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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社会分析的问题在阿多诺的作品尤其是他的社会学中如此经久不息？社会的无所不在和持续的难以捉摸无疑是理由之一。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对交换社会之社会学考察的问题和对潜力的探究是如此彻底。阿多诺的探究需要追溯到他20世纪30年代的现象学批判，在那里，他首次前后一贯地在社会分析中使用了“本质”（Wesen）这个术语。阿多诺对该术语的使用阐明了他的一个观点，即社会学家们应当转向交换社会中的社会生活的细节，并提供有关如何可能译解这些细节的决定性线索。
胡塞尔（1983）指派给现象学的任务是：描述纯粹的意识，描述意识对于设定现实而言的各种绝对的、本质的可能性。现实严格地依赖于由意识而来的建构。阿多诺强调说（1940：12），胡塞尔的进路取决于胡塞尔（1970a，1970b）早期工作中发展出来的“范畴直观”的方法。在那里，胡塞尔打算把握知识的本质原理——普遍的特别是逻辑的真实性——而无须求助于经验心理学。就像对应于语句名义术语的客体被给予知觉那样，形式术语（“并且”“或者”“如果”等）的理想关联物应当被给予一种非感官的直观行为。阿多诺坚持认为，胡塞尔范畴直观的行为并不能够言之成理。现象学必须预先设定范畴直观应当表明的逻辑原理的真理性（VSI 76-82; 1940：15-16）。阿多诺将此认作现象学的典型问题（VSI 70）。有关一种独立于世界的——它反而被认为是依赖于意识的——绝对意识的想法也站不住脚（VSI 64-65，100-108）。这里无法详细说明阿多诺的哲学论证和霍克海默对它的批判中的逻辑步骤（A&H1 423-431），不过，要紧的是，阿多诺认为，尽管现象学是失败的，但是它的概念无意中提供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诊断。
胡塞尔的术语“本质”尤其具有启发意义。尽管有关对主观思想进行调整的绝对本质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它道明，甚至所谓“自由思考”也“依赖于情况，这种情况被胡塞尔绝对化，但是却会作为社会的情况而向进一步的分析显露出来”（VSI 90）。阿多诺补充说，后者作为“（个人被）交付于的一种不透明的、无秩序的社会进程”（VSI 112）与个人对峙。同样地，尽管胡塞尔有关一切现实都和观念本质相关的论点是难以置信的，但是资本主义的整合性社会“‘系统’如此完全地决定了一切假定个别的客体”——正如现象学的相应进路所认为的那样——“以至于系统确乎能够将每个独一无二的特征读作它的‘本质’”（VSI 81）。被动登记的模式（参看VSI 58）道明了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完全被改写为“社会产品”的个人只不过是接受“一个毫无遗漏地对他进行统治的世界”（VSI 64）。最后，现象学道说了一种僵化的社会，它看起来好像是一种绝对的、永恒的情况，它的基本原则所表达的是“人……在其非人性中……完完全全地与人类生疏了，他无法在其中认出他自己”（VSI 98）。
然而，阿多诺忠实于他在社会现实上的双重视角，所以他立即修订了他的评论。考虑到绝对原理对思维的主宰，胡塞尔“使主观劳动……物化”（VSI 58）并“使暂时……永恒”（VSI 96）。
仅仅登记假定本质的方法从一开始就抛弃了“对（世界的）主张的一种理论批判，即主张成为本质的”（VSI 188）。虽然这对于个人来说并不明显，但是决定思想的权威并不是绝对的社会，而是当下的社会，因为它是由人类来维系的。它也不是不变的：“所有意义的可能性条件……甚至形式逻辑意义的可能性条件，都在于社会的……真正历史。”（VSI 92-93）从这个视角出发，社会也被证明是无所不在和难以捉摸的。社会分析必须考虑到一种整合的语境，该语境物化到作为绝对的、没有终止的本质降临于异化的个人的地步。可是——阿多诺采用了早期马克思（1970：134）的一个公式——思想必须能够“在这些僵化的条件面前演奏它自己的旋律，以便使它们跳起舞来”（VSI 93）。
