只许捕人。次日一早，贵福又命李钟岳到城外查抄秋瑾的娘家。问明有一小楼确系秋瑾所居，他却没让人检查。最后草草收兵，无获而归。李钟岳的这一行为，保护了很多人。因为在那座小楼里，藏有秋瑾与友人的往来信件，以及其他相应文书。一旦被查出，势必带来更大范围的腥风血雨。像章氏这样的追随者，还能不能活下来都难说。这也是冯泽山想想都后怕的事。
人们还要感谢李钟岳的是，在秋瑾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力所能及地给了她最高的礼遇，予以极大的尊严。审讯秋瑾时，他破例在县衙花厅设座问案，不动刑具。略做审讯后，便授秋瑾以纸笔，使秋瑾得以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为后世传诵。此情形却被密探报至贵福，贵福气势汹汹地责问他：“为何不用刑讯，反而待若上宾？”
“均系读书人，且秋瑾又系一女子，证据不足，碍难用刑。”李钟岳如是辩解。
贵福认定李钟岳有意为秋瑾开脱，袒护革命党人，便急电浙江巡抚。当李钟岳被召至府衙，放至他眼前的巡抚手谕，便是杀害秋瑾的命令。此时他仍争辩：“供证两无，安能杀人？”
贵福厉声训斥：“此系抚宪之命，孰敢不遵？今日之事，杀，在君；宥，亦在君。请好自为之，毋令后世诮君为德不卒也。”
秋瑾行刑后仅三日，李钟岳即因“庇护女犯罪”被革职。在杭州寓所，他终日闷闷不乐，反复念叨“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对秋瑾之死深感内疚，经常独自一人注视默诵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雨秋风愁煞人”，泪流不已。10月29日上午9时，李钟岳乘家人不备，在寓中悬梁自缢，年仅53岁。强烈的正义感，使其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斗士。他还保护了秋瑾的一大批朋友，包括章氏这样的众多抗争者。秋瑾被害不久，就有地下渠道传来密讯，那座小楼藏着的许多革命党人的秘密，已经被安全转移。不想，李钟岳却没有放过自己……泪水再次濡湿衣襟，章氏放下孩子，在祭奠秋瑾的香炉里，又插上一炷香，默默拜祭。
一个绍兴女子倒下，千万个吴越儿女站起。他们中有的原本就无官方姓名，有的刻意隐姓埋名，各种代号背后是他们自觉的担当。当一个又一个革命先驱者倒下，后面会有更多人紧随而上，他们的战术也在调整，于是，越来越多的隐形先驱者在悄悄地传递先声：我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我们，反帝、反封建、反专制。两年后的1909年11月13日，苏州成立了南社，活动中心在上海。这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文化团体，发起人是柳亚子等。受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影响，南社取“操南音，不忘本也”之意，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倡民族气节，反对清王朝的腐朽统治。1911年春夏间，绍兴成立了“越社”，成为南社在浙江的分支机构，与南社遥相呼应。越社成员数百名，名流有鲁迅、范爱农、宋琳等。
章氏告诉夫君，她想加入越社，和大家在一起吟诗作画做文章。冯泽山知道，越社名义上是个文学团体，但参与者实际有革命动机。他慎重说出自己的主张，既然要革命，应该男人出去。他可以去越社，去办报，女人家最大的事体，就是教育孩子，让孩子们开阔眼界，掌握本领，长大才可精忠报国。其实，这也是章氏的激将法，她并不知道越社欢不欢迎她这样的女性加入，她更多是想推丈夫加入革命行列。
