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梦中的道德感

我把道德和情感是否进入梦生活以及进入梦生活的程度这一特殊问题，与梦的心理学问题分开进行论述，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只有随着我对梦的研究逐渐深入，一些理由才能明白地展现出来。在这方面，我们同样也会遇到一些截然相反的观点。说来也怪，我们发现，同样的争议在不同的作者涉及梦中心灵的其他所有功能时也都出现了。一些人认为道德在梦中是没有支配地位的，而另一些人也以同样坚定的态度认为，在梦中，人的道德本性也同样存在着。

根据梦的一般经验，我们无疑会认为前者的观点是正确的。詹森（1855）写道：“在梦中，我们不会变得更好或者更有道德感。相反，意识在梦中似乎保持了沉默，因为我们在梦中没有同情，还可能犯下最丑恶的罪行，如盗窃、暴力或者谋杀，对于这些我们都无动于衷，也没有悔恨。”

拉德斯托克（1897）说：“应该记住，在梦中联想的出现和观念的联结，都不会考虑到反省、常识、审美情趣或道德判断。道德判断尤其微弱，而道德的冷漠处于主宰地位。”

沃凯尔特（1875）说：“我们都知道，梦在性问题上是非常放纵的。做梦者自己根本没有羞耻之心，缺乏道德感和道德判断；即使他看见任何人，包括他最为尊敬的人，在做着那件事，那是在清醒时只要把那人和这事联系在一起就会感到害怕，哪怕只是想一想都会感到可怕的事。”

与上面的观点完全相反的是，我们发现诸如叔本华（1862，第1卷）这样的观点——每个人在梦中，无论是行为还是谈话都与他的性格完全一致。斯皮塔（1882）引用费舍尔（K.P.Fischer，1850）的观点，认为主观感情和渴望，或者情绪和激情，在梦生活的自由王国中展现出来，而且人们的道德特征也在他们的梦中反映出来。

哈夫纳（1884）：“几乎很少有例外……一个有道德的人在梦中也表现得道德高尚，他总是远离仇恨、忌妒、气愤和其他不良的情绪；但是一个罪恶的人也有规律地在梦中得到同样的景象，与白天一样。”

肖尔茨［Scholz，1893，朱厄特（Jewett）译］：“在梦中，这是真实的：尽管我们带着伪装面对世界（无论是假装尊贵还是假装卑微），在梦中我们学会认识真实的自己……正直的人在梦中也不会犯罪；或者，如果他犯了罪，也会感到恐惧，正如对于任何违反他本性的事情一样感到恐惧。罗马皇帝处死了一个臣民，因为这个人做了个梦，梦中他谋杀了皇帝，这位皇帝认为处死他是有道理的，因为一个人梦中做的必是醒时想的。人们常说一句话‘我做梦都想不到’。如果这指的是在我们心灵和脑海中无法立足的事情，那就有双重的正确意义了。”［柏拉图却相反。他认为最好的人，是那些只梦见别人在清醒时所做的事的人（这一句是1914年增加的）。］

斯皮塔（1882）曾引用普法夫（Pfaff，1868）改动过的一句俗语：“告诉我你的梦，我就能知道你的内心。”

梦的道德问题是希尔德布兰特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我从他的一个小册子中引用了不少内容。在我遇到的所有研究梦的著作中，我觉得它在形式上最完美，内容上最丰富。希尔德布兰特（1875）也写下过一条规律：生活越纯洁，梦就越纯净；生活越肮脏，梦就越污秽。他坚信人的道德本性也持续于梦中。他写道：“即便是最严重的计算错误，对科学定理最浪漫的颠覆，或者最可笑的年代错置，也不能让我们不安甚至不能引起我们的怀疑，但我们从来不会忘记如何区分善与恶、对与错或者道德与罪恶。无论白天我们周围的事物在梦中有多少遗漏，康德的绝对律令却一直紧随着我们，哪怕是在睡梦之中……但是这只可以这么解释：人性的基本本质，也就是道德本质，已经相当牢固地扎根于人的思想，以至于不受无常的变化影响，虽然在梦中想象、推理、记忆和其他此类功能都必然受到了影响。”

随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断深入，双方作者也开始显示出明显的观点转变或松动。那些主张道德人格在梦中不再起作用的作者，从严格的逻辑上来说应该对不道德的梦毫无兴趣。他们可能会拒绝任何探讨做梦者应该对自己的梦负责，或者从梦中恶行推导出做梦者的邪恶本质的尝试，正如他们会信心十足地反对从梦的荒谬性可以推导出现实生活中智力活动的无意义一样。而另一些认为“绝对律令”会延伸到梦中的人，也应该理智地接受这一观点，即产生不道德的梦的责任也可能不是由他们本质的恶引起的。为他们着想，但愿他们不要做那些该受斥责的梦，以免动摇他们对自己人格道德的坚定信念。