社会学家们也许会发现阿多诺的一个批判是有问题的，即他批判现象学使社会生活物化。阿多诺提及（IS 52）但没有讨论像许茨（Schütz，1967）这样的当代学者的社会学框架，这些框架虽然是由现象学定位的，但它们更多的是对物化管理的抵制。许茨的另一个关键来源是韦伯，阿多诺被证明是利用韦伯来反对对社会思想进行物化。阿多诺对现象学的社会学的忽视令人感到特别迷惑，因为他20世纪30年代对胡塞尔的批判回荡在他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社会学研究实践的考察之中。在阿多诺那里，“本质”这个术语的使用澄清了他在两个方面所做的思考，一个方面是为了研究而对社会现象所做的选择，另一个方面是社会学家为了解释它们而采取的最初策略。
阿多诺认为，无所不在的社会的结构无法被直接把握为一个整体，但必定可以通过社会的特定经验表现来得到考察（SSI 185）。可是，既然整合使得“太阳底下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社会的”，那么“‘天地之间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够从社会学上得到考虑”（IS 102）。“社会学……延伸到每个……可能的素材”（1972：127），而不是由一种得到划分的研究对象所限定。社会学家们必须不断地搞清楚哪些现象是“在社会上”以及在社会学上“意义重大的”（IS 16）。但是社会学家们无须也不应（IS 19）把社会学的常规重大事项当作它的明显旨趣来加以接受。阿多诺警告说，现存社会秩序所认可的科学重要性的再生产图式也许会妨碍它的批评性审查（MM 125）。此外，对一般认为在社会学上有重要意义的东西的顽固扫视会无视一些社会生活的情况，这些情况看起来好像是琐碎的，但实际上透露了有潜在危险的社会倾向。维布伦——阿多诺在这里的主要参考——有意识地挑出由于其“家庭般”亲密而通常“得到保护……免于……经济讨论”的日常实践（1994b：v）。他指出，表面上微不足道的闲暇阶级的习惯，比如穿着紧身胸衣或者携带步行手杖（1994b：111，164），表达了一种性别歧视的、分阶层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令人反感的金钱上的差别的制度化。阿多诺强调（P 80，另见76），维布伦（1994b：155-160）证明，像体育运动这样假定的副现象构成了“暴力（和）压迫的迸发”。
因此，阿多诺提议社会学注意力应进行一种转移，即转移到“社会细节”（PD 110）中那些“显然不合常规的……现象”（IS 17）。阿多诺知道，他之前的一些思想家已经为获取更广泛方面的洞见而处理了短暂的细节，尽管他们这么做的理由也许是不同的。例如，齐美尔（1999：68-70）要求社会学不仅讨论“大器官”（国家、阶级、教会、行会），而且讨论“组织”，即人与人之间看起来太不重要（Geringfügige）的——无关紧要的、琐碎细小的、微不足道的——相互关系的形式和模式：一个短暂的眼神交流，请求指导，等等。同样地，克拉考尔将社会学和社会批判指向文化的“难以觉察的表面层次的表达”以及“不被注意的冲动”（1995：75），指向日常生活的“异国情调”（1998：29）以及“难以觉察的糟糕”（1998：101）。克拉考尔对阿多诺的影响将在下一章得到阐明。阿多诺（PD 47）继续说道，弗洛伊德的“沉浸在细节中”已经获得了“大量新的社会知识”。弗洛伊德（1991：52）强调，心理分析学家的兴趣在于“现象世界的……渣滓”，在于那些“不值得考虑的事件”——从口误到错置某物。这些东西被“其他科学当作太不重要的东西（geringfügig）而撇在了一边”
。最后，阿多诺的“侏儒们的王子”（VSI 171）就是本雅明。在本雅明的“最小之物中的插值
”里，例如，在《单行道》（1996：444-488）中，“所直觉到的现实的一个细胞与……其余的整个世界是一样重的”（NLII 222-223）。
阿多诺要求社会学的注意力转移到副现象之上，但是该要求没有完全说明为什么这种转移有助于考察社会整体。他对“本质”这个术语的使用给出了澄清：“今天……一件事物本质上（wesentlich）就只是它在显著的胡作非为（Unwesen
