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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梦来自消化不良。”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梦的刺激和来源究竟是指什么。在这些概念之后隐藏着一个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梦是睡眠被打扰的结果。如果不是睡眠受到打扰，我们是不会做梦的，梦就是对打扰的一种反应。
关于刺激成为梦的来源的讨论在此类主题的文献中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显然，梦成为生物学的研究对象之后，这个问题才变得十分明显。古人认为梦是由神所托，所以没有必要从刺激方面寻找原因。梦来源于神的意念或魔界的力量，它们的内容也是源于这些力量的目的和对它们的认识。科学随即面临这样的问题：产生梦的刺激是同一个还是多种多样的呢？而这又涉及另一个问题，即对梦诱因的解释属于心理学范畴还是生理学范畴？大多数权威人士都赞同这一观点：干扰睡眠的原因——也就是梦的来源——可能有许多种，而且肉体上的刺激和精神上的刺激同样可以导致梦的产生。但是，在梦产生的根源中，人们更倾向于哪一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重要程度的排列顺序，各种看法的分歧就很大了。
如果把导致梦的原因全部考虑进去，人们会发现共有四种来源。我们也可以据此对梦进行分类。这些类别是：
（1）外部（客观的）感觉刺激；
（2）内部（主观的）感觉刺激；
（3）内部（器官的）躯体刺激；
（4）纯心理刺激源。
哲学家斯图吕贝尔的那部关于梦的著作已经给了我们关于这一问题的多种启示。他的儿子小斯图吕贝尔［英译本（1912），第2卷］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对一个患者的观察记录。这位患者患有全身皮肤感觉缺失症，同时还有几个高级感官有麻痹症。如果这位患者剩下的几个感觉通道也对外部世界关闭，这个人就会休眠。当我们想进入睡眠时，也尽量使自己处于类似这个患者的状态。我们关闭大多数重要的感觉通道，闭上眼睛，尽量使其他感官免受外界刺激打扰，或者对外界刺激产生变化；然后我们睡着了，即使我们的计划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因为我们既不能使感官完全免于刺激打扰，也不能暂时终止感觉器官的兴奋运动。一个足够强的刺激会随时把我们惊醒，这一事实说明“即使在睡眠中，我们的灵魂也和外部世界保持着联系”。而睡眠中出现的感觉刺激很可能成为梦的来源。
有大量这类刺激存在，包括睡眠状态本身必然伴随的或者必须时时容忍的那些不可避免的刺激，偶然的足够终止或者确实终止了睡眠的唤醒刺激。例如，强光总是能射入眼睛，噪声也可能会被听到，强烈的气味会刺激鼻黏膜，睡眠中无意的移动会使身体的某个部位裸露而受到冷空气的侵袭，翻身时会压住身体的某一部位，我们也可能被蚊虫叮咬，或许还有其他干扰会刺激我们的感官。细心的观察者已经收集了一系列的梦例。在这些例证中，清醒时注意到的刺激和梦的部分内容之间存在广泛的对应关系，因此有可能把刺激看作梦的原因。
我将引用詹森（1855）的论述。他收集了许多这类梦例，这些梦都可以归因于客观的且带有一定偶然性的感觉刺激。
“隐约听到的每一个声音都可以引起相应的梦中意象。一声雷鸣会使我们置身战场；公鸡的啼鸣可以化为某人的惊叫声；吱吱的开门声可以引起梦见盗贼；如果夜里睡衣滑落，我们可能梦到在赤身裸体地行走或者落入水中；如果我们横卧在床，双脚伸出了床边，会梦到如临深渊，或者从悬崖落下；如果我们的头碰巧滑到枕头下面，会梦见一块大石头悬在我们头上，正要压向我们；精液的储聚可以导致淫荡的梦；局部的疼痛会梦到受虐待、被袭击或受伤……”
