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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作品的难懂是众所周知的。他的推论不仅不合常规而且样式繁多，他的密集写作“看起来晦涩模糊、不可理解、令人生畏”（汤姆森，2006：1）。对阿多诺社会学思想的澄清有赖于对某些概念、概念的相互关系及论证的说明性研究和分析性讨论，这些概念、概念的相互关系及论证遍及他对这六个主题的每一个的视角，遍及他对这些主题之间联系的审查视角。在格蕾丝（Grace，2000：1）对鲍德里亚（Baudrillard）的研究中，她的策略被描述为“根据概念在全部作品中的反复再现……来提炼……人们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正如帕迪森（2004：viii）所指出的，阿多诺的作品是“从内部”来阅读的，“在那里，观念和概念被设想成是作为文本中的合奏来运转的”。
然而，说明性分析的潜力是有限的。阿多诺在从他的学生那里收回他对社会学的临时定义时补充说道：“社会学……是什么……或者必须是什么……只能因为人们从事社会学而发生。”（IS 15）“意义重大的理论”有指导社会研究的途径比它们对意图的纲领性陈述更为重要（PETG 17）。阿多诺有关社会学问题和方法的诸多观点与他对社会生活的特定方面的研究有着联系。他的大部分社会学著作都包含这两个要素（尽管它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是均衡的）。阿多诺有关社会学的观念可用来指导具体的研究计划，但反过来，它们也由他对这些研究计划的经验而得到鼓舞，并依据其而得到修正。这就产生了一个要求，即要求阐明那些贯穿于阿多诺每个社会学主题的视角之中的概念和论证，而这个阐明是根据他对交换社会中特定社会现象的考察来展开的。
阿多诺的社会研究计划有着被误解的危险，除非它们嵌入一个更为宽广的语境之中，即有关社会学的观念。同时，他对交换社会的社会学探究所面临的问题做出的警告——由认识论批判的介入所定期促动的警告——常常太抽象了，以至于并不能立即揭示它们对研究实践的意义。如果把注意力集中于他的研究计划中这样一些问题的显现，那么使这些含意变得清楚明白就是有可能的。同样地，如果阿多诺关于考察交换社会的社会学的潜力的视角变得完全显而易见，那么这也仅仅只是存在于他那些旨在实现这种潜力的研究之中。阿多诺的传记作者兼以前的学生克劳森（Claussen，2003b：140）记得他的教授经常向学生们发出信号：“我在这里做的事情，你们也能做。”我尽力在本书中发掘和放大这样一些信号。
与普拉斯（Plass，2007）对阿多诺《文学笔记》的细述或者威特金（Witkin，2003）对他的文化工业批判的讨论相反，本书的各章并不分别集中于一个或几个核心文本。每章都从阿多诺的整个作品中收集材料，而焦点落在他更为严密构思的社会学著作上。这种目录学式的定位看起来也许有些奇怪。阿多诺在他的有生之年并未出过独立著述的关于“专门社会学内容”的书[梯德曼（Tiedemann），在GS9.2 404]，尽管如此，阿多诺的作品包含着范围广泛的社会学著作：对社会学的经验维度、理论维度、社会—批判维度、文本维度的分析，对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的讨论，对社会学概念的探究，对作为对手的社会学家们的批判，关于交换社会的辩论，以及对个别社会现象的社会学研究。这些文本中有许多已经被收录到他去世后编的三卷本的《社会学著作》（ Sociological Writings ，GS9.1，GS9.2，SSI）之中。此外，阿多诺的著作集现在还包括20世纪60年代两次社会学系列讲座的记录（IS，PETG）。关于社会学的另外几个文献可以在他的文集《批判模式》（ Critical Models ，CM）、《杂集》（ Miscellanea ，VSI，VSII）、《棱镜》（ Prisms ，P）、《最低限度的道德》（ Minima Moralia ，MM）以及未收集的文本中找到。