然而，好像没有人能够自信地说出他到底有多好或者多坏，也没有人能否认他曾做过不道德的梦。对双方作者来说，尽管他们在梦的道德问题上观点相互对立，但都试图对不道德的梦的来源做出解释。但是，关于这种来源，是应该从心灵的功能上还是从躯体原因对心灵的不良影响上去寻找，新的分歧又出现了。于是，事实的逻辑强制性又迫使这两种不同意见的支持者（道德对梦的责任性与非责任性）共同承认梦的不道德性具有特殊的精神来源。

就算那些认为道德观延伸于梦中的作者，也都小心翼翼地不去假设人应该 完全 为自己的梦负责。例如，哈夫纳（1887）写道：“我们不对自己的梦负有责任，因为我们在梦中被剥夺了思想和意志，它们是我们生活所拥有的真理与现实性的唯一基础……正因如此，梦的愿望就无所谓是道德的或者邪恶的。”不过他又接着写道：“人应该对他们罪恶的梦负有一定责任，因为他们间接导致了这样的梦产生。他们有义务对心灵做一番道德的洗涤，不仅是在清醒生活中，而且在睡前尤为必要。”

对于人应该对梦的道德内容负责这种观点既有反对又有赞同的情况，希尔德布兰特（1875）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认为在考虑梦的不道德情况时，必须承认梦的隐含内容以戏剧化的形式出现，承认极其复杂的思想进程凝缩到一段非常短暂的时间，而且还要考虑到它们所进行的方式。他甚至认为，梦的观念成分变得如此混乱甚至失去了本来的意义。然而他承认，对于人对梦中的罪过和错误的责任可以一笔勾销这件事，他是相当犹豫的。

“当我们急于否认某一不公正的职责，特别是当此事涉及我们的目的、意图时，我们常说：我连做梦也不会想到去做这件事。我们这么说，一方面是觉得梦境是我们能对自己的思想负责的最遥远和最偏僻的区域，而且在梦中我们的思想与现实自我的联系如此松散，以至于我们很难把它看作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既然我们不得不明确表示对梦中这些思想存在的否认，我们也就同时承认了，除非扩展到梦这一遥远的区域，否则我们的自我辩解就是不全面的。所以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尽管是无意识的——说出了事实的真相。”

“不可能想出任何一个梦中的行为，其原始动机没有以某种方式通过白天的心灵（无论是愿望还是欲望或冲动）而完成。”希尔德布兰特继续说到，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原始的冲动不是梦创造出来的；梦只是复制并将其扩展，只是把我们内心中的一小片历史材料以夸张的形式细致地表述出来，它只是把耶稣基督使徒的那句话“仇恨他兄弟的人就是凶手”加以戏剧化。而在我们醒来之后，尽管意识到了道德的力量，并且对梦中编造的罪恶情节一笑了之，但对产生这些情节的原始材料本身却始终笑不起来。我们觉得要对自己梦中的错误负责——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部分责任。“简单地说，如果我们在这一几乎无可置疑的场景中理解耶稣的话‘恶念源于心中’，我们就很难怀疑梦中所产生的罪恶至少也带有一丝犯罪感。”

于是，希尔德布兰特发现梦中不道德的源头在于罪恶冲动的萌芽或暗示，在白天它以诱惑的形式经过我们的心灵；而且他毫不犹豫地将这些不道德元素列入了他对一个人道德价值的评价因素之中。正是同样的想法和评价方式，使得历代那些虔诚和神圣的人都将自己视为可怜的罪人 。

当然，毫无疑问这些不协调的想法是普遍存在的，大多数人都会有这种情况，在道德范畴之外的其他领域也存在。但有些时候它们没有得到严肃的评价。斯皮塔（1882）曾经引用泽勒尔（Zeller，1818）与此十分相关的一些话：“心灵很少组织得那么令人愉快，在任何时刻都具有完全的力量，使我们正常的和清晰的思路不被一些无关紧要的、稀奇古怪的以及非理智的东西打断。的确，伟大的思想家已经不得不抱怨这种梦幻般的可笑而令人难以忍受的杂乱念头，这些念头打扰了他们深入的反省及最严肃和最真诚的思想。”

希尔德布兰特（1875）的另一段话为这些不协调想法赋予了心理学意义。其大意是，梦使我们偶然瞥到人类本性最深层的隐秘之处，这些地方我们在清醒时是无法进入的。康德在他的《人类学》（1798） 中也表达了几乎相同的思想。他说梦存在的目的好像就是向我们揭示自身隐藏的本性。它向我们揭示的不是我们现在如何，而是如果以另一种方式长大成人会如何。拉德斯托克（1879）也说梦只不过经常向我们揭示那些自己不愿承认的事情。所以，我们说梦是说谎者，是骗人的，这不公平。埃尔德曼（Erdmann，1852）写道：“梦从来不告诉我应该怎样去看待某个人，但我确实非常惊奇地从梦中发现了我实际是怎样看待这个人的，以及我对他的感受。”同样，费希特（1864，第1卷）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梦的确给人们的整个气质禀性做了一个比清醒中的自我观察更为真实的反映。”