“迈耶尔（Meier，1758）曾梦见自己被几个人制服，他们把他压倒在地，然后把一根木桩从他大脚趾和二脚趾中间的缝隙钉进土里。这时他醒了过来，发现他的脚趾中间夹了一根稻草。还有一次，根据海宁斯（1784）的记载，当时迈耶尔把衬衣的扣子扣得非常紧，他梦见自己受了绞刑。霍夫保尔（Hoffbauer，1796）梦见他年轻时从高墙上跌下，醒来后发现原来是床腿坏了，而他真的从床上滚落到地板上。格雷戈里（Gregory）也报告说，有一次他睡觉时脚放在了热水壶上，结果梦见自己登上了埃特纳火山顶，脚下的地面十分灼热。还有一个人，他睡觉时头上敷了热药膏，结果梦见一伙印第安人在剥他的头皮。另一个人睡觉时穿了一件未干透的睡衣，梦见自己被人拖过一条小溪。睡眠时突然痛风发作，会使患者梦到他正在接受审讯，在刑架上受尽折磨（Macnish，1835）。”
如果可以有意地给睡眠者施加某种感官刺激，从而使他产生与此相对应的梦境，那么，关于梦的刺激与内容相似性的论点会更有说服力。从詹森（1855）对马可尼希（Macnish）的引证来看，吉罗·德·布萨连（Girou de Buzareingues，1848）曾经做过这类实验：他把膝盖露在被子外面，梦见自己夜里乘坐邮车旅行。他对此评论说，所有夜里坐过马车的人都知道他们的膝盖是多么冷。还有一次，他的后脑勺裸露着，于是梦见在户外参加宗教仪式。这里我们必须解释一下，他所在的乡下，人们习惯于遮盖住头部，除非是在参加宗教仪式等。
默里（1878）提供了一些有关对他自己所做的梦的观察结果（除此以外的大多数实验则没有成功）。
（1）用一根羽毛刺弄他的嘴唇和鼻尖——他梦见一种可怕的折磨：他被戴上沥青制的面具，然后面具又被揭掉，结果把脸上的皮也撕下来了。
（2）一把剪刀在一把钳子上磨来磨去——他梦见听到了铃声，然后是警铃声，他于是在梦中回到了1848年6月的动荡岁月。
（3）有人给他闻科隆香水——他梦见了在开罗的一家商店里，后来又有一些离奇的历险，但他记不清了。
（4）有人在他脖子上轻轻捏了一下——他梦见有人在给他上芥末硬膏，并且想起了小时候给他治病的医生。
（5）灼热的烙铁靠近他的脸——他梦见一伙匪徒破门而入，把屋里的居民的双脚插进装着滚烫煤块的火盆里，逼他们把钱全部交出来。这时阿布兰特公爵夫人出现了，在梦里，他是她的秘书。
（6）一滴水滴在前额上——他梦见他在意大利，热得大汗淋漓，同时喝着奥维多白葡萄酒。
（7）烛光透过红纸不时地照向他——他梦见炎热的天气，而后再次出现了他曾在英吉利海峡遇到过的暴风雨。
赫维·德·圣丹尼斯（Hervey de Saint-Denys，1867）、威根特（1893）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曾做过这方面的实验，并有所论述。
许多作者都对这句话做过评述：“梦具有惊人的能力，能够把感官世界突然的印象编织到它们自己的结构当中，因此好像一切都事先做好了安排，逐渐导致了这一结局。”（Hildebrandt，1875）“我年轻的时候，”作者继续说，“习惯用闹钟把自己准时叫醒，这样的事发生过不下几百次——闹钟的铃声被编排进冗长且有关联的梦中，好像整个梦境的发展到了这时候正好应该结束，它恰好是梦境的高潮。”
现在，我再引用另外三个类似闹钟的梦例，但其诱发物却不一样。
沃凯尔特（1875）写道：“一位作曲家有一次梦见他在给学生上课，力图说明一个关键问题。讲完之后，他问一个男生是否听懂了，这个学生发疯似的大声喊：‘是的，听懂了！’他十分生气，批评这个学生不该大声喊叫。不料全班都一齐大喊：‘是的，听懂了！’喊着喊着，喊声变成‘着火了’。这时他醒了过来，他听见街上真的有人在喊‘着火了’。”
加尼尔（Garnier，1865）讲述了拿破仑一世在马车里睡觉时被炸弹的爆炸声惊醒的故事。他梦见再一次在奥军的炮火攻击下率军渡过特里亚门托河，最后拿破仑一世突然惊醒，喊道：“我们遇到埋伏了！”
默里（1878）曾经做过一个梦，后来这个梦成了一个有名的梦例。他梦见自己生病了，在房间的床上躺着，母亲坐在他旁边。那时正处在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时期，在他目睹了一些恐怖的杀戮场面之后，最终自己被带上了革命法庭，在那儿他看见罗伯斯庇尔、马拉、富基埃-坦维尔等当时的风云人物。他们审问他，在一些记不清的事件之后，他被判处了死刑。他被带到行刑场，周围挤满了暴民。他爬上了断头台，被刽子手捆在木桩上，木桩倾斜了，刀落了下来，他感到自己已经身首异处。这时他一下子醒了，惊魂未定中发现，是床头板倒了下来，正如刽子手的刀一样打在他的颈椎上。
