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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关注精神分析在儿童精神病学中的应用。我陡然意识到，过去三四十年对于儿童和成人的分析经验，将我带入一个特定的领域，即将精神分析应用于儿童精神病学的实践之中，这亦是精神分析更经济的一种应用方式。显然，给应用于每个儿童的精神分析治疗“定义化”（prescribe），既无用亦不可操作，精神分析师也常常觉得在儿童精神病学的临床工作中无法学以致用。在这些儿童精神病学的个案中，我发现如果充分利用（与来访者）的第一次会面，我就能对其中一部分个案有好的把握。我想举一些例子，为做类似工作的同行们和想要在这个领域学习的学生们提供一些指导。
这个工作中的技巧很难被称为“技巧”。没有哪两个个案是相同的，而且相比纯粹的精神分析治疗，（在这个领域中）治疗师和病人之间的互动是更随意的。在长程精神分析中，治疗是通过一天天逐渐在连续的分析过程中、在移情反应所浮现的潜意识层面的信息慢慢转变成意识层面的信息的过程中来完成的。我在此绝非否认长程精神分析的重要性。精神分析是我工作的基础。如果被学生问起，我会一贯说，这种（本书的）工作训练（不是精神分析）隶属于精神分析训练。尽管我相信，所谓“甄选”是精神分析训练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你很难将一个不合适的分析师候选人变成一个好的分析师，毋庸置疑，“甄选”最重要的部分永远是“自我甄选”。人们都想找一个合适的人来做治疗，而不是让一个分析师将一个病人从严重变得轻微——这是精神分析训练中做的事情。当然，你也可以说，如果一个人曾经病过，他/她就对病人更能够共情。更有说服力的是，若要触碰到潜意识，你必须去经历它。但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没有生过病，亦不需要治疗，这总是更好的。
只有当了解怎么“甄选”后，我们才知道怎么去确定人选（哪怕我们暂时不能提供他/她精神分析的训练）来做这本书中所描述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立刻会说，这个人必须展现出能够和病人认同的同时，不消耗自己的个性的能力；治疗师必须有能力容忍病人的冲突，这个意思是，能包容他们，并等待病人自己的解决办法出现，而不是自己慌张地找办法；治疗师还必须有当自己被挑战的时候，不冲动报复病人的能力。因为病人只想得到解决内在冲突的办法，同时想要切实可行地对能够造成、并维持病症的外部原因进行控制，所以任何一种想要给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的方法，都是禁忌。毋庸置疑的是，治疗师必须有自然而然就能保持的专业性：哪怕是自己个人生活中遭遇巨大压力的时候，一个认真的人仍然有可能保持自己的专业水准，而且我们希望，他/她自己的个人成长是永不停息的。
对这份工作的要求，我们还能列出个单子。这些要求足以将很多想要来做精神科医生还是社会工作的热心人士摒除在外。而我认为，这些东西甚至比（已经非常重要的）精神分析训练更重要。而一个长程、深刻的个人分析治疗体验，几乎是核心要求了。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本书所描述的工作，在临床意义上满足了 社会的需要 ，并能够应对 社会所带来的压力 。这是精神分析所不能达成的。
在开始之前，我必须强调这个技术是非常灵活的。如果你只学习一个个案是怎么做的，远远不够。20个个案虽然能给你一个好的概念，但事实仍然是：个案之间个个不同。来理解（本书）的工作方法，困难的是没办法通过讲个案来完成教授。所以要求学生仔细、认真地阅读、学习和消化所有的案例。
我在指导学生报告个案的时候，基本原则是要求他们准确并诚实地报告。众所周知，准确地报告一个个案很困难。录音和视频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我想要报告一个个案的时候，我会记录下整个面谈过程中发生的所有事情，包括我做的事情和我说的话。尽管这给我增添了很重的任务，但由于面谈过程往往过两三天便慢慢淡忘了，但是从这些笔记中，我能够重新构建整个面谈过程，这给我带来的欣喜平衡了我的繁重工作。我很喜欢写整个个案的记录，因为，众所周知，在面谈中发生的事情，尤其是丰富的细节，如不记录的话，往往像“天亮梦就消逝”一样，消失不见。
在这些个案中，不可避免地我会呈现出一些过度简化。因为我在书中所列出的个案中，几乎每一个我们都用了画画的方式。在本书的案例中，我都用了一种叫作“涂鸦游戏”（译者注：原文是Squiggle Game，是一种互动游戏）的形式。“涂鸦游戏”并非我的原创，如果有人学会了这种游戏形式就觉得自己已经可以做“治疗性的咨询”，也是错误的。这种游戏只是一种和孩子互动的方式。游戏和面谈中会发生什么，取决于儿童在其中的感受，包括游戏材料本身的展现。要使用这些共同的经验，一个人必须在骨子里面熟知儿童的情绪发展理论、孩子与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我在本书中的例子里面，描述的是“涂鸦游戏”和心理治疗性咨询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通过儿童的画画、儿童和我的画来生动地浮现出来。这就好像是儿童通过画画的方式，和我一起，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记录这个治疗的过程，这样这个记录更加真实。这个游戏，或者是画画所带来的另一个意义，是可以给予家长一定的信心，并让他们知道在治疗性咨询这个特殊的环境中，他们的孩子是怎样的。这相比我仅仅告诉他们治疗中孩子说了什么，更显真实。他们有时候能从这些画中识别出孩子在托儿所的装饰墙上学到的一些东西，但更多的时候，当他们看到这些画放在一起的时候，觉得甚为惊讶。这些画反映出可能在家里面家长们没有看到的一些性格特质和理解能力。关于这部分我们后面会进行讨论。让家长们看到这些新的洞察并不一定总是好的（但会非常有帮助）。家长可能会滥用治疗师对他们的信任，使得治疗退步，具体也取决于孩子和治疗师之间的亲密关系的建立。