我们将会看到，那些与我们的道德意识格格不入的冲动的出现，仅仅是与我们已知道的事实类似而已——梦可以获得那些在我们清醒时不出现，或者即使出现也只起到很小作用的观念材料。所以贝尼尼（1898）写道：“那些我们在很长时间里被窒息和压抑的愿望似乎又被唤醒了，一些我们平时从未想过的人或物又出现在眼前。”沃凯尔特（1875）说：“一些我们清醒意识中几乎不被注意或者再也不会被记起的观念，却常常通过梦来宣布它们在心灵中的存在。”最后，就这一点，我们又想到了施莱尔马希尔的论断，即在入睡时人们伴有“不随意观念”或意象。

这样，我们可以把梦全部的观念材料共同归于“不随意观念”题下。这些材料，与不道德梦和荒诞梦一样，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惑。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道德领域里，这种不随意观念与我们平时的道德态度是抵触的，而另一些则只是令我们感到奇怪和陌生。目前人们还没有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研究并取得最终的解决办法。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梦中出现的这些不随意观念的 意义 是什么，以及夜间这些不道德不和谐的冲动对研究清醒心灵和梦中心灵的心理学意味着什么。这里又出现了新的意见分歧，权威们重新分为了对立的派别。希尔德布兰特和其他一些具有相同基本立场的作者，他们自然会导致这样的看法：这种不道德的冲动即使在白天也具有某种力量，尽管这种力量受到约束而不能变成行为；但在睡梦中，它就引出一些行动来，而我们白天由于受到心理压抑，意识不到这种冲动的存在。这样，梦就揭示了人的真实本性，尽管不是他的 全部 本性，并构筑了一种使我们认识隐藏起来的内心世界的途径。通过这些前提，希尔德布兰特（1875）才能提出梦的预警作用（力量）：它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心灵中道德薄弱的地方，就像医生承认梦能够把未观察到的躯体疾病引入人们意识注意的范围一样。所以斯皮塔（1882）在说到影响大脑的兴奋源时（如青春期），一定也是接受了这种观点。他向做梦者安慰性地保证说，如果他在白天过着严格的道德生活，如果他随时注意遏制犯罪的念头并且不让它变为行动，那么他就会只做自己权利范围内的事。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把“不随意观念”定义为在白天“被压抑”的观念，应该把它们的出现看成一种纯粹的精神现象。

另一些作者则认为以上结论是不合理的。詹森（1855）就认为这种不随意观念无论是在梦中还是在清醒时，以及在发烧或谵妄状态中，“都有意志活动终止的特点，并或多或少带有意象和观念的机械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是由内在冲动引起的”。按照詹森的说法，所有不道德的梦，对于做梦者的精神生活来说，都不过是在某些时候他对这一理念内容的觉察，显然不能作为做梦者自己的精神冲动的证明。

另一位作者默里（1878），似乎也为梦赋予了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为了对精神活动进行任意破坏，而是为了分析梦的组成元素。他在描写那些逾越道德界限的梦时，说：“那是我们的冲动在说话，在指导我们的行动。尽管理智有时会警告我们，却无法把我们拉回去。我有我的错误和邪恶的冲动，在清醒时我能抵御而且常常制服它们。但在夜里我却向它们屈服，甚至在它们的压力下行事，既不害怕，也不后悔……在脑海里展现的图景构成的梦，我感到是一种冲动促成的，但我不在场的意志又无法把它们赶走。”

在那些相信梦具有揭示当前被牢牢压抑或封存着的非道德倾向的能力的作者中，没有人能比默里把这一观点揭示得更清楚明确了。他说：“在梦中，一个人把自我完全显示出来，完全是原始的、赤裸裸的、毫无装饰的样子，一旦摆脱了意志的控制，立刻就变成了各种激情的玩物。可是在白天，良心、荣誉感、恐惧等把他同各种激情隔离开并保护起来。”在下面一段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话：“梦中所展现的是人的原始本性。可以说人回到梦中就是回归到自然状态。他的心灵被后天的观念侵蚀得越少，他在梦中受到性质相反的冲动的影响就越大。”他继续以自己的梦为例，说他在梦中就很少成为这种迷信的牺牲品，并曾在著作中对这种迷信予以猛烈的抨击。

然而，默里的这些敏锐反思对梦生活的研究却没有价值。因为他把自己如此仔细观察的现象仅仅看成“自主心理”（automatisme psychologique）的证据。根据他的观点，正是这种自主心理支配着梦，并构成精神活动的对立物。

斯特里克尔（1879）写道：“梦并不仅仅由幻觉构成。例如，一个人在梦中非常惧怕强盗，强盗的确是想象的，但是恐惧却是真实的。”这句话提醒我们注意这一事实：不能像判断梦的其他内容那样去判断梦中情感。而且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到底应该把梦中发生的心理过程的哪一部分看作真实的。也就是说，哪一部分可以被归入清醒生活的精神过程 。 l2MUPy+h0xdGXrDGDUpQq3WSl5seiMJi7Po7Z4/hzlC3CgW8GJIqPAVeNl4TBY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