此梦引起了勒·洛林（Le Lorrain，1894）和埃格（Egger，1895）一场有趣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做梦者是否可能和如何能够在从感知到刺激到被惊醒的短暂时间内，安排了内容如此丰富的梦材料。
这类例子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在梦的所有来源中，最确凿的是睡眠中客观的感觉刺激。而且外行人认为它们是梦的唯一来源。对于一个受过教育但是对梦缺乏研究的人来说，如果人们问他梦是怎么产生的，他肯定会以自己做过的梦为例，说他醒来之后发现是来自外界的感官刺激。但是，科学的研究不应该止步于此。在观察到的事实中，科学研究发现了进一步的问题：进入梦境的刺激在梦中并不以 真实 的形式出现，而是以与此相关的另一种形式呈现。但是梦的刺激和所产生的梦之间的联系，用默里（1854）的话来说，是“某种密切的但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再去考虑希尔德布兰特（1875）的三个与闹钟有关的梦。它们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相同的刺激会引起三个如此迥异的梦，而且为什么恰恰引起这几个而不是别的梦。
“我梦见一个春天的早晨，我正在外面散步。我穿过绿色的田野，来到邻近的村落，发现这里的村民都身着盛装，腋下夹着赞美诗，向教堂走去。当然，今天是礼拜天，早晨的礼拜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也决定去参加。但由于我走得太热，所以先到教堂的院子里去凉快一下。当我在看那些墓碑时，我看见敲钟人爬上钟楼，就在钟楼的顶上；我看到了这个乡村教堂的小钟，有很长一段时间，静静地一动不动。我知道过一会儿它就会摇摆起来发出响声，宣告礼拜活动的开始。这时钟开始晃动起来，并发出清脆刺耳的声音，这声音结束了我的梦。我醒来后发现，原来是我的闹钟在响。
“还有一个例子，那是一个晴朗的冬日，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白雪。我已答应乘坐单人雪橇去参加一个聚会，但是等了很长时间才有人把雪橇送上门来。我开始做准备工作，展开皮毛毡，备好暖脚套，然后坐在座位上等候。但雪橇迟迟不走，直到我拉动缰绳，催马上路，马匹才开始出发。随着一阵剧烈的摇晃，雪橇铃发出了熟悉的叮当声。在激烈的摇铃声中，我从梦中惊醒，发现又是闹钟在响。
“下面是第三个例子。我看见一个厨娘，抱着几打摞起的瓷盘，从过道走向餐厅。我发现这摞瓷盘有点失去平衡，就向她喊道：‘小心点，不然你会把这些盘子全打碎的。’可是她爱理不理地说了些‘这类事情她干得多了’之类的话。但我还是提心吊胆地看着她，突然——正如我所料的，她绊在门槛上，一大摞瓷盘都跌落在地板上，叮当作响，几十个盘子成了上百个碎片。但是响声仍然持续不停，而且声音不再是打碎盘子的声音，变成了铃声——的确是铃声，这时我醒来了，原来是闹钟到了该响的时候。”
关于梦中心灵为什么会弄错客观感觉刺激的性质，斯图吕贝尔（1877）和冯特（Wundt，1874）给出的答案几乎完全相同：在睡眠中，心灵是在有利于形成错觉的条件下接受外界刺激的。感觉印象被我们辨认并正确地给以解释——这是指，只要这种印象有一定的强度、清晰度和持续时间，而且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这件事，就可以根据过去的经历把它归入应属的那类记忆群。如果上述条件没有被满足，我们就会把作为印象来源的客体弄错。“如果有人在开阔的田间散步，看到远方有一个模糊不清的物体，他最初可能认为那是一匹马。”走近一点看，他又可能发现那像是一头卧牛，最后才看清是一群人坐在地上。大脑在睡眠时接受外部刺激所形成的印象具有与上述情况类似的不确定性。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错觉。因为外部印象唤起了或多或少的记忆意象，而正是通过这些记忆意象，印象才获得其心理价值。至于与意象相关的众多记忆群中，哪一组会被唤起，以及在各种可能的联想中，哪一种联想联系会发生作用，根据斯图吕贝尔的理论，这些问题也是不确定的，在某种程度上完全由心灵任意选择。