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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卢旺达到波斯尼亚，从阿富汗到中东，连美洲与欧洲也不例外，处处都是分裂的世界，战火绵延，血流成河，暴力事件层出不穷，那些国家对于它们所挑起的一切感到既震惊又愤懑，而那些人民的暴力也导致一种没有人性的恶性循环，使二十一世纪那些时代的思想、生活与未来都为之崩解，无论就个人或集体的层面来看都一样。
现在还是有人在讨论阿尔及利亚战争；曾经有三十五年的时间大家都把它称为“事件”，如今终于为它正名了。大家又重新描述了那件事实，揭发那场酷刑。然而许多时事评论，对于当时敌对的那两个阵营的暴行，各打五十板，却忌谈两方的“不对称武力”。对于当时那两个彼此隔绝、拒绝沟通的世界，法农曾经针对它们的武力关系作出分析，而那种武力关系，在当今世上的许多地区，不是也依然存在？当那些发达的社会与国家，发现自己的领土竟惨遭暴力威胁而感到震惊之际，他们心中的愤懑难道不会取代原有的理性？试想：当两个世界之间无法缔结任何条约，当通过对话而进行调停的空间关上大门，当实力较强的那个世界自诩为另一个世界的主人时，会有什么结果？这可预见的前景，使法农忧心，并促使他撰写《大地上受苦的人》，正是对于这个世界的先见之明。
法农也见到战争（其中也包括民族解放）所带来的创伤性后果，造成无止境的后遗症，招来不断重演的暴力及种族和身份认同的倒退。而这些倒退，贯穿二十世纪的历史，并以一个既新颖又十分老旧的想法作为基础，进入新世纪：将他人视为邪恶的化身，并自诩为善良的体现。这些景象，法农在《大地上受苦的人》一书分析殖民地的形势时，便早已描述过：对殖民者而言，被殖民者就是邪恶的化身。除此之外，他还指出这种形势在主观层面所造成的毁灭性效应：被指为邪恶的那一方，由于在他人的眼光下动弹不得，首先会感到极度羞愧，接着就会变成仇恨。这个过程与今日情况，出奇地相似。
因此，阅读《大地上受苦的人》时，要先超越作者撰写这本书时在历史背景所受的限制，而且要根据我们的时代特性来解读。这本书究竟为我们带来什么启示？我们看到无论在南半球或北半球，因时代发展而受到遗弃的人愈来愈多，而且面对全球化的趋势，被这个时代特性认定为“一无所有”的人，所受的屈辱及自卑也屡见不鲜：他们没有祖国，没有国土，而且也没有家，没有工作，没有身份，更没有表达意见的权利。
所以阅读或重读《大地上受苦的人》一书，有助于了解这种对人的剥削会有什么后果：暴力、种族与身份认同的倒退。然而除了书中强调的这些主题之外，法农的思想还有以下的时代性：当大家一方面否定对精神疾病与权力关系做唯物论式分析，另一方面，也否定存在主义或文化主义观点（或从心理分析角度，将之视为一种与周遭环境完全隔离的主观探险），法农却很有远见地试图建立起一个新的知识体系，将身体、语言及“他人”经验，视为建构未来政治所不可或缺的主观经验。这种方式，其实与马尔库塞学派的方法相去不远，或者更深入来说，与维也纳那些政治精神分析学家的研究课题也所差不远——后者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被迫逃亡至美国，饱受排挤与压迫。
因此，法农之所以能表现出一种伟大的时代性，并非偶然。借由自己的出身及经历，他见证发生于上个世纪的那些事件（他本身就是那些事件的主角之一），对抗那个时代不断出现的创痛。
若从法农的生活及思想活动来看，他也是极具时代性的：在这个经济全球化、排斥个体的时代里，青年法农所写的那句话，那句代表他所有思想活动的话： “啊！我的身体！让我永远做一个追问的人吧！” 超越了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垮台的那些东西，并在这个时代许多年轻人的心里引起共鸣——无论他们讲的是哪种语言，出生于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