1912年1月3日，越社创办了《越铎日报》，鲁迅参与筹备，并担任名誉总编辑。针对“专制永长，昭苏非易”的社会现实，鲁迅以“黄棘”为笔名，在《越铎日报》创刊号上发表《“越铎”出世辞》，以极大的热情，欢呼辛亥革命的胜利，他不无自豪撰文道：“越人于是得三大自由，以更生于越，索虏则负无量罪感，以底于亡。民气彭张，天日腾笑，孰善赞颂，庶猗伟之声，将充宙合矣。”面对光复后的绍兴，“封建的辫子还没有完全割去”，封建势力依然十分猖獗的现状，他表明坚持“思想革命”，坦露彻底变革社会的坚定决心与意志。鲁迅前后主持《越铎日报》四十多天，这是他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活动之一。他在《范爱农》一文中写道：“一个去年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来访我，慷慨地说，‘我们要办一种报来监督他们。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还有一个是子英先生，一个是德清先生。为社会，我们知道你决不推却的’。我答应他了。”在鲁迅的指导下，宁桑冯家台门的冯泽山，和一批越社成员，对创办《越铎日报》充满了信心，决心把它轰轰烈烈地办下去。最终，《越铎日报》成为辛亥革命后绍兴出版的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民办进步报纸。
冯家大屋里的孩子在一个个长大，父母也对他们饱含期望。他们希望孩子们能够为民众效劳，为国家效力，这首先必须掌握真才实学。他们看中了绍兴几个有名的学校，冯泽山决定，老大不用再去外面读书，乡下那个家，要交给长子管理（没想长子后来当了小学校长，又参加革命……），老二最好也跟着老大留在宁桑，老大忙不过来时，他可以顶上。老三、老六（中间一个女孩夭折）是当科学家、艺术家，还是思想家，要看造化。他没有想到的是，这里面至少有两个要做革命者。更让章氏想象不到的是，五个儿子有三个去了湖州府的德清……
绍兴师爷冯泽山和他志存高远的妻子章氏都信奉：天地不言仁，不争仁，滋养着万物，不求万物回报；圣人不言仁，不争仁，为百姓做事，不求百姓回报。面对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一个弱运的民族，尽力做一点能做的事，既为社稷大众，也为自己良心上的安宁。孩子们长大后不管做什么，都必须做有用的人。
他们把孩子送进了已经开设科学课目的绍兴中小学。是的，“德”“赛”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在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痼疾，给黑暗的中国带来光明。
革命要做什么？革命就是要开启民智，壮我中华。冯泽山和章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新校门的同时，已经在琢磨如何为新学出力。所谓新学，就是要用世上最先进的思想和学说来塑造学子，培育新一代青年，从而建立公平社会，创造一个崭新的国家。
1919年，经亨颐辞去了浙江省教育会长一职，以育虞地英才之名，动员上虞富商陈春澜出资创办春晖中学，继承五四精神，主张“反对旧势力，建立新学风”，提倡人格教育。
春晖聘请了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等国内知名人士为教师，蔡元培、何香凝、黄炎培等到校讲学，张闻天、刘大白、叶圣陶等亦到校考察指导，白马湖畔一时名流云集，“北南开，南春晖”声誉鹊起。以春晖为辐射点，周边地域创办起农民夜校，以提高附近各小学师资水平。冯家台门的章氏又临时做起了农民夜校教员，除了诗词歌赋绘画书法，反帝反封建、扶助农工救助弱幼、革除腐朽陋习，她也是要讲的。前来听课的，都是追求进步的，不仅没人出卖她，倒是有不少与她成了朋友。
真正发出呐喊，唤醒别人的人，是精神世界丰盈、追求完美和平等的一群人。他们凭自己的良知，向沉睡者、愚昧者发出声音，向社会呐喊，像杜鹃啼血那样，直至归去。我的曾祖母章氏，就是这样的人。
1919年的农历新年一过，章氏18岁的三子冯文治提出要去外面世界看看，绍兴对他来说已经太小。章氏知道儿子有鸿鹄之志，应当放飞。冯泽山却不无担忧：“老三想去上海，我赞同，但必须念工科，不要跟人家去搞什么运动，更不要上街去喊口号，要好好做学问！”