最后，阿多诺还被牵涉两个集体的社会学研究计划之中，即《权威主义人格》（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AP）和《群体实验》（ Group Experiment ，GEX），并且在艺术社会学、音乐和文化工业中广泛地展开工作（例如，CoM，NLI，NLII，SDE，1976）。这些著作中的大部分都包含体现阿多诺有关交换社会的社会学考察的愿景中的观念，因而是支持本书的阐述的。为了举例说明，我选择了主要描述有关具体社会现象的考察文本。该语境的目的不是对阿多诺社会学案例研究的一个详尽总结。我转向这些研究乃是为了阐明阿多诺对社会学的愿景。个别研究的分析着眼于它们如何被这个愿景引导，这种分析发掘出了那些如果单独阅读就不明显的方面。就这个特定的意义而言，举例说明的章节也试图澄清阿多诺的社会学案例研究，并试图帮助读者加深他们自己与它们的接触。
在谢拉特（Sherratt，2002：9）看来，阿多诺的解释者们“对于来自分离领域的观念之间的系统联系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探讨”，尽管就他的思考而言“逾越的运作”是非常基本的（普拉斯，2007：11）。
有一种主张是胡说八道，即主张只有交互学科式地研究阿多诺的作品才能取得成功。然而，如果不冒险地超越于他的社会学著作，那么下面这件事情或许就难以实行了，即就他对那种考察交换社会的社会学的问题和潜力的思考给出令人满意的分析。阿多诺当然承认，社会上规定的各学科之间智性劳动的分工并不能够简单地被个体反抗所消除。因此，“把（他）对于分离的探究领域的特殊贡献孤立起来”至少是“部分地站得住脚的”（杰伊，1984a：87）。阿多诺在具体问题和方法上所做的坚持强调了对于社会学而言的这一点。不过，阿多诺试图冲击学科之间的界限，并认为自己有时候成功地跨越了它们（CM 216，ND 141-142，PTI 79-80）。这就在他的社会学和其他领域之间造成了大量的相互联系，这些其他领域——例如，哲学、心理学或者美学——对于澄清他的社会学思想来说是有帮助的，有时还是极其重要的。
阿多诺的作品从一系列智性资源中汲取灵感。他一方面对缺乏内容的“不加约束的思辨”持强烈的保留态度（HTS 65，另见AE 42-43），另一方面坚信智性生产会提供这样的内容，他把这两个方面加以结合：为了协调一致、进一步发展、转化、批判或者斥退。此外，阿多诺从早年开始就与20世纪的其他思想家接近，他与他们中的一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成员——合作到了最终。最后，正如尼科尔森（Nicholsen，在HTS xvii）所强调的，阿多诺是一个倾力“传授……思想工具”的教师，这些思想工具使其他人“能够”去“分析……世界”。讨论阿多诺的智性资源通常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为了从内部来理解他的社会学思想：为了澄清那些塑造他在六个主题上的视角的概念、概念的相互关系及论证，也为了加强对这些概念和论证的说明。
从阿多诺的资源中选择与本书最贴切的资源是一个过程，而引领这个过程的目标就是澄清他的社会学思想。强调阿多诺与一种或几种智性传统的关系并不是本项研究的特定目标。这并不否认这样工作的适切性。在有关阿多诺的马克思解读的争论中，詹明信（Jameson，1990）对阿多诺的马克思主义的捍卫给出了一种重要的介入[参见皮泽（Pizer），1993]。同样地，谢拉特（2002）有关阿多诺的弗洛伊德遗产的讨论以及奥康纳（O’Connor，2004）有关阿多诺观念论批判的研究也提供了原创性的、有价值的视角。然而，当对阿多诺概念中智性资源的沉淀的分析主要旨在强调他的概念与一种特定的传统一致或者对立时，他的来自这种传统的资源就有可能受到最多的关注。相反地，当对资源的追溯主要旨在阐明形成阿多诺社会学观念的各种概念和论证时，分析的焦点就必定集中在那些概念和论证各自最为重要的资源之上。焦点不断地发生转移，这是因为最为重要的资源在各个具体情形中既不保持为同样也不保持为同类。