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方面我们可以承认这样的事实，即不可能再进一步找到梦的形成法则，并且由此停止探寻是否还有其他决定做梦者根据感官印象引起的幻觉对梦进行解释的因素；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假设，作用于做梦者的感官刺激在梦的形成过程中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是其他因素决定了梦中将要出现的记忆意象的选择。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默里实验性的梦（正是这个原因我才对这些梦详加叙述），就不得不说，这些实验所解释的只是梦来源的要素之一，梦的其他内容似乎是自己补充的，在细节上又如此确定，以致不能仅靠与从外界引入的实验性成分相适应来进行解释。的确，人们开始怀疑错觉理论和外界印象的力量能否形成梦，尤其是当人们发现在梦中这些印象是那么奇特，解释起来又是那么牵强的时候。由此西蒙（Simon，1888）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梦。在梦中他见到一些巨人坐在桌子旁，而且可以清楚地听到他们嘴巴一张一合咀嚼东西所发出的毛骨悚然的声音。他醒来后才知道，那是一匹马从他窗前跑过时，马蹄有节奏地蹬踏地面的响声。在没有做梦者协助的情况下，我可以对此做出一个大胆的解释：马蹄的声音暗示了一组与《格列佛游记》有关的记忆，如巨人国和慧骃国。选择这样一组不同寻常的记忆是由动机决定的，而不是仅仅由外界刺激造成的，这样解释难道不是非常恰当吗？
尽管存在着各种反对意见，我们仍然得承认，客观感觉刺激在产生梦时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如果这些刺激无论从性质上还是从频率上都显得不够充分，不足以解释所有的梦中意象，我们就必须去寻找与它们在运作上相似的其他来源。我不确定从什么时候起，出现了把内部（主观的）感觉刺激同外部感觉刺激相提并论的观点。不过，在最近所有关于梦的原因的讨论中，很多人都或多或少地明确采用了这一做法。冯特（1874）写道：“我相信，在梦中产生错觉时，主观的视觉和听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梦中幻象是由我们所熟悉的主观视觉和听觉形成的。这些感觉在清醒状态中是无形的，但当我们视野变得黑暗时就能显示出来了，耳中铃铃或嗡嗡的声音也同样如此。其中最重要的是视网膜的主观兴奋。正是以这种方法，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在梦中总是倾向于在眼前出现大量相似或相同的事物。我们看到眼前有无数只鸟，或者蝴蝶、鱼、五颜六色的甲虫和花等，这是黑暗中闪烁的光斑进入视野所幻化成的形状，组成它的无数光点就构成梦中相同数量的单个意象，这些意象又由于其运动性而被看成运动的物体。这无疑也是梦中经常出现各种动物形象的基础。因为这些形式千变万化，很容易根据做梦者主观认为的发光意象来把自身调整为特定的样子。”
作为梦中意象的来源，主观感觉刺激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它不像客观刺激那样依赖于外部机缘。就像有人认为的，只要有需要，就可随手拿来以提供解释。但是，与客观刺激相比，它也有不足之处，它们对梦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很小，或者根本不能像客观刺激那样容易通过观察和实验得到证实。主观感觉刺激激发和产生梦，最主要的有利证据是由所谓“入睡前幻觉”提供的，或者用约翰内斯·缪勒（Johannes Müller，1826）的术语“幻视现象”来提供。这些意象生动且变化迅速，很容易在入睡前出现，正如很多人习惯的那样，而且在眼睛睁开后，它们还能保持片刻。默里就经常感受这种情况，并曾经对这些情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缪勒在他之前也做过这种实验），保持了它们同梦中意象的联系，或者说，实际上是保持了它们与梦中意象的一致性。