关于治疗性咨询和对初次访谈的充分利用（或重复进行初次访谈）这一概念的特殊性，是在我长期临床和私人实践中慢慢浮现出来的。曾经有段时间，在20世纪中期，我在做儿科医生的时候，现在回头看是非常有意义的，当时我在医院接待很多病人，并且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儿童，这些孩子跟我交流、画画，并且告诉我他们做的梦。 很多孩子都会在来见我之前梦到我 ，数量之多让我惊讶。这些针对医生的梦，明显反映出他们对这些人（包括牙医，或者那些应该是为他们提供帮助的人）的想象能力。它们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家长，以及在来访之前家庭中做的准备。无论如何，我发现 事实跟我预估的是一样的 。做这样的梦的孩子，都能告诉我说，他们梦到的是我。用我现在的语言来描述——我当时没有能力这么描述——我发现我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观客体（subjective object）的角色。我现在觉得这个主观客体的角色，是医生和儿童建立联结的一个绝佳机会，往往不会维持过第一次或头几次面谈。
这种状态和催眠中的状态一定是有关系的，但催眠的状态相比之下就无用得多。在我长年累月积累得出的理论中，我用过这个来解释我（包括其他和我做相似工作的人）为什么在这些特殊的场景下，对孩子的感受如此确信。这些特殊的场景有种我称作“神圣”的特质。这些神圣的时刻若不利用，便只有浪费掉了。一旦被浪费掉，孩子那种“被他人理解”的信念便被打碎了。但是如果加以利用，孩子的“我在接受帮助”的信念便被加深。有一些案例便是这样：在初次（或头几次）面谈中，借着特殊的环境，我们做了非常深入的工作。工作的结果，使孩子的父母以及孩子其他社会关系中的直接负责人能够在这结果的基础上加以工作。这样，每当孩子在情绪发展上遇到死结，这些面谈都能松一松结，使得孩子正常发展。
但是对于一部分个案来讲，这样的面谈只是开始一个更长程，或者更密集的心理治疗的前奏而已。当孩子做过这种面谈，有过被理解的感受 后 ，如果他之前没有准备好要做长程的心理治疗，这便大大增加了可能性。当然，虽然孩子实际上被理解的程度并没有他们感觉到的那么多，但是会给予孩子一些被理解、获得帮助的希望。
这种面谈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当理解做得非常好的时候，孩子会自然希望直接从此进入长程的治疗。但是因为治疗一定程度上需要精神科医生和社工的合作，才能保证长期治疗能够进行。而这一般不太可能。
还有一类个案是要避免这种心理治疗式的面谈的。我不会说对于病非常重的孩子，没什么办法做有效的工作。但是我会说，如果孩子离开治疗室， 回到一个不正常的家庭或者社会情境 ，这就没有（治疗作用发生）所必需的环境，而我觉得这是必须有的。孩子们在治疗中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意味着孩子在发展过程中心里的结有所松懈。我更指望一个“平均水平的环境”，这个环境能够识别到、并利用这些孩子在面谈中所发生的变化。
事实上，评估个案的难度主要存在于如何评估孩子的直系环境。如果孩子的环境中有强有力的、持续的不利的环境因素，或者身边没有稳定的人照料，那么治疗师就要避免使用我所介绍的这种方法，而更倾向于去发掘一下通过“管理”能够做点什么，或者做一个能够让孩子有机会（同治疗师）建立人际关系的治疗，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移情反应。
如果读者 喜爱 读这一系列个案的细节的话，那么读者一定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在治疗中，只有我作为精神科大夫是不变的因素，其他的一切都不可预测。我在这些个案的描述中，都是作为我自己，一个有别于任何其他人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如果其他的精神科大夫做我的工作，都会有所不同。当我在探索这些新的个案的时候，我所有的装备，就是我这么多年所形成的理论，它们已然是我的一部分，我甚至都不需要去刻意思考。我说的理论，是指个体的情绪发展理论，涵盖孩子整个人际关系历史以及孩子的每个小环境。无可避免，随着时间和经验的积累，我对于这个工作的理论基础有所调整。你也可以把我的工作看成大提琴手，刚开始你总是需要“ 技术 ”，而后来就慢慢真的可以“做 音乐 ”，而所谓技术不过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能够意识到相比三十年前，我做这样的工作更自如，也做得更好。我希望能够让正在训练技术的人看到希望，有一天他们也能来“做音乐”。总是根据已有的乐谱来弹奏演出，会得到满足，但是远远不够。
