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阿多诺坚决主张，交换社会的社会学研究需要取自经验观察的事实材料。那种认为他“不是经验研究的拥护者”（哈根斯，2006：228）的论点是有问题的。的确，正如第三章将要阐述的，阿多诺认为由对社会生活的观察所建立起来的见识是不值得信赖的。他将与经验世界的直接遭遇称作原初的——基本的、起始的——反应（CM 221，SDE 52-53），而把经验观察的产品称作“原材料”（SSI 511）或者“简单的社会材料”（IS 85）。尽管如此，阿多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学—方法论工作提出了对社会学材料的一种明确要求。使阿多诺社会学的经验领域难以捕获的东西乃是他的一个偶尔失衡、有时模糊的忠告，即关于社会学观察如何能够最好地安置经验材料的忠告。
阿多诺警告说，经验观察不能够产生对现实的值得信赖的表达，不过他的这个警告并没有压制他对经验材料的要求。不“对”事实内容进行反思的社会学“反思”（IS 109）是“空洞的”（PETG 25）。事实也许是“外表”，但是社会只能通过它的特定显现来得到考察，而“普遍的东西并不能显现自身……除非是通过事实”（SoI 184，另见PETG 84）。因此，社会学不能够单单依靠理论的构想，而是必须处理“具体契机”（IS 17）以便“使自身被材料饱和”（PD 76）。“辩证社会学”不是一个“自我满足的思想系统”（SoI 184）。对社会现象的原初知觉，保证经验内容的“原初获得”的直接观察（IS 109），乃是社会学必不可少的。
盘旋在“质料之上”的纯粹理论的社会分析，阿多诺解释说，“预先提供了人们由于材料而面对的任何问题的答案”（IS 109）。预定的答案通常不能说明对社会生活的观察所确立的材料的种类和细节。一种“逃避事实”或者“使它们……满足某个预先构想的论题”的社会学将会“陷入独断论之中”（CLA 113）。因此，“通向本质的脚步”不应当“踏……在那些从外部带给现象的固定概念的基础上，而是从现象本身之中”（SSI 485）。社会学必须使自己沉浸于事实材料之中，保持与事实材料的“最紧密接触”（IS 51），并且经历对照事实材料的“不断的自我反省”（PETG 179）。
阿多诺的认识论沉思简单地肯定了经验资料对于认知的重要意义。与他的智性“行动”的设想相一致，阿多诺断言思想正在某物上劳作（ND 178，201）。这使康德的（1999：193）一条格言变得更加重要了，即“思想没有内容就是空洞的”。阿多诺认为，消除事实材料的反思实际上是空虚的（ND 214），它们蜷曲在冥思苦想之中（CM 130）。涉及经验内容的思想是有成果的思想，尽管这些涉及有待拷问，“主体的内部深度只在于外部知觉世界的精致和丰富”（DE 155-156）。
“无论何时，只要（哲学）能控制住自己，”阿多诺接着说，“那么它就要把历史地存在着的东西当作它的客体来加以处理。”（ND 141）哲学也必须“使自己沉浸于……材料内容”中（CM 134）。由于贬低知觉的材料“契机”，现象学成为独断地不愿意处理内容的典型，后退到思想之中去的典型，“无风险”而“非强制”的智性练习行为的典型（AE 149-151）。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家必须查阅档案或者从事人种学、调查和实验。脱离“原初”历史遭遇的历史哲学当然是“愚蠢的”（HF 21），并且可能得益于对社会学“材料”（1977：130）的考察。但是，哲学中存在着满足这个要求的具体方式，因为概念本身就是材料。通过密切结合概念和文本，哲学能够在材料上使自身饱和，这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阿多诺的哲学如此坚定地集中于克尔凯郭尔、胡塞尔、黑格尔或者海德格尔的著作。甚至《否定的辩证法》的有些部分，主要是对阿多诺的哲学“程序模式”（阿多诺等人，2003：555）的“辩护”，也旨在以这种方式获取内容。