为了产生这些睡前幻象，默里（1878）必须保证一定的精神被动性和注意力的放松。不过，只需进入这种昏睡状态片刻，就足以产生出入睡前幻觉（前提是一个人有容易出现睡前幻象的倾向）。在此之后人们可能会醒来，然后这种过程就会重复几次，直到最终入睡。默里发现，如果他在不长的间隔后醒来，他就能够在梦中把入睡前幻觉所浮现在眼前的意象分辨出来。有一次，他入睡前出现这样一种景象：一些有着扭曲面孔和怪异发型的人，令人厌恶地纠缠他，在他醒来之后仍然记得他们的形象。还有一次，由于节食，他感到饥饿，于是出现了一次入睡前的幻象：有一只盘子和一只拿着叉子的手，这只手正在插取盘中的食物。接着，在梦中他坐在餐桌旁，听到就餐的人们吃饭时刀叉的碰撞声。还有一次，在他入睡前，他的眼睛有些胀痛，于是在睡前幻觉中，他看到许多微型字符，这些字符需要仔细观察才能看清楚。一小时后他醒了过来，记起梦见了一本打开的书，书上的字号特别小，读起来十分痛苦。
对词语、名字之类的幻听也和幻视一样，在睡前幻觉中时有发生，然后在梦中重现，就像在歌剧中总是先有一个序曲说明了歌剧的主题那样。
最近一位入睡前幻觉现象的观察者赖德（G.T.Ladd，1892）沿用了缪勒和默里的方法，经过一番实践之后，他能做到在入睡2～5分钟后突然醒来而不睁开眼睛。这样他可以有机会比较视网膜上刚消失的感受与保持在记忆中的梦中意象之间的关系。他宣称，在每个梦例中都能够发现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视网膜上的亮点和亮线为梦中大脑所感之物提供了形状或轮廓。例如，在视网膜上以平行线状排列的亮点，在梦中就形成了他所读的书中的一行行铅字，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梦中正在阅读的印刷清晰的页面，渐渐消退为这样一个情景，在我的清醒意识看来就像透过纸上一个椭圆形的小孔去看一页书，因为书离得很远而看上去很模糊”。赖德认为［尽管他不想贬低中枢（大脑）因素在这一现象中的作用］，如果没有眼球中视网膜刺激所提供的材料，视觉性的梦是不会产生的。这很适合那种在黑暗的屋子里刚入睡时所做的梦。而在早晨即将醒来时，出现的梦的刺激源是在变亮的屋里刺进眼睛的客观的光线。照在视网膜上的光线的这种变幻不定、不断转换的性质与梦中不断变化的意象过程是一致的。任何人只要承认赖德所做观察的重要性，就不会低估主观刺激源在梦中所起的作用。因为正如我们所知，视觉意象是构成我们梦的重要成分，而其他感觉（除听觉以外）在梦的形成中的作用则是间歇性的和次要的。
既然我们现在从有机体内部而不是外部来讨论梦的来源问题，我们就应该记住，所有的内部器官，在健康状态时几乎从不向我们报告它们的工作，但在处于兴奋状态或者疾病状态时，就会成为我们痛苦感觉的主要来源。这些刺激与来自外界的感觉或疼痛刺激有相同的作用。例如，在斯图吕贝尔（1877）的作品中记录了这类历史很久的实验。“在睡眠中，心灵对躯体事件有着比清醒时更深更广的感觉意识，它必须接受身体各部位刺激的印象，并且受它们影响，我们在清醒时，这些是注意不到的。”所以，在很早之前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很可能在疾病刚开始时，会首先使人在梦中察觉，而清醒时则感觉不到任何变化。因为梦有一种对印象放大的作用。一些医学界的作者虽然不相信梦的预言作用，但对于梦是疾病的先兆这一点并不反对（比较Simon，1888等）
。
关于梦的诊断作用的例子似乎是近些年来才在一些书中有所引证。例如，蒂茜（Tissié，1898）引用过阿提古（Artigues，1884）的一个例子，一个看起来很健康的43岁妇女有几年一直在夜间做焦虑性的梦，于是她去做医学检查，发现是早期心脏病，而她最终死于这一疾病。