这些个案的描述都贯穿着一个词：喜悦（enjoyment）。如果说这是个生产（labour）的过程，我未免过于自作聪明。我在这儿更多的是展示技巧，而不是“做音乐”。我当然也能够意识到，在个案描述中，这种情形时常发生。
万事开头难。我决定从芬兰的小男孩伊罗（Iiro）开始。他不会说英语，而我不会说芬兰语。赫尔卡·阿西凯宁（Helka Asikainen）小姐是我们的翻译。她非常精巧、准确地将我们在游戏中使用为数不多的语言相互传递。在这个案例中，由于双方语言的障碍，画画有着其特殊的意义。但是我选择从这个案例开始，并不是因为语言不通，事实上很快我和伊罗都把语言这回事给忘了。我选择他的原因是，本来我是不需要见这个男孩的。事情缘起非常简单，只是我当时在访问一家医院，这家医院的员工希望我能讲一个他们都熟知的案例。伊罗当时在整形外科病房住着，我就跟他面谈了一次，想借此来展示一下如何跟孩子沟通。这个个案顺带也说明了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如果给一个孩子或者成人合适、专业的机会，那么在这个有限的专业设置之内的接触之中，来访者会把自己当下所有的困难、情感冲突、抑或是压力模式展现出来（虽然刚开始呈现的方式并不明确）。我觉得事实亦是如此：如果在公交车上，你只是听你的邻座讲他的故事，然后你就会发现他慢慢地会讲到他的隐私。他讲的可能只是他怎么得类风湿病的故事，或者办公室里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但是这些材料足以开始一次治疗性咨询的会面了。你觉得这些谈话没什么用处，不过是因为你当时并没有刻意将自己放在一个专业的位置上，无意使用这些呈现出来的材料，所以公交车上的谈话会让你觉得索然无味。在治疗性的咨询里面，当来访者开始感受到有可能被理解，而且有可能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的时候，这些治疗性咨询的材料就会变得具体、并非常有趣。当然，在公车上把别人变成你的个案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他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依赖的状况，他要么再约你，要么就在公交车进站时感受到一种丧失感。但是对于被带进儿童精神科的孩子，有着专业的环境、完善的工作，而且治疗师和个案之间有保持联系的方法。而在这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对于一些 敏感 的父母，这能够给他们一定的反馈，他们也能依此对未来的治疗过程做出判断。
报告来的案例中有一些个案在一两次治疗性咨询之后，就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我们不能只把这个看作治疗的效果，我们也得知道这说明个案父母的态度也起了作用。毋庸置疑，这种治疗方法中，最好的个案都是那些父母事先就很相信我的。对于我来说，这也不意外。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会事先讨论，打消正常出现的疑虑后，人们倾向于相信自己选择的医生，如果一切顺利，或者孩子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这马上能让家长更加信服这个咨询师，这对于孩子的症状来讲，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但是在结果评估中，你要考虑到家长宁愿相信治疗师起了作用，而不愿意相信这些工作是无用的。有一些家长更倾向于将报告往好里说。谨记一点，家长的报告（我们在很多案例中都会用到），我们永远要质疑其客观性，尤其在最后的结果评估中。我不会天真到拿家长的反馈来衡量工作效果。我想要强调的是，我在书中展示出这些案例，并非要解释如何治疗症状。我的目的是让你们在其中看到和 孩子沟通 的范例。我觉得来讲一些和儿童工作的案例是必要的。一部分是因为目前有一个趋势，是大家都专注在团体（治疗）上，从团体中当然也能获得非常大的价值，但是作为个体，很容易就被团体治疗师忽略掉了。团体的目的是要找到当下哪个团体成员遇到了麻烦，被关注的这个人当然很可能不是这些精神科大夫、社会工作者所关注的、家庭或社会群体中生病的成员。
在我发表的这一系列案例里面，有些你能看到孩子身上的症候群，正反映了其父母一方或双方，甚至是社会环境的疾病。这是尤其值得注意的。无论如何，也许孩子是最好的途径，让我们能了解到我们的环境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我对整个系列的观察来讲，我发现大多数家长因为很担心孩子的状况，所带过来的孩子，正是家庭里面生病的那一个，也正是这个孩子需要最多的关注。每个孩子或是成人都有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会导致当下的压力，进而作为咨询中的材料呈现出来。如果在第一次会面中，一次涌现出来许多问题的话，这就说明个案需要更长时间的治疗，这样，不同的问题才能逐一解决，也可能会需要不同的方法。
我还必须强调的是，在这些案例中，当你看到某个症状被治愈，不要激动。因为这不是我写这本书的本意。有些案例其实没有清晰的结果，而有些案例中结果甚至是不好的。如果这个工作能够协助个案去接受其他的帮助或者治疗，这显然不能被看作治疗失败，而我们永远都要做好后备方案。