）之下所是的东西；本质是某种否定的东西”（JA 130）；“本质总已经是胡作非为，是世界的安排”（ND 169）。阿多诺的这几段话说明，在社会整合的条件下，现实的每个细节都是如此地关涉一个权威，以至于它看起来好像是被一种绝对本质决定的。阿多诺告诉他的社会学学生，这就是现象学的“真理要素”（IS 22）。然而，与现象学相反，作为本质出现的东西实际上是“胡作为非”：不是观念的基础，而是交换社会及其统治原则的强行安排。它已经决定性地同化了现实的一切方面，以至于它“在细节上死气沉沉地返回了”。这就是为什么阿多诺认为，“对普遍之物具有决定意味的东西屡屡出现于细节之上”。既然每个“个别现象都在自身之中包含着整个社会”（PD 39-40），那么社会学就能够使那些假定最微不足道的情境和现象与对社会整体的考察相关。阿多诺对个别现象的社会内容进行译解的策略，正如马上就要说明的那样，乃是体现在前面所讨论的他的交换社会理论之中的概念和观念。
因此，阿多诺认为，研究社会细节的社会学家们应当讨论“本质性的东西”（IS 16）。他甚至提出了一种“被管理的世界”的“现象学”（ISW 239）。不过，他的意思是说，“把社会现象解释为对社会的一种表达，就如同人们把脸解释为出现于其中的心理情况的一种表达”（IS 146）。对于社会细节的本质方面的社会学研究有利于进行这样一种辨别，即从这些细节中辨别出一个以依赖和异化为条件的物化的、固化的社会。资本主义无所不包的“生产关系”结果就像“第二自然”那样运作并且“看来像是本质”，阿多诺对两种意象都做了阐述（CLA 121）。然而，“社会现象的本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储存在现象中的历史”（IS 146）。从一个副现象中辨别出“本质性的东西”会把人引入歧途，除非它最终意识到“现象由以形成的各种历史条件，而它……是以许许多多的方式来表达和道明这些历史条件的”（IS 22）。这样一来，为了考察交换社会而对社会细处所进行的解释就只能支持社会学成问题的双重视角了：“总体性……内在于一切之中而无须在通常意义上被拘押（dingfest machen）。”（SoI 192）
战后阿多诺的许多交换社会的考察都遵循了这些社会学研究的建议。它们说明了他选择和解释社会现象的进路，也演示了这种进路在社会学中的多样运用。《最低限度的道德》收录了阿多诺20世纪40年代的大约150篇短文和格言，该书的灵感来自他在流亡中所记录的对日常生活的微小细节的观察。每项研究的顶峰都是对“更宽广的社会视野和人类学视野的考察”。阿多诺解释说，这个过程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今天“社会本质上是个人的实体”（MM 17）。“想要直接经验生活的真相的人必须仔细查看它的异化形式，那些甚至在个人存在的最为隐蔽的深处也对其加以决定的客观力量。”（MM 15）就这个方面而言，尽管《最低限度的道德》通常被认为是贡献给了阿多诺的哲学尤其是伦理学（例如，伯恩斯坦，2001：40-74; 汤姆森，2006：87-93），但是它也可以被合法地解读为社会学。终究而言，阿多诺向他的父母指出，他的书主要是探讨“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生活’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2006c：236; 另见霍耐特，2005b：178）。
阿多诺对步行的观察构成了恰当的例子。资产阶级的个人，“封建时代的散步”的继承者，以一种镇定的步行节奏而著称。闲逛是个人从仪式限制和自然限制中解放出来的信号，这些限制使“合乎礼仪的踱步、无家可归的漫游、屏住呼吸的逃跑”成为必需。今天，奔跑代替了步行。“人们必须朝前看，几乎不能够向后瞥而不绊倒，仿佛是踩着敌人的影子。”阿多诺认为，奔跑的姿势是那些被“得到释放的生命力量”吓坏的人们的标记，他们的恐惧产生于一个与他们对峙的社会，这种与他们的对峙曾经只有“野兽”做过。人们“追赶公交车”就好像他们的生活是以赶上它为转移的，这道出了依赖着看似自主、冷漠的制度的人类的紧张不安（MM 162）。同时，这条断片也强调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姿势上发生的转化，这些转化表明，被经验为威胁性自然的步行的社会条件是历史性的。
《杂集》中一篇由类似进路所引导的短文试图道明，社会的依赖和异化如何将个人置于整合的强大压力之下。大约在1951年新年前夜，一份通俗的德国报纸开玩笑地问它的读者，他们愿意生活在什么时候。这个笑话被证明是“几乎太过严肃了”。