在很多情况下，内脏器官的严重不适显然构成梦的诱因。人们一般已经认识到，多做焦虑梦是心脏和肺部疾病的征候。确实，梦生活的这一侧面已经被许多权威作者着重强调，所以，在此我只列出一些参考文献就够了，包括拉德斯托克（1879）、斯皮塔（Spitta，1882）、默里（1878）、西蒙（1888）、蒂茜（1898）等。蒂茜甚至认为，不同的患病器官会决定梦内容的不同特性。例如，心脏病患者的梦一般很短促，并且在快要醒来之前有个可怕的结局，其内容一般总是涉及某人死去的可怕情景。肺病患者总是梦见窒息、拥挤、飞翔等场景，而且以容易做熟悉的噩梦为标志。顺便说一句，鲍纳（Börner，1855）对后者有很成功的探索。他曾经做过实验：面朝下趴着，或者盖住呼吸器官，结果诱发了噩梦。消化系统有疾病的人，梦较多涉及对食物的享受与厌恶等内容。另外，性兴奋对梦内容的影响，可以从每个人的自身体验中得到证实，这也为梦受器官刺激激发的理论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此外，凡是读过这一问题相关材料的人都会注意到默里（1878）和威根特（1893）等人，他们都是由于自身的疾病影响了梦的内容，从而开始了梦的研究。
不过，尽管这些事实已经确切地得到证实，但是它们对研究梦来源的重要性并没有我们希望的那么大。因为梦是每个人都做的，健康人也会做，而且每夜都可能做梦。因此，很明显，器官的疾病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梦的某些特殊来源，而是引起正常人做的普通梦的根源问题。
要探讨比上面提及的更丰富、更广泛的梦的来源，我们只需向前再进一步，这种来源真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如果说体内机制的不适状态可以导致梦的产生这一理论成立，并且我们也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睡眠时我们的心灵从外部世界转移而能更多地关注身体内的情况，那么，做出以下假设也是合理的：内部器官不必处在病态就可以产生刺激，并能传到休眠状态的心灵——这种刺激通过某种方式转化为梦中意象。当清醒时，我们意识到一种分散的、一般的感受性，它只是一种模糊性质的心境，从医学观点来看，身体的各种器官对于这种感受都有贡献。在夜里，情况就不同了，同一种感觉渐渐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并通过各种组成成分发挥作用，因此成为产生梦中意象最强大和最普遍的刺激源。如果这一推论成立，那么我们需要研究的就只是器官刺激转换为梦中意象所依据的法则。
我们现在已经论及梦来源的理论了，这一问题被所有医学界权威关注。生命核心（蒂西称之为“内脏自我”）的模糊性使我们的知识难以企及，这与梦起源的模糊性如此相符，以致人们将两者相互联系。把植物性器官的感受作为梦的构建者这种思路对医学界来说是有特殊吸引力的，因为它用单一的原因同时解释了梦和精神疾病——这两者表现出许多相似性；由于内部器官引起的普遍存在性变化和刺激也与精神病的起源有很大关系，因此，躯体刺激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多个不同的根源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争论还在继续。1851年，哲学家叔本华（Schopenhauer，1862）提出的看法对一些作者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他看来，我们对宇宙的认识，是由我们的智慧通过与外部世界作用而摄取印象，然后以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模式对其重新铸造形成的。白天，有机体内部和交感神经系统的刺激对我们的情绪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潜意识进行的。但在夜间，思想不再被白天众多纷繁复杂的印象包围，身体内部传来的刺激才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像夜间我们可以听到小溪潺潺的流水声，而在白天却听不到一样。但是理智除了通过自己特有的功能作用于这些刺激之外，还通过什么方式对它们做出反应呢？这些刺激被重塑为占据时间和空间，并遵守因果法则的形式，梦由此产生了。施尔纳（Scherner，1861）以及之后的沃凯尔特（1875）随后更细致地研究躯体刺激和梦的关系。而我暂且不立即考虑这一问题，而是留待讨论关于梦的各种理论时再说。
精神病学家克劳斯（Krauss，1859）进行了一项长时间的连续调查，结果也表明，梦、谵妄