也许我主要是希望我详细描述的这些细节，能够被视为好的教学材料。这些案例中，大部分对于精神分析、甚至是每周一次的心理治疗，都是不合适的。学生和老师对于个案知道的一样多，因此，学生就可以就着这些以供检验和讨论的材料，随意争论。从我的角度来看，如果这些材料被用作批评和评论，我便觉得挺满意的。我不希望大家照着我的描述来模仿我的工作。我先前已经说过，这个工作是无法简单复制的，因为治疗师在每个个案中，都作为一个人来卷入其中。所以这些面谈个个不同，换一个治疗师来，也会有不同的结果。
关于心理治疗性的面谈，我还想强调一件事情。要注意的是，对潜意识的诠释并非面谈的主要特点。通常一个重要的诠释会改变整个面谈，而对于一个治疗师来讲，如果你长时间，或者整个面谈都不做任何诠释，而到了某个时间点，用这所有的材料来给出一个对潜意识的诠释，这尤其困难。这就好像一个人要容忍自己身体里有两个矛盾体在冲突。对于我来讲，问题有所转机。当我做了一个诠释，孩子不同意，或者看起来不太愿意反应的话，我愿意马上就收回我刚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做一个诠释，做错了，孩子就能够来纠正我。当然，有时候是我做了对的诠释，但是由于个案的阻抗，他否认我的诠释。但是但凡一个诠释无效，那么它就意味着我这个诠释要么是时间不对，要么是方式不对。我就无条件地收回我的诠释。哪怕我的诠释是正确的，我也一定是在这个时刻表达的方式不对。教条的诠释只留给孩子两个选择，一种是他要 接受 我说的就是对的，或者是 拒绝 诠释，拒绝我以及整个治疗。我希望孩子在和我的关系中觉得他们有权利拒绝我说的话，或者我看待问题的方式。事实上我也声明这些面谈是由孩子主导的，而非我来主导。这个工作做一次会面、两次甚至三次会面都比较容易，但是读者务必注意的是，如果面谈变得重复性极强，移情和阻抗开始出现，那么治疗就要放到常规的精神分析的治疗框架内去工作。我希望读者也能注意到的是，我从不（至少我希望是这样）出于我自己的利益去做诠释。我无须通过将这些案例言语化，来向自己证明所谓理论。我已经完成了所有出于我自己目的的诠释。对于改变别人的观点，我也毫无兴趣。长程的精神分析治疗对我有影响，我发现十年前我觉得对的诠释，病人当初出于敬畏所接受的诠释，到头来不过是（治疗师和病人之间）共谋的防御。我可以简单给个例子。治疗师可能有个刻板的印象，觉得蛇都是阴茎的象征——当然它们可能确实是。尽管如此，如果你想要知道孩子是如何看待阴茎的，你就去看孩子是怎么画蛇，你可能发现他画蛇的时候其实是在画自己，画一个还不会使用手臂、手指、腿和脚指头的自己。你就会发现多少次病人无法表达一个自我的概念，仅仅是因为治疗师将蛇看作阴茎的象征。梦中或惊恐发作中出现的蛇远不是一个部分客体，它有可能是 最原始的整体客体 。举这个例子，希望给学生一些启发，在这些记录的案例中，我尽力保持真实的样子，有很多你能看到里面我犯了同样的错误。我希望这些材料可以在教学中被使用。
本书的核心是我日渐积累的、关于个体情绪发展的理论。这个理论本身很复杂，它贯穿于我所有的工作，我在此不作赘述。这个理论有丰富的文献可参考，感兴趣的学生可以去找我写的其他书，以及我所列的书单。
最后，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呈现这些案例，我无意要证明什么。有些人认为我不能证明我的案例有疗效，这种批评并不恰当，因为这些不能算是我的个案。另外，学生从实际工作、和孩子们的实际接触中学习，要比只是读我的描述更好。但是对于学生来讲，我知道接触孩子的机会不是随时都有。我想，我如实的案例报告，最差也是提供给学生：不管是社工、老师还是精神科医生，为这些想在心理动力学中有所成长的人们提供经验。
我在访问芬兰库奥皮奥市的儿童医院（译者注：世界卫生组织自助的一个机构——儿童城堡）的时候，受邀给一群职工来做个案分享。这群人里面有医生、保姆、护士、心理学家、社工，还有一些访客。当时的情形下，相比我自顾自讲自己的个案，如果能跟他们讲一个他们都熟知的个案更好。于是我们就在整形外科病房找了这个孩子，他没有任何需要紧急处理的问题（如果是这个情形，一般就会有儿童精神科大夫来参与了），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进行了面谈。
我知道这个孩子一直有一系列不甚清楚的症状，包括混乱、头疼和腹部疼痛。但是这个孩子当初住院的原因是并指（译者注：一种罕见的手部畸形），所以他从生下来就由于先天畸形而备受关注。整形外科病房里面大家都知道他，而且都蛮喜欢他的。这个面谈没有任何可以预期的东西。伊罗只能说芬兰语，而我对其一无所知。我们请了赫尔卡·阿西凯宁小姐来做翻译，她对这个小男孩有所了解，而且曾经作为社工和孩子的妈妈打过交道。赫尔卡·阿西凯宁小姐是个非常好的翻译，我和伊罗在面谈过程中很快就忘了她的存在，她丝毫没有影响整个面谈的过程。实际上面谈中谈话也不多，所以她的影响非常小。伊罗、翻译和我一起围坐在一个小桌子旁，桌子上有两支铅笔和几张白纸。我们很快就开始玩涂画游戏，我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游戏。
我说：我闭上眼睛，然后在纸上这么画，然后你来把它变成个东西。然后轮到你，你也这么做，然后我把你画的东西再变成个东西。
（1）我乱画了一下，结果是个闭合的图案。他马上说：“这是个鸭子脚。”
这让我非常惊讶。我马上意识到他是想跟我沟通他残疾的这个问题。我没做什么观察，但是我想试探一下，于是我想确认一下我们俩说的是同一件事。
（2）勾勒了一只鸭子有蹼的脚。