阿多诺作品的三个领域为鉴别他的资源和评价它们的影响提供了方向。首先，阿多诺自己的著作里面有引导。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跟随这些引导构建不出从参考文献到资源的一条笔直线路。阿多诺在出版商的鼓励下成为一个文献目录的苦行者，他习惯于省略参考文献（梯德曼，GS10.2 821），许多段落只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些暗示，即暗示讨论中涉及其他人的作品，而这是什么作品常常是不清楚的。其次，阿多诺的作品（ oeuver ）含有明确地献给其他思想家的著作：对克拉考尔（Kracauer）、本雅明（Benjamin）和霍克海默（Horkheimer）的评价；对胡塞尔（Husserl）和黑格尔（Hegel）的内在批判；与涂尔干（Durkheim）、卢卡奇（Lukács）、维布伦（Veblen）、曼海姆（Mannheim）以及“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交战，等等。在有些情形中，例如，在阿多诺对本雅明的解读中，研究阿多诺的资源所引发的问题与它回答的一样多。在对这些问题的延伸回答超出下面各章范围的地方，问题会刺激进一步的探讨。最后，既然像阿多诺以及他的对话者这样的知识分子由于流亡而分开并因此断绝了面对面的讨论，那么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有教益的，即查阅这些知识分子的团体的特色文本：所写的通信。这些“思想……的研讨会”（克劳森，2003a：22）不仅提供了对阿多诺某些观念和论证的具体化的显著洞见，而且还有助于组织、确定和评价他的智性资源。
黑尔德（Held，1980：14）的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把“重点置于……对观念的……解释和阐述之上”。黑尔德发现主题处理比对时间顺序的说明或对智性—历史的说明更有助于达成这个目标。出于同样的理由，我对阿多诺社会学的探究也是通过主题组织起来的。不过，黑尔德同时承认，站得住脚的观念解释“并不能够从智性历史或者编年文件中完全彻底地摆脱出来”。尽管本书中任何一章都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组织的，但是有所选择的一些节会以松散年表的方式来讨论某些问题，特别是在追踪阿多诺思想中的时间变化对于澄清某个主题来说至关重要的地方（有关阿多诺社会学作品的年表概览，可参见附录）。
我对阿多诺思想的历史语境——它的传记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背景——所采取的进路是同样务实的。这可以借助大量的相关记述来部分地加以证明，这些记述包括阿多诺的生平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活动的社会—政治背景，它们几乎没有留下未被探讨的阿多诺作品的历史语境。
此外，在主要目标已经历史语境化的地方，阿多诺观念的解释有时是受损的。詹明信（1990：4）评论道，“以各种恰如其分的好莱坞和电视文献片风格对阿多诺各个阶段的职业生涯所做的说明，包括作为其必要背景的战时刺激的穿越欧洲和北美的飞行之旅，以及战后回到一个残垣断壁的德国（随后发生的便是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一般来说都忽视了哲学的或者美学的”——我还要赶快加上社会学的——“成分”。
詹明信有些夸张，但并不是没有凸显一种两难困境，即定位在传记和历史上的记述几乎不可避免地缺乏对阿多诺的概念和论证的详细讨论。
然而，阿多诺思想的某些方面是如此深刻地受到了他对具体的传记事件、政治事件、历史事件和社会事件的经验的影响，以至于忽视他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将会使概念的澄清变得无效。奥斯维辛强加在阿多诺作品的多个领域之上；战后德国的政治发展促成了他对集体行动主义的批判；而他的游记——即使是由于仅仅被读作传记片段而遭到误解——则明显带有一种独具特色的个人维度。阿多诺自己的作品，他的智性资源、通信以及现存的传记文献和历史文献提供了一种指导，即为评价具体事例中历史语境的影响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