和妄想的根源是同一因素，即机体决定性的感觉。几乎不可能认为有机体的哪个部分不会成为梦或妄想的起源点。机体决定性的感觉可以分为两类：第一，构成一般心境的那些感觉（普通感觉）；第二，有机体植物性主要系统中固有的特殊感觉。后者又分为五种：①肌肉的感觉；②呼吸的感觉；③胃的感觉；④性的感觉；⑤皮肤的感觉。克劳斯认为，由躯体刺激产生梦的过程如下：已引起的感觉根据某些联想法则唤醒一个对应的认知意象，它与意象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机体结构，不过意识对它的反应都是病态的。因为它根本不注意感觉问题，而是集中注意于与之相伴的意象，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真正的事实总是被误解。克劳斯有一个专门的术语来描绘这一过程：感觉的“超具体化”（trans-substantiation）进入梦象。
器官的躯体刺激对梦形成的意义目前已经被普遍接受，但是对支配它们之间关系的法则的看法则各不相同，而且谁也说不清楚。以躯体刺激理论为基础，梦的解释就面临着这样一个特殊难题：如何把梦的内容追溯到引起它的器官刺激上。如果不接受施尔纳（1861）所提出的解释规则，则又面临一个尴尬的事实，即唯一能够揭示机体刺激存在的恰恰就是梦的内容本身。
对于所谓“典型”的各种梦的解释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因为它们在许多人身上都发生过，而且内容具有相似性。诸如从高处掉落、掉牙、飞翔或令人尴尬的赤身裸体梦，以及穿得过少或者没盖被子等都是大家十分熟悉的梦。最后一种梦可以简单归结为睡眠者的感觉，他把被子蹬开了，或者把身体某一部位暴露出来。梦见掉牙可以追溯到“牙刺激”，尽管这也不一定就意味着牙刺激就是病理方面的刺激。根据斯图吕贝尔（1877）的说法，飞翔梦是当胸部皮肤丧失感觉时，心灵为解释肺叶的开合活动所产生的刺激而产生的幻象，它使人产生漂浮的感觉。从高处掉落的梦据说是当皮肤的压力感觉丧失时，我们的手臂突然甩离身体或屈着的腿突然伸直，这些动作使触觉得到恢复，这种意识的转变在梦中就产生跌落的幻觉。尽管这些解释貌似合理，但其明显的缺点主要表现为缺乏证据。人们可以提出一系列的假说，认为这一组或那一组机体感觉在心灵中消失或出现等，最终建立起梦的解析的整个体系。我以后再去论述典型梦及其来源问题。
西蒙（1888）曾试图通过比较一系列相似的梦，来归纳某些器官受到刺激必然会引起某些梦的规律。他断言，如果一个平时负责表达情绪的器官在睡眠时被来自外界的刺激激活，产生了通常是由情绪所激发的兴奋状态，那么就会做梦，这个梦将包含与那种情感相适应的意象。另一个规律是，在睡眠过程中某一器官处于活动、激奋或受打扰的状态，那么梦就会产生与这一器官所执行的功能有关的意象。
穆里·沃尔德（Mourly Vold，1896）也打算通过实验来证明，在某一特殊领域由躯体刺激理论所提出的产生梦的因素。他的实验是通过改变睡眠者四肢的位置，比较产生的梦与睡姿变化的关系。他将自己的发现陈述如下：
（1）在梦中肢体的位置基本与实际肢体的位置相同。这样，我们梦见自己的肢体处于静止状态（实际上也确实如此）。
（2）如果我们梦见自己的肢体在活动，那么在完成这一动作的过程中，肢体的某一个姿势必定与肢体实际位置一致。
（3）做梦者自己的肢体位置在梦中可能归因于其他人。
（4）梦中做的动作可能受到阻碍。
（5）处于特殊姿势的肢体可能在梦中以动物或怪物的形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之间有某种相似性。
（6）肢体的位置也可能在梦中引起与之相关的思想，因此，如果涉及手指，则可以梦见数字。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我认为，即使是躯体刺激理论，在决定梦中意象时，也不能完全成功排除其任意性
。