（3）这时候他开始画画，画了一个他自己版本的鸭子脚。
这时候我明白，我们已经确定了蹼脚这个主题，这样我只需放松，慢慢等待这个过渡到关于他残疾的主题沟通。
（4）接下来我随意乱画，他马上把它变成在湖里游泳的鸭子。
我现在觉得伊罗在跟我传递一个跟鸭子、游泳和湖泊相关的积极的东西。顺便说一句，芬兰是个由湖泊和岛屿组成的国家，芬兰的孩子们一般都会游泳、划船和钓鱼。（5）现在他画了这个，然后他说这是个号角。
我们不再谈论鸭子的主题，开始谈论音乐。他谈起他的哥哥怎么吹短号。他说：“我能弹一点点钢琴”——但是因为他的缺陷，我只能猜测他说的是用他畸形的手指弹一些音符。他说他很喜欢音乐，想要学吹长笛。
这里我第一次用呈现出来的材料做工作。我能够看到伊罗是个健康的、开心的小男孩，他也有幽默感，我说鸭子要吹长笛还是挺困难的时候，他们听了乐呵呵的。
你能看到我没有跟他继续解释，他在用鸭子来表达他的残疾。这么做会很鲁莽，因为他很有可能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他意识层面也绝未想要去专门用鸭子来表达他的残疾。我觉得其实他还没有能力去承认和处理他手指畸形这一事实。
（6）我乱画了一些，他马上把它变成了条狗。
他对此很满意。而且你可以看到我画中传递的一些力量，渗入了他画的狗里面。这个可以解释为对自我的支持（ego support）。你也能看到，在必要的时候给予自我支持，可以如此积极和生动。
（7）他乱画了一些，我把它变成了个问号。但这显然不是他脑袋里面想的，他说：“这些本来也可以是头发。”
这是自然的，因为我本来就不应该知道他脑袋里想的是头发。如果他觉得我对他的想法有魔法先知的能力，这会打扰到他。
（8）这是他画的，我把它变成了一只非常难看的天鹅。
我觉得我当时大体上是在继续鸭子的那个主题。但是当时我在非常投入地玩游戏，我们俩都很开心，我不记得我是刻意想这么做的。
这时候我们有点说话的空，我说：“你会游泳吗？”他回答说：“会啊。”说的方式说明他很喜欢游泳。
（9）这是我画的，他说这是个鞋子。他说不需要改动什么了。
（10）我画了这个。我现在看来更像是刻意勾勒出一个形象，以便他把它弄得像只手。
我也无法说这是对还是错，但是当时我觉得我想这么做。
伊罗在这上面加了一条线，把这变成了一朵花。他当时说：“如果我把这和这用线连上，这就是朵花了。”
现在看来，我能看到他不愿意面对自己的手。我当时当然什么都没说，而且我很庆幸我当时这么做，因为我在那个时刻说任何话，都会阻碍正在发生的、令人惊讶的事情。
（11）虽然动作很快，但他现在更像是深思熟虑后画了这张画，我之前画的那个画（第10幅）可能影响了他。这个画看起来像只残疾的手。这是个重要的时刻，因为当我问他怎么想的时候，他说：“我就是想这么画。”而 他自己都觉得很惊讶 。
可以这么说，他现在更愿意去面对他自己的手了。在第10幅画中他把本来很像手的画变成了一朵花，这其实是一种否认。现在这幅画正是对这种否认的反应。此时，我们可以暂缓画画，我确信我们是在进行重要的交流。
我问他关于做梦。他说：“我睡觉的时候闭着眼睛，所以什么也看不见。”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的梦大多数都是好的。我很久不做肮脏的梦了。”我觉得他不愿意谈梦这个主题了，于是我就等着。
（12）他画了这个。我跟他说：“这很像你的左手，是不是？”
其实，这个图开口的角度几乎和他左手两个突出手指开口的角度一模一样。当时他的左手压着画纸，在画的七八厘米外。
他说：“噢，是的，有点儿。”
所以，现在他开始客观地面对自己的手了。我并不确定他从前是否客观地跟别人谈论过自己手的状况。他说他做过很多次手术，以后可能也还要做很多次。他说他的脚也是这样，这时候我理解他（第9幅）在我的画中看到鞋是什么原因了。
他说：“我只有4个脚趾头，我以前有6个。”
我说：“这很像鸭子，是不是！”
此时我开始留心一切他可能想谈及跟整形手术有关的事情。实际上，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观察的手术大夫说他觉得伊罗当时甚至有些“过于顺从”。
这时候我脑袋里开始形成一个想法，我开始这么说：
“医生们在试着改变你刚出生时候的样子。”
他说他以后想吹笛子，他还跟我说了说他以后要接受的手术。
看着摆在我面前的他的手，我再清楚不过他永远都不可能吹笛子。
这一会儿没什么事情做，我问他：“你长大想做什么？”
他开始和所有的小孩子一样，说“我不知道啊”。然后他说，“我会像我爸爸一样，做个建筑承包商”。他说到的另一个想法是，想当学校教手工课的老师。
我意识到我们在讨论的是些很困难的想法，他总是想做他的先天条件不允做的事情。
我问他有没有过不想做手术，但是被逼迫去做的时候，他马上回答说，“从没有过”，他补充说，“这都是我自己选的。我自己要做手术。有两根手指总比我以前四根手指都连在一起好，这样对工作更好”。
我觉得他这时不光在说他的手，也开始关注他的残疾了，而且可以坦然地说出自己的问题了。我觉得这其实是他无意中接受了我为他提供的专业帮助了。
（13）我们又回去玩涂画的游戏。他把我的画变成了一把利剑。
（14）紧接着他按照自己的想法画了一个，他把它叫作一只鳗鱼。现在回头看，这可能是一把有柄的剑。当时是芬兰的鳗鱼季，我就他画的鳗鱼跟他打趣。我说：“我们把它放回湖里，还是炖炖吃了啊？”他马上说：“我们把它放回去，让它在湖里游，因为它还太小了。”
他现在把自己认同为鳗鱼，我很确信他是指他自己的原始状态，是对出生前状态的一种想象。这恰好契合了我之前头脑中已经形成的想法。
