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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上受苦的人》被视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指标性书籍，内容主要在探讨第三世界主义，然而政治议题掩盖了他对受压迫者之所以精神错乱所提出的强烈质疑，这本书随即遭人遗忘，法农的全部作品也都被视为不合时宜。他的政治胆识关注的是一个已过去的去殖民化时代，因此也被视为陈腐过时，而他本身的期待也迫于现实而无法实现。那么对于争取解放的那一大群农民，法农是否高估了他们的力量？我们可以发现，在当时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的政治现状中，大部分参与奋战的斗士皆为农民。别忘了法农所写的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经验。况且，在他看来，农民的活动力也能与革命的作用互相辉映，正如同他在本书第二章《自发性的伟大与弱点》解释的那样。
那么他是否低估了宗教的力量？事实上，他所参与的阿尔及利亚解放运动，呈现出来的并不是一种穆斯林的革命，反倒结合了各种不同潮流——一九五六年的苏马姆河（Soummam）大会纲领，虽然发起人立场不同，但没有特别强调宗教定于一尊，反而主张应该尊重多样化的意见。法农曾呼吁那些正在进行去殖民化的国家革新，并要他们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人，然而非洲国家后来的演变，不正否决了这样的呼吁？此后在地缘政治上的发展，不正好与他的期待背道而驰？事实上，这样的发展，倒是证明了他所提出的那些警告并非凭空无据（请见第三章《民族意识之厄运》）。
法农分析的是一件偶发的事实，因此我们若是只把他的作品局限在当时的时代背景，没有将之视为对于一切可能变革的呼吁，那么他的著作就很容易被评为与时代脱节。难道由于他的期待并未实现，我们便认定他针对现实所提出的那些论点谬误百出？我们都很明白，这个现实（其中也包括暴力）在今日，已经不再是“殖民压迫”或“第三世界的未来”，而是“愈来愈严重的不平等”“南北之间愈来愈大的差异”“被边缘化”“把人类物化”。
去殖民化运动及阿尔及利亚战争经过四十年后，在一个朝着全球化经济的“强权”迈进的世界里，这个事实不断出现在南/北的关系之中：浮上台面的那种有计划的腐败，乃由非洲国家的政府一手安排，并由发达世界的那些大型石油企业、医药企业及其他大公司一手促成。与此同时，对一切有害于民主解放运动、有害于人民主动参与政事的行为，这个已开发世界却以不主动干涉作为借口（尤其是以维持经济帝国主义作为借口），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态度，而那些民主解放运动及人民主动参与政事的行为，正是法农所鼓吹的，并使他从一个关心时事的精神科医师，变身为政治活动分子，为那些受压迫的人民而战。
然而这件事实并不仅仅与那些所谓的“发展中国家”有所关联。它同时也攸关所谓“发达世界”里愈来愈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在这个发达世界，不幸的人必然生活不稳定或失业，他们的位置没有任何前景——被排斥、被边缘化。法农严词批判这种现象，因为他不希望对每个人而言，生活都像“死到临头”一样，每天每日苟延残喘，使得生命看起来“并非朝气蓬勃或方兴未艾，而是不断和无所不在的死神奋战”。法农希望每一个人在他的历史中都是主角，在政治上都是主动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