知觉的“纯粹直接性”在美学上也是必不可少的（阿多诺，1999：69）——尽管它并不满足审美经验，并且若无随后的反思便可能是没有批判的、令人误解的（参见1976：50-51）。真正的音乐经验要求一种突然被征服的契机，如果解释把这个契机清除掉，那么就得为个体作品本身辩解了（GS 15-192）。为了阐明知觉的身体成分的审美意义，阿多诺写道：
只有当声音“大过”……个人以致他能够随着进入大教堂之门而“进入”声音之门时，他才能……意识到与总体融合的可能性……“进入”一首交响乐意味着……把它当作围绕着人们的某样东西来加以聆听。（1979：118-119）
同样地，在“槌子键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B调片段之后，当主旋律以低音升f调爆发时”，出现了“贝多芬的最伟大片段之一。它具有某种特大的东西……通过这种东西，与个体身体的比例被完全废除了”（1998a：65）。
阿多诺得出结论说，社会学有着一个重要的经验维度（SSI 538-539）。交换社会的社会学考察当然依赖于一种社会理论，但是它们也要求——事实上必须使自身沉浸于——有由社会生活的观察所获取的社会学材料。通过跨越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之间的界线，阿多诺的社会学对社会科学中的分工采取了一种不妥协的立场。阿多诺明白社会守卫着这样一些边界，但是社会学家们不能够简单地服从它们。
这些考察提出了一个问题：对社会现象的经验观察应当如何来获取经验材料。阿多诺就这个问题提出了讨论，但是却没有提供许多确定的指导方针。从他以后这个论证开始是有用的，即经验研究不必与方法指导的研究同义，因为使用经验方法的观察对于确立社会学材料来说并不必然是最为合适的观察。
然后就有可能详细地说明他对由现象定位的一种观察模式的论辩，并有可能勾画他对收集资料的其他方式的建议。
阿多诺对非常经验的社会研究的主要批评在于，它使自己与理论分析隔绝开来，因而无法处理那些不能在经验上被决定的社会条件。这也许会使人忽视他对某种经验研究的怀疑，即怀疑这种研究在满足社会学的经验任务上的可能性。阿多诺的后期作品尤其包含了若干批评性的段落，这些段落批评某些经验 方法 被严格地运用于潜在的限制与社会现象的遭遇，而方法按照道理应该是帮助社会现象获得社会学的材料的。尽管“经验主义者……对经验资源的强调”的目标乃是一些不被智性的先入之见所直接耗尽的洞见（MCP 141），但是阿多诺认为，“最谦卑的理性”能够预期材料的结果，在那里，观察贯彻经验的“控制措施”（GS4 297）。
首先，方法的运用有把观察的视域化约为它们预定的范围的危险，而把超出其外的现象的材料元素弃在一边。阿多诺宣称，在访谈、调查以及问卷中，问题经常是十分严格地规定的，它们所证实的仅仅是，“贫民区患结核病的百分比高于派克大街”（GS4 297）。一个较少论战性的段落说道，很大程度上允许受访者决定谈话过程的“自由访谈”“问题图式”“根据指定的回答类型而完全图式化的问卷”这三者形成了一个连续体，这个连续体朝向一种更加狭窄的经验范围，并且最终使观察不能够注意应答者的任何“自发的反应”（GS9.2 334-335）。《群体实验》的作者们指出，甚至资本主义被同化的、均质化的个人在某些问题上也仍然有“含糊的”“分化的”“波动的”“摇摆的”和“矛盾的”意见。如果研究者们严格运用被规定的访谈图式、“调查程序”或者“多选”式样的问卷，那么这些意见就有被无意中听到的危险（GEX 27-28）。依靠“清晰明了且毫不含糊的”范畴的僵硬的工具运用冒着一个风险，这就是，允许方法“通过它自己的规划”去“决定客体是什么”（PD 73）。事实上，在许多经验的社会学研究中，“经验”“与这个概念曾经意味的那种开放的丰富性相比是如此地受到限制，以至于最终只有方法论所修剪的东西，适应于它的东西，才能得到表述”（SSI 185）。阿多诺抨击说，“对更加狡猾的方法的……专注”“古怪抛光的……讲究方法的器具”以及“最先进的数学设备”，这三者与“结果的彻底缺乏以及无关紧要”相一致（PETG 175）。一些社会学家据说“服从方法的首要地位而不是质料的首要地位”，而且这种服从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即现存的方法不能够处理的现象统统被排除在了考察之外（PD 109，另见GS9.2 358）。其他一些社会学家则让“对于证实或者证伪一种可用方法的兴趣”来决定他们研究什么，而不是让确立对社会生活的全新见识的目标来决定（PETG 167）。阿多诺的社会学焦点向“不合常规的”现象的转移也许刺激了他对这样一些方法论限制的担心。