于是我对他说：“如果我们把你想作非常小，你就会想要在湖中游泳，或者像鸭子一样浮在水面上游。你跟我说你喜欢你自己带蹼的手脚，你需要人们爱你出生时候原本的样子。你慢慢长大，你开始想要弹钢琴、吹笛子、做手工，所以你才同意做手术。但是最重要的，仍然是爱这个原本的你，和你出生时候的样子。”
他似乎用下面的话对我的评论进行了回应：“妈妈的手脚也和我一样”——这个情况我之前是不知道的。换句话说，他内在在处理自己残疾这一部分的时候，同时还要处理和妈妈相关的这一部分。
（15）我画了个复杂的画。他马上说这是灯和灯罩。他和他妈妈刚刚买了一个大灯，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妈妈还在他的脑海里。我做了些其他可能性的解释以作试探，但是他都拒绝了。
（16）他然后又拿了一张纸，很慎重地画。这个画非常准确地画出了他左手的残疾，当时他的左手正在下面压着纸。他很惊讶，大叫：“又是一样的！”
差不多这个时候，我们想要从紧张的中心主题上放松一些，我们聊了聊他的家庭和他平时的生活。他说了一些关于家庭正面的话以及他父亲在家里的地位，给我一个感觉，他家正在考虑再生一个宝宝。
交谈之中，我问他是不是个快乐的小家伙，他给了我一个泛泛的答案，说：“如果一个人不高兴的话，他自己会知道的。”然后我们就重新玩涂画的游戏。
（17）这是他的画，我把它变成了脚和鞋子。
在画这个画的时候，他学我之前的方式，几乎水平地拿笔，这样画出来的线条粗细不均，也会看起来更有趣。我猜我自己把画变成鞋的原因是因为游戏快要结束了，我不想在结束前冒险再拉入新的主题。
（18）最后一张画我来起头。我故意把画画得很复杂。我闭着眼睛画，还挑战他说：“我打赌你没办法变这幅画。”他把画转过来，很快就看出来他想看的东西。加了一个眼睛，和蹼脚，他再次说：“这是个鸭子。”
我们结束前，又重新说到他自己的爱，他的画表明他感受到了爱。但是，对于他来讲，他需要感受到被爱：爱他做整形手术以及一系列改变和修复开始之前的那个他。
（19）最后，在我的要求下，他把自己的名字和年龄（在此不重述）写在了第18幅图的背面。
出人意料的是，他妈妈提出想见见我。她也在医院，而且得知她儿子见了我，所以她也想见见我。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但是我觉得她有权利知道，这个和她儿子相处了一小时的英国人是个怎样的人。所以这次的面谈还是要通过翻译阿西凯宁小姐。阿西凯宁小姐其实之前作为社工的角色，和这个妈妈见过许多次面（其实阿西凯宁小姐是个心理学家，但是因为医院人手短缺，所以工作人员的角色定义并不清晰）。翻译非常顺畅，我们俩很快就忘了翻译的存在。我自己不记得翻译了，但是我能够感受到在我和他妈妈之间有一个直接的对峙。
和他妈妈面谈了将近一小时，其间的详情不必赘述。刚开始她只是跟我说一些她跟社工都谈过的东西。忽然之间，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这让整个案例都清晰起来，也证实了我在跟伊罗面谈时我头脑里的想法。这个妈妈流了泪，而且非常感动。然后她如释重负般地讲了一件她说她从未告诉过社工的事情，这件事情她可能意识层面中从未处理过，也从未用语言表达过。
简言之，她当时说：“我知道所有人都对性方面有愧疚感。我不是这样的。我一生都觉得在性上面很自在，在婚姻里面性的经验也都让我觉得很愉悦。我对性事没有愧疚感，但是我总觉得我的手指和脚趾会遗传给我的一个孩子。用这样的方式来惩罚我。自结婚以来，每次怀孕，我都愈发焦虑，担心生下来的孩子会遗传我的残疾。我之前就知道因为这个残疾我不能要孩子。每次生孩子，看到孩子是正常的，我就觉得特别解脱。但伊罗，因为他的手脚都像我，我无法如此，觉得自己被惩罚了。我一看见他就讨厌他。我完全不能接受他，所以我拒绝他。有一段时间（可能只有20分钟或者久一些）我觉得我压根儿不想再见他了。必须得把他从我跟前抱走。然后我突然想到，如果我坚持用整形手术，可能能把他修复好。虽然看起来不靠谱，但是我马上决定用整形手术来修复他的指头，从那一刻起，我突然觉得我对他的爱都回来了，而且我觉得我爱他比爱别的孩子还多一点。所以从他的角度讲，可以说他反而获得了些东西。尽管如此，在这样的动力之下，我非常坚持使用整形外科手术的方法来治疗他。”
她讲完这些后，看起来有些许变化。这些（被言语化的）东西一定一直在她意识的边缘，但之前从未有机会或者勇气向人谈起。这马上让我想起她跟我说的恰恰就是伊罗通过治疗性咨询中向我表达的。他可能从他妈妈特殊的爱中有所获得，但是他付出的代价是被这个强迫性的动力所困顿。其实整形外科大夫们都注意到了，医院的员工也很奇怪，一般即便是必要的手术，大家都需要不断地劝服家长和孩子去做，而为什么这个妈妈和孩子如此坚持要进行手术。
可以说，我在和孩子和妈妈的面谈中，取得了一定的结果。顺带的，我也如愿地给这个医院的这一群人清晰地描述了他们都熟知的个案。更重要的是，这之后，他们告诉我，这个家庭对待孩子的手脚修复，持有了更客观的态度。家庭更能够接纳孩子身上的缺陷，这缓和了其间的压力。和伊罗的面谈实际上并未从此淡出他的生活。他不大可能还记得我长什么样，或者他还能记得面谈和画画，但是他一直和我通信（阿西凯宁小姐翻译）保有联系。他给我寄照片，有他和他的狗的照片，还有他和朋友在湖上钓鱼的照片。这个面谈至今已经过去五年了。
这个案例也是没有精神问题的。这样，我这个系列的案例里面，孩子们都有能力展现自己目前生活中最直接的挣扎和冲突。毋庸置疑的是，尽管这份工作我是拿到报酬的，但是通过这种专业的方式见这个正常、普通的孩子，还是带给我极大的快乐感。