在解决梦与清醒生活的关系和论述梦的材料问题时，我们发现，古往今来的大多数研究者都相信，人们会梦到白天所做的事和他们白天感兴趣的事。这种从清醒生活带入睡眠中的兴趣不仅构成连接梦与生活的精神纽带，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的梦源，而且是一个不应忽视的梦源。的确，结合睡眠时发展起来的兴趣（作用于睡眠者的刺激引起的），它足以解释一切梦中意象的来源。但是我们也听到了相反的观点，有人认为梦使睡眠者远离白天的兴趣，而且这似乎是一条规律：只有那些当时深深打动过我们，但后来在现实生活中又都失去兴趣的东西才进入梦境。这样，在我们分析梦的每一步中，总感觉如果不加上如“经常的”“一般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等修饰性词语，或者如果不准备去承认某些例外的合理性，我们就无法做出一个概括。
如果清醒中的兴趣再加上睡眠时内部与外部的刺激就足以说清梦的原因，那么我们就能对梦的每一个元素的来源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梦的来源之谜就可以解决，而剩下的工作就是把各种梦中精神和躯体刺激所起的作用确定下来。实际上，人们从来也没有如此完整地解释梦，每一个在这一领域做过努力的人都会发现，对于梦的某些部分（常常是许多）来源，他是一无所知的，白天的兴趣不可能对梦重要到连夜里都在继续的程度。
除此之外，梦的其他方面的精神来源还没有发现。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所有在文献中出现过对梦的解释（施尔纳的论述除外），在关于梦最具特色的材料，即观念性的梦中意象的根源方面，都有很大的空白。在这种困境下，关于这一主题的大多数作者都倾向于把促使梦形成的精神因素的作用降到最低程度，因为这些因素实在难以获得。他们确实把梦分为两大类：源于神经刺激的梦和源于联想的梦。后者唯一的来源就是（对曾经经历过的材料的）再现（Wundt，1874）。但无论如何，他们都难免遇到这样的疑问：“是否任何梦都能在没有躯体刺激的情况下发生（Volkelt，1875）？”甚至也很难描述出一个纯粹是联想性的梦，“联想性的梦本身可能根本没有这样真实的核心（来自躯体刺激），就算有梦的核心部分，也不过是被松散地放在一起。梦中的思维过程——那些不受理性或常识支配的过程，甚至也不再被任何相关的躯体或精神的刺激联结在一起，而完全听任于它们自身的千变万化和杂乱无章。”冯特（1874）也力图把精神因素在梦形成中的作用降到最低程度。他宣称，把梦的幻想看成纯粹的幻觉似乎不合理，大多数梦中意象实际上可能是错觉，因为它们来自微弱的感觉印象，这种印象在睡眠时也从未停止。威根特（1893）采取了同样的观点，并广泛地加以运用。他在谈到所有的梦中意象时断言：“它们的最初来源是感觉的刺激，而只是后来才有复制性的联想，并附着于它们。”蒂茜（1898）甚至走得更远，给刺激的精神来源划定了一个界限：“纯粹精神来源的梦是不存在的，我们梦中的想法是从外部世界进去的。”
一些作者，如著名哲学家冯特，采取的是折中立场。他不遗余力地指出，在大部分梦中，躯体和精神方面的刺激（不管是未知的还是在白天作为兴趣的）是协同工作的。
在下文中我们会发现，我们可以通过揭示一个未被觉察的来源于精神的刺激来解开梦的形成之谜。同时，对于不是来源于精神生活的刺激对梦的形成作用的过高估计，我们也不必感到惊奇。因为它们不仅易于发现，也易于通过实验得到证实。况且梦的躯体来源观点与目前盛行的精神病学思想一致。确实，大脑对有机体的支配作用是确信无疑的。但是，任何表明精神生活以某种方式独立于明显的机体变化或者表明精神生活自发性的迹象，都会使现代精神病学家慌作一团，仿佛承认了这一点就不可避免要退回到自然哲学以及对心灵性质进行形而上学的解释的时代。精神病学者的怀疑好像把心灵置于一种监护之下，而且他们现在坚持认为，精神的任何冲动都不能表明精神有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他们的这种做法只能表示，他们对躯体与精神之间因果联系的有效性是多么缺乏信任。即使当调查表明，一个现象主要的兴奋来源是精神方面的，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将来必然会把这条路延伸，从而发现精神事件的有机体基础，但是如果目前的知识还不能超越对精神的理解，也就没有理由否认精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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