其次，对于阿多诺来说，就“把现象化约为……一个个单位”而言的“自然科学（的）……胜利”（PETG 28）恐怕不是社会科学中的胜利。阿多诺设法应对社会生活的细节。由于种种原因，他批评“有些研究一再简单地运用……既存的研究工具，或者……把相同的工具运用到素材的不同问题或区域上”（IS 20）。其中一个原因看起来就是，在几个不同经验现象的观察中所使用的相同方法也许会降低这些观察的能力，即注意现象的各种材料的能力（参见A&K 411-412）。“甚至在电视荧屏前”，阿多诺评论说，“个人”和他们在观察下的反应也不等价于“原子”和它们的行为。毋宁说，在相同工具运用于不同情境的地方，对意见和反应中细微差别的观察灵敏度是受到限制的。因此，正是指向不同“个人”的问题的“普遍性”和“有限范围”“预先准备了要被查明的东西——要被研究的意见，而这种查明所借助的方式就是，它变成了一个原子”（PD 78）。比如，“图式化的问卷”所确立的“材料”是“可量化的”，但是它也被限制为“从个人的东西那里抽象出来的资料”（GS9.2 334-335）。相应地，阿多诺拷问了一种优先权，即将“量的知识”凌驾于“经过提炼的、差别对待的”定性进路之上：量的知识满足“数学的严格性”、“可靠性”和“普遍化”的标准，而定性进路的目标则是单个案例上的“大量特定的、具体的见识”以及“详细的信息”（IS 74）。
有时候，“落于经验社会研究中的材料”
是“抵制根据……已制定的方法对它们所做的准备和评价”的。这是由于“社会学问题的特定的质”，阿多诺推测说，“这些问题没有不间断地适应数学的、自然科学的程序模式，就像假定在那里人们坚持社会学方法论的严格发展那样”（GS9.2 395）。阿多诺关于经验研究方法的许多评论都发展了他对社会分析的更为一般的批判，在这些社会分析中，“严格的规定”优先于实质内容（SSI 263）。
我得赶紧补充说明，阿多诺对研究方法的评价是很难从总体上来把握的。正如我马上就要详细说明的，他常常赞同地评论某种由方法所引导的研究，并且自己偶尔也使用权威认可的策略。无论如何，上面的批评所揭示的乃是阿多诺在其职业生涯中自始至终保持的一种确信：经验社会研究不会被由方法所指导的研究所耗尽。阿多诺用以下这个论证为经验研究做了部分的辩护，该论证就是，高于事实的社会学将独断地略过事实的多种多样和细微的差别。类似地，他担心，由预先确定的方法所驱动的经验研究会以内容为代价而屈服于方法的限制。方法潜在地缩小了观察的视域以及——尤其是当它被运用于不同的现象时——它对经验的细枝末节的灵敏度，并且限制了社会学材料在细节上的宽广性和丰富性。
阿多诺对经验社会研究的进路始终如一地贯彻着一种确信，即只有一种途径可以避免方法上的这种双重问题。阿多诺特别不相信抽象的方法，这些方法是独立于个别社会现象的模型，并且又在后来被运用于个别社会现象（1976：vii，IS 84）：“一种真正的方法……毫不松懈地……通过它与质料的关系来反思自身。”（PETG 175）要获取完整的社会学材料，包括现象的具体经验细节，社会学家们就必须根据得到审查的现象来不断地检查并调整他们的观察程序以及资料收集过程（IS 69，73）。阿多诺强调说，克拉考尔有一点是正确的，即他通过“与（现象）的最为紧密的接触”来知觉当代文化，而不是通过“给它们贴上社会标签”来自上而下地迅速处理它们（VSI 195）。阿多诺在德国社会学学会的同事，埃尔温·朔伊希（Erwin Scheuch，1969：154）认为，社会学研究应该严格地待在它的工具的界限之内。阿多诺反击说（IS 72，另见20），不管社会学家们如何忙于经验材料的确立，“方法”都“必须处于与素材的活的关系之中”，并且“必须……从素材中发展出来”。