这个家庭还有其他孩子，都是十多岁的年纪。在这个个案中，我先见了罗宾的妈妈，和罗宾见过之后，我又见了他妈妈一次。和妈妈的第二次见面中，我告知了她在我和罗宾的面谈中都发生了什么。我觉得这个个案的下一步发展是会自然而然发生的。他不一定需要寻求家庭之外的帮助，因为他的父母就有能力做到。不过他的父母非常想帮助孩子，我和孩子的见面更推动了这对家长和整个家庭以及学校正在做的工作。
罗宾的问题是他刚开始上学，但已显示出厌学的迹象。这个小男孩的家庭非常富有，对于他来讲，去上学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也应该是最后一个孩子，罗宾对于上学的抵触，某种程度上被他妈妈的个人冲突所覆盖了。一方面，可能这是她最后一个孩子，待他一开始上学，就意味着她再也无法重拾家庭里面这种全然的依赖感了；但是另一方面，她是个精力非常充沛的人，也有自己的爱好，而这种全然被占据的日子一旦结束，对于她也是种解放，她可以重拾她以前学习的东西，重拾自己的特技。在这个案例中，这些问题自然都会解决。但是问题是罗宾在开始上学的事情上显现出症状，同时有明显的退行，来寻求妈妈的关注。这让这位妈妈想起罗宾在婴儿期也是依靠她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有机会和这个小男孩见面，看看他在面谈中怎么展现自己和自己的问题，我非常感兴趣。他来直接跟我进屋面谈，把他妈妈留在等待室里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不是很确定他在5岁这个年纪，是否能够跟我玩涂画游戏。你能观察到，在这次面谈里，大部分都依赖于我和我的方式。但是在最后，这个男孩子自己表达自己和他的切身问题，占据了上风。在这40分钟相处的时间里，很清晰的是我们之间有了沟通，而且若我当时严守咨询技术，而结尾处不灵活，那么这个面谈结束就会变得流于表象，而无实质进展。
我开始的时候，没太大信心，先画了一幅画。
（1）这幅画他什么也做不了。
（2）他画了这个，我把它变成了蜘蛛。
（3）轮到我画。他开始在这上面加了卷曲的头发，这时我注意到他自己的头发是一头蓬乱。然后他加了眉毛和眼睛，还有跟腿有关的东西。他说这是一条鱼。
这时我觉得有希望了。这是他的一幅个人化的画，他挺高兴的，也自此开始有创造力地玩。我注意到他是那种画画时，另一只手不扶纸的孩子。可能当时我帮他扶住纸了，不然他的画就会一团乱麻，什么也画不成。我把这个看成一种依赖的现象，而且这个是可以在一次面谈中解决的症状。当这个孩子有信心之后，他就可能可以自己用空着的手扶着纸。我等待这些变化，留心观察。
（4）他现在画了个画，我把它变成了蛇。这不完全是我的主意，因为我在过程中一直跟他聊天。但无论如何蛇这个主意最初来源于我而非他。
（5）我的画。我觉得这个画得好。这幅画你可以把它变成任何东西，它自己作为画本身是有自己的某种价值的。他不知道能做什么。过了一会儿他说：“当然，这已经是个罐子了。”所以我说：“哇，你给它起了个名字，所以它就真的变成了罐子！”
这是一个“拾得艺术品”（a found object）的例子。就像沿着海滩走，你能发现一块石头或者一截海藻，它看起来已经是个现成的艺术品，可以摆在壁炉上。
（6）他的画，我把它变成了人脸。
我意识到这么做，其实是在做他做不到的事情——刻意画画。但是我冒了风险。可以说，这种有现实感的东西他并不乐意模仿。
（7）非常意外，他把我这幅画变成了一只猪。这和第3幅画一样，也是带着他个人色彩的画，也只有他能把画变成那样子。而且他画的尾巴，让我觉得他是个有幽默感的孩子。
这种幽默意味着自由，恰是“死板”这种疾病特征的反面。幽默感是治疗师的盟友，治疗师可从来访者的幽默中找到一些信心，并可以觉得治疗中有灵活的空间。这意味着孩子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和幸福感。
现在他完全沉浸在游戏里，他说：“该你了还是该我了？这游戏真好玩！”游戏轮到他画，于是他照做了。
（8）这幅画是我在跟他聊完之后，把它变成了只鸭子。此时我开始试探性地问他关于梦的事情，与此同时游戏也在进行。
（9）我画了个他没办法用的画。你能看到我在这些面谈中，都非常有意地想要获取真实的梦，就是说孩子梦到的并记得的梦。梦和幻想不同，梦是无效率的、没什么形状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被控制的。
这种同梦有接触的方式，几乎在所有的个案中都发生过。这关乎治疗师对细节的判断能力：当治疗师觉得画画的内容或者和孩子的聊天内容到达了梦的深度，那么这时候就可能需要问这样的问题：“你平时做梦吗？”事实上，很多孩子都有那么一个或者几个梦让他们深感兴趣，有可能是重复出现的梦，如果你能帮助他们或多或少地理解一个梦，他们就会讲出更多的梦。这显然是父母做不到的，而且我觉得可以说父母不应当去解释孩子的梦境。原因是，众所周知，梦往往包含防御的元素，而防御是需要被尊重的。如果一个人能够去处理他人的防御机制，那么这个人已经自动跳出父母的角色，而变成治疗师了。
罗宾自己说它梦到狗、大象和袋鼠。依他的情况，这些梦就是说明一切都很活泼、充满生命力。所以我们就换了话题。
这时候我问他，关于过来见我这件事情他会不会不高兴，因为我知道他妈妈是从乡下把他带过来的，而且他喜欢乡下。他非常有同理心地否认，说他没有不高兴，然后他画了个画。
（10）他自己把这幅画变成了一条蛇。我们能从中看出这是第4幅图画的延续，当然我记得这当时是我的主意。但是这幅画从他的角度来看，是全然不同的，因为这全是他自己画的。他有意地使用了自己的画。
（11）我现在画了一幅画，他又把它变成了一条蛇。这次他在细节上费了很大的劲，而且他很高兴，这条蛇有一个新的特质，我们可以看作阴茎勃起的象征。这一点非常显而易见。