几个孩子晓得，爹爹是看透了官场黑暗，平日里只写写字做点不痛不痒的文章，曾经有过的豪迈，已被日积月累的消沉湮没。而母亲，骨子里透出倔强，做事交关（吴语，非常的意思）爽气。老三冯文治更是把母亲视为主心骨，只有母亲的话，才是金科玉律。母亲对他说：“很多人讲侬姆妈劳心劳肺，包括你们的爹爹。他们觉得国家这么大，跟一个小老百姓有啥关系？那好，国家乱七八糟，老百姓还有好日脚伐？人人都可以像蚂蚁，被活活揿煞。只有国家强大，政府英明，老百姓才有好日脚过。我儿要好好学会本领，为国家做点事体！”
冯文治当然听母亲的，他让母亲放心，自己会用心读书。
母亲又告诉他：“大上海不比乡下，有的是进步人士，侬要向他们好好学习，做人志气最重要。侬爹爹算是个有志之人，但现在有点麻木，讲啥都无用了。”
冯文治一一应承着。
“上海离家远，很多事鞭长莫及，一切要靠侬自己！”
“晓得，姆妈放心，我吃得起苦的！”
章氏发现，儿子已然成人，按乡下风俗，是娶老婆的时候了，但他执意要去上海深造，这是对的。她给了儿子几位亲朋好友的地址，其中有位金先生，说是孙中山先生的医生。还有一位她章家的堂弟，大名章锡琛，毕业于绍兴山会师范学堂，1912年进入出版界，供职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东方杂志》编辑。
离开家乡赴沪求学的那天，兄弟中最小的老六没来送他。其实老六与老三最亲，他知道老三要远行，却早早躲进了私塾。老六因为从小体质差，家里没有让他和几个哥哥一起到绍兴上学。眼看着哥哥们去绍兴去上海，他只有羡慕眼热的份。
此时，老三不由在心里发誓，等他在外面立稳脚跟，一定接六弟过去。
老六没送老三上船，但他在私塾大声的诵读声传到了河浜：“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
到了上海的冯文治，给母亲章氏的信中讲：见到了娘舅，拜见了金先生。金先生想我跟他学医……
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儿子能做医生也不错呢！不过，章氏没有为儿子做决定，而是让他自己选择。
又一年秋风起，春晖中学雏形初具，计划下一年的招生开校事宜。白马湖上，一众仁人志士吟诗作画，雅集酬唱，以诗言志，以画喻节，拒与浊流合污。此时的章氏，和身边的朋友们一样，对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除了伤感，那就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地期盼推翻旧制度、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绍兴的章氏知晓了这一消息，当她和朋友们谈论共产党时，心情是激动的。啥时去上海看看，共产党员什么样。我的曾祖母章氏，把这个心愿列入了人生重大的计划。
对于冯泽山和章氏，我的姑妈冯连方每每讲起，总遗憾他们生不逢时。
她说：“我的祖父思想开明，倾向革命，母亲曾告诉我，我祖父很有远见，在杭州湾那边购置了200亩地，说将来肯定要建大港，建东方大港。
“我祖母章氏嫁到冯家时，嫁妆除了珍贵字画，还带了建楼的资金。关于建楼还有个故事，说我的大爹（伯父）冯文雄在当地小学任校长时，经常很晚回家，有时走着走着居然一直在绕圈，怎么也走不到家，后来我祖母就到她的小楼顶上，高声喊儿子的名字，喊他回家吃饭。从此，我大爹再也没有碰到‘鬼打墙’的事。可见，那栋陪嫁的小楼是有的，至于建在冯家大院内还是大院外，没人告诉过我。
“章氏的才华，家里无人能及，她画的牡丹特别好看，还跟何香凝她们一起画画作诗。我祖父和祖母，都蛮重视孩子的教育，所以我爹样样都会，字也写得漂亮。你们都说我的字写得好，但是跟我爹写的就没法比了。”
我父辈口中的冯泽山和章氏，带着一种厚重历史的神秘感，我只能雾里看花，无法近距离触摸，只能仰视。毕竟，我父辈他们也没有见到过他们的祖父祖母，即使见过，也只是在他们的婴儿期，还没记忆。
对绍兴，对名士，伟人毛泽东有诗曰（于1961年《七绝·纪念鲁迅八十寿辰》）：
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
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