相应地，阿多诺没有概括地论述一套套普遍可用的研究方法，他对于观察社会生活的积极建议读起来甚至可能多少有些含糊。不过，在两个分开的语境中变得明朗的一点是值得强调的，而且也可以根据阿多诺的思想资源而得到提高：个人与社会现实的私人遭遇有潜力去加强社会学获取社会学材料的努力。
阿多诺认为，从事研究的技师们仅仅通过“先已存在的方法”（IS 21）来知觉社会现象。他们代表着一种惊人的趋向：
生产系统已经……使身体习惯于社会、经济、科学的机构的运作，这样的机构越是复杂和灵敏，身体所能得到的直接经验（Erlebnisse）就越是贫乏……大众的退步……在于没有能力用他们自己的耳朵去听那些还未被听到的东西，用他们的手去摸那些先前未被把握的东西。（DE 28）
相反地，“自主的”研究者们一直在通过他们自己对特定社会现象的见解而发展他们自己的“问题（、）……技术和方法”（IS 21）。观察程序的这种不断再调整所创造出来的机会，较之任何预先给定的、严格运用的方法所能做的而言，可以记录社会学材料的更多“开放的丰富性”——涉及广度和细节。
阿多诺的主要参考又是克拉考尔。阿多诺写道，克拉考尔不是把“经验”发展成一种“方法”，而是“决心仅仅思考他可以用实质内容来填充的东西，思考对于他来说已经在人和物中变得具体的东西”（NLII 60-61）。阿多诺（NLII 60-61）强调说，克拉考尔（1998）1930年有关白领工人的研究“试图……以一种有计划但是非体系的方式来平衡两样东西，一样是对经验的要求，另一样是对有意义的结果的要求”。克拉考尔“使用……访谈（Interviews），但没有将访谈图式（Befragungsschemata）标准化；他灵活地贴紧谈话的情境”，调整他对现象的进路。阿多诺把克拉考尔的“程序”和当时在美国出现的“参与观察者的”程序联系在了一起。弗里斯比（1985：161-162）反驳说，克拉考尔在方法论上非传统地研究甚至抵制这种比较。事实上，在阿多诺的相识者中，参与研究的先锋是维也纳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拉扎斯菲尔德1933年的马林塔尔（Marienthal）研究所涉及的一种“社会地理的实验”具有定量和定性的方法，尤其是参与观察和访谈，它们用于收集一个低等奥地利村庄中有关长期失业的经验资料。拉扎斯菲尔德[雅霍达（Jahoda）等人，1975：11]把他的更讲究方法的实验从“日常生活的偶然观察”中划分出来，而日常生活的偶然观察在此之前大量地充斥于德国社会学。拉扎斯菲尔德大概已经把克拉考尔的工作看作与社会学密切相关了。克拉考尔的小册子——这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它对阿多诺具有影响（参见A&K 207，218-219）——主要通过个案研究确立了它的各种各样的经验细节，这些个案研究的基础是作者自己与人际及语言行为、社会材料环境、谈话还有文本的直接遭遇。
阿多诺还强调了本雅明作品在经验上的丰富性，并把他比作“一种将给养聚集于其面颊上的动物”（VSI 176）。本雅明坚持认为，尽管被直觉到的现实与真相并不一致并且要接受审查，但是解释必须从内部来破译经验现象，而不是以外部的手段来接近它们。
思想不能够简单地遵循一条演绎之链，而是必须反复地打断自身并回到现象的甚至最轻微之处（1998：28，32-34，44-45; 另见阿多诺 1995：65-71）。阿多诺说，本雅明并没有通过纯粹的思想来构建一个体系，而是连续不断地根据材料来形成他的观念，“毫无保留地……服从”不同历史现象和文学现象的“材料层次”，以便从它们内部把握它们的真理内容（NLII 225，另见VSI 169）。本雅明思想的丰富材料源于主体自己的观察，这些观察保持着对经验细节的高度灵敏性，并保持着一个宽广的视域。根据阿多诺的看法，本雅明追求与材料的紧密接触，简直就是“与材料的身体接触”（NLII 221）。他赞同本雅明对细枝末节的关注，这种赞同已经有所提及。例如，本雅明的关注明显地体现在《单行道》（1996：444-448）中。在悲悼剧研究中，本雅明（1998：57）认为，“素材的整个范围都应当得到公平的观察”。“整个世界，”阿多诺评论说，“对于本雅明来说变成了一个文本，这个文本必须得到译解，尽管那密码是未知的。”（NLII 225）本雅明“毫无保留地沉浸于这林林总总之中”（P 241）。