（12）接下来该他画了。我把它变成了一堆土。我想不出其他什么能变的了。我对他说：“你觉得这可能是大便吗？”（我边画边问他，他们家里管大便叫什么，他回答了我。）
但是他说这是泥土。可能是我脑袋里有念头，想要描绘出点儿离勃起这个概念越远越好的东西，这样我就不必来强调这最后一幅画中所表现出来的、有可能只是随机出现的特点。一般我在这个时候并不会想出这些东西来。
（13）现在我画了幅画，然后他把它变成“一条弯曲向上的蛇”。“它很开心。”他非常认真地画这个画，然后自己说“我喜欢弯曲向上的蛇”。
我注意到他在这个过程中，开始用手指蹭自己的脸，或者拿铅笔跟自己的脸玩儿。我留心到弯曲向上的蛇，和这些他用手玩自己脸的孩子气举动之间，有些关系。我又记起来他妈妈跟我说过，他很小的时候，并没有使用过渡性客体，相反他更需要妈妈真实的脸颊，他会一直划弄妈妈的脸颊直至睡去。我没有跟孩子提这个事情，因为这些信息是他妈妈告诉我的，而不是从他口中得知的。但是我跟他打比喻，说这条开心的蛇就好像他趴在妈妈的膝盖上，觉得安全又温暖。我很有信心，觉得此时我们触碰到了他内在冲突的标志，这个标志是，应该到世界中去探索、成长，而不是退行到依赖的状态。
然后他说：“该你了，对吧？”——他用这种方式来推动整个游戏。
（14）我把他画的画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们把它叫作“鬼”。
（15）我的画。他把它变成了一只鹅。
我们的画当时沿着我们画画的桌子，排成一列。这样我们能够一目了然。然后我们发现，我们画出了一个农场——有蛇、蜘蛛、泥土、鸭子、鹅和池塘里的鱼，还有一只猪。我们开始觉得是不是第九幅画其实也是个什么东西趴在地上。他说可能是一截电线。“我们还有一个农民呢”——他指着我第6幅画说。我问他：“你想当个农民吗？”他说：“是啊，但是问题是农场上要干的活儿太多了。”别忘了他是从一个农场上过来参加咨询的。他明白对于农民来讲，农场不是“拾得艺术品”。我脑袋里面当时想的是如何做出下面的解释：“你不知道是应该到农场上去做农夫干农活儿，还是像蜷曲起来的蛇一样，窝在妈妈的怀里，想摸妈妈就可以摸着她玩儿。”他接受了这个想法，至少看起来没有任何阻抗。
（16）然后他画了画，说：“既然有了个农场，我们可以把它叫作萝卜。”
（17）然后我画了个线圈。我觉得我是有意画的，虽然我自己也不太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之前说的那个电线的事情还在我脑袋里盘绕。他拿起笔敲敲打打。感觉像是他（在咨询这个情境中）找到了一个过渡性客体。所以我问他，他小时候拿什么东西跟他一起睡觉？他说了有猴子，也有熊，所以我就画了一个熊的脑袋在上面，把它变成了个泰迪熊。我在这又强化了一下我对于两者之间转化的诠释：“我要出去闯荡，还是我回去依赖在妈妈的膝盖上。”（一般情况下我对这么大的小男孩，不会用“依赖”这个词）
（18）这张是他的画。他说：“这是字母R，但是写倒了。”他边说边扔下笔。我会说这是个明显的错误行为，充满意义。我跟他指出来，R可能代表的是他的名字。他没这么想过，听到我这么说还挺开心的。我说：“写倒了是因为R对去向前闯荡世界有很多担心。他得非常确定，自己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迅速回到妈妈的臂弯里。”
（19）这次我画得很复杂。我对他说：“这个难不？”他马上回答说：“不难。我可以把这个变成鱼”——而且他很高兴。这个鱼有些他说不上来的东西，此时我说，这条鱼可能会因为被他找到这样一个方式来安置而深感骄傲。在我看来，第11幅画中的蛇是一个他要向前，闯荡世界的一个标志。尤其是他给这幅画加上了方向和动感。但是我要强调的是，“骄傲”是我用的词，而不是他的。我确信，这个词是他刚才寻找而未得的。
（20）他的画。这让他自己很惊讶。他说：“噢，这是个更好一点的字母R。”于是我把它变成了知更鸟（译者注：英文中知更鸟和这个小男孩的名字拼写一样），因为我仍然觉得他是在画自己。但是画中有一条线，怎么都无法契合到这幅画中。对此他说：“这是他的小来复枪。”他用这种方式赋予了这条线以意义，也延续了他整个主题。看起来这个方向是向外走，而离开妈妈的臂弯。我用他的语言跟他讲了讲。
（21）他把我的画变成了小兔子，他很高兴。
（22）我画了最后一幅画，他给变成了另一条蛇，然后他说：“这是他的小来复枪。”我们俩大笑。
到这我们俩觉得可以了。他有了自己的方向。和很多孩子一样，他重新看了一遍他的画，他传达给了我他内在的冲突：是向世界走去，还是时刻准备跑回妈妈的臂弯。我把这个看成5岁的罗宾，面临上学这件事情充满冲突，同时也可能是妈妈内在关于抚养孩子的冲突。我很确信，罗宾很健康。另外，现实的问题是罗宾如何去上学取决于父母，以及父母如何在孩子这一特殊的成长阶段去调整适应。事实上，这对夫妇后来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做得很好。孩子的爸爸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包括放弃了自己一部分工作，来接送孩子上学。
这对夫妇能够对这些问题畅所欲言，跟我的报告和咨询有多大关系我没法评估。对于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和我在最开始说的一样，即便没有我的帮助，我想这对夫妇也能够很好地处理。他们觉得这次咨询对于他们在当时那个阶段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