个人与社会现实的私人遭遇的经验潜力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突出。在阿多诺看来，知觉既包含现实的概念重构——这在下一章将变得更加清楚——也包含感觉。在感觉中，知觉保留着一种“身体的感受”（ND 193-194）。这种“身体的”契机作为认知的“焦虑”回荡在认知之中（ND 203）。感官资料刺激认知并为思想的生产力提供养料，认知需要一个顷刻，在这个顷刻中，“思想毫无保留地向压倒性的印象放弃自身”（DE 156），知觉的身体契机的加强就是身体的疼痛（AE 155）。
阿多诺警告说，“没有人们可以指着并说‘瞧——那就是社会’的孤立的感官资料”（IS 35-36）。不过，他否认知觉根本不能够捕获社会的一点儿东西。阿多诺承认以前曾经忽视了某些契机，在这些契机中，“个别现象”使得初步的、贫乏的但在社会学上相关的对整体的知觉成为可能（IS 49）。这些具体的例子也许可用作“社会……的直接索引”。更为特别的是，存在着这样的情境，在其中，人们可以“在他们的皮肤上……感觉到社会”，
“在他们自己的身体上”，直接地“观察”和“感觉”社会。另外更为特别的是，社会使得它自己在个体痛苦的情境中被感觉到。“在社会产生伤害的地方，社会是直接可知觉的。”（IS 36-37）在“抵抗”的情境中，社会作为特别冷酷的东西与人对峙，人们“陷入黏性的团块中”（IS 50）或者“撞在砖石的围墙上”——比如想要借钱，却“在一种明确、自动的方式中十次或者二十次地遭遇到一个‘不’”（IS 36）；求职者“咬在花岗岩上”并“最终不得不做某些根本不合（其）意的事情”。或者，更为严重地，经验到歧视和“破产”的威胁——人们开始感觉到凝固的社会整体。在被“客观趋向所控制”的那些痛苦情境中，个人能够拥有与社会现实的社会学相关的“直接”知觉（HF 17-18）。对于那些必须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的求职者来说，被迫适应全能的交换原则以及“在市场上”“出卖”自己乃是直接可以注意到的（PETG 98）。当然，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对抗并不能够使它的关键方面变得显而易见，更别提完全透彻了。不过，直接的遭遇构成了社会学的一个有益的经验资源，而这些遭遇的身体契机正是被社会现实痛苦地加强的。阿多诺为了强调这一点，考虑到了个人自己的、私人的知觉。
在克拉考尔的经验丰富的社会学中，痛苦——“固体物”的“碰撞”——“进入思想里面……以未被歪曲的、不加减缓的形式……克拉考尔看起来……是一个没有皮肤的人”（NLII 59-60）。
在克拉考尔的白领工人研究的27年之后，阿多诺在他的著作中承认，由于他们的方法论构造，许多研究要求团队合作（统计员、采访者，等等）。然而，阿多诺——他自己一度卷入合作研究之中，正如将要说明的那样——并不确信团队合作的价值。它的分工、研究步骤的相互控制以及团体调整，据说使研究“成为流线型的”。团队合作“磨掉”了具体见解的“边缘”，它摈除了个人已经知觉到而又并未在概念上预期的任何东西（SSI 494-496）。这与阿多诺坚持的以下这点相一致，即他坚持认为，他们的优点使得与社会现实的个人的、私人的遭遇对于获取社会学材料来说成为有所裨益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正如与普遍中介的社会面对面那样，关于后者的仅仅基于个人直接经验——直接的，正是在当前科学理论的记录语句 [1] 的意义上而言的——之上的论题也许变得有问题了：没有最初的社会学经验的契机，见识就根本形成不了”（SSI 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