阿多诺说道，应答者们非但没有让他们的幻想自由徜徉，反而破坏了这个游戏并宣布——奥斯维辛仍然笼罩着他们——“他们的愿望是保持是其所是”（VSII 567）。尽管在统计上不具有代表性，就像阿多诺所强调的那样，但回答却是一个有效的整合证明：“对以打压手段给定的东西的强制适应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使欲求仍然出现，它现在也几乎不可能克服永远相同东西的重复。”（VSII 568-569）同化的压力已经粉碎了人们在行动、心灵和精神上的抵抗。不过，知识分子的宿命论也将强制的整体置于一个模棱两可的视角之中。他们羞于表达对一种更幸福的条件的欲求，因为他们觉得只有人类才对促成它负有责任（VSII 570）。
社会整合要求个人为了获利而卷入商品交换之中。《最低限度的道德》试图根据一系列世俗的细节来阐明这一点。一旦一种充满激情的禁欲主义形式，例如贪婪，被化约为“以等价物来思考”，那么尽管“给予的困扰要少于人们收受的困扰……但却足以保证人们收受某物”（MM 35）。礼物和捐赠过去常常涉及旨在别人幸福的努力。今天，给予者仔细核对他的预算和支出，把自己和别人都看作可计算的价值，并把他们的彼此关系看作物与物之间的关系（MM 42-43）。计算和直接互换之间的冲突已经得到了解决：互换现在只是为了防止“弥补花费的交换行为的链条”发生断裂（MM 38）。阿多诺观察到，孩子们是如此地谙熟这些习惯，以至于当他们收受礼物时，他们的面容表达了他们对“交换原则”的一种“荒谬”破坏的怀疑，表达了他们对被“哄骗”去买某样东西的预料（MM 42）。
茅斯（Mauss）并不怀疑当前商品交换关系的主导地位。但是，除了争论礼物从来都是自愿和无私的之外，茅斯还坚持认为[1990; 另见卡里尔（Carrier），1995：19-38]，现代社会仍然懂得不可化约为资本主义原则的礼物习惯。这些习惯起源于一种古老的社会关系系统，在那里，大量举行的荣誉授予和礼物交换建立起了持久的社会纽带。《最低限度的道德》的写作比茅斯富有影响的“礼物论”晚20年，比阿多诺（A&B 197，212）熟悉的受茅斯鼓舞的凯卢瓦（Caillois）和巴塔耶（Bataille）的作品晚10年，而和他与霍克海默向茅斯的巫术及魔力理论的请教则是同时发生的（DE 11，17）。对茅斯的批评性研究加强了阿多诺有关当代交换关系的论证，也让他可以证明他对整合性资本主义中礼物馈赠的诊断不像它听起来那样笼统。
阿多诺继续说，在美国，商品原则已经抓住了最为隐蔽的“人类关系”（2009b：151）。尽管在欧洲还存在着对“是否人类只是被迫进行交换”的怀疑，但在美国现金毫无疑问出于个人爱好而得到了普遍的接受，甚至有钱的父母也毫不内疚他们的孩子们打一份送报的工。所有的“服务”都被当作“交换价值”（MM 195），不过，移民们很快就适应了。阿多诺确信，他在地铁上遇到的女孩之所以冷落他轻佻的微笑，乃是因为她看到他并不拥有自己的小汽车。她拒绝进入看不出有某种潜力的关系之中，这种潜力就是有利可图的交换。“她的美貌”已经变成一个为交易而保留的客体，交易的另一方就是“财力雄厚的老板、忙碌的救济组织、没有耐性的亲戚”：“我们不得不为生活支付的代价是，我们必须不再生活、不为一个没有交换和不欺诈的瞬间而迷失自己。”（VSII 586）
《最低限度的道德》见证了一个一切方面都由交换原则所决定的世界。阿多诺强烈地谴责这种情况，但也视之为创造了一种社会学研究的战略优势。在社会整合中，社会的关键方面不再仅仅出现在社会学家们“常规”研究的现象中，也可以从日常生活的甚至最为微小、不合常规的细节中辨别出来。1951年的某个夜晚，小说家托马斯·曼[收于伯纳德（Bernard）和劳尔夫（Raulff），2003：127]记录下了他对阿多诺的沉思的反应：“四处弥漫并且极度紧张。感到囚禁在一个谁也逃脱不了的害人世界之中。”这是对《最低限度的道德》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应，这种反应也预示着阿多诺社会研究的一个有问题的方面。根据阿多诺的方法论标准，社会分析应该“把握这样一些事物，它们作为在那里存在（being-there）而在场并且……是在它们的已经生成（having-become）中被自然地给出的”（IS 146）。阿多诺的断片经常提到，那些被观察到的习惯已经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了。他也频繁地强调，人类自身再生产出了社会关系。但是，他屡屡未能表明，他们可以采取不同的行动，并且可以历史地改变僵死的资本主义条件。这个困境更多地搅扰着阿多诺实质性的社会学工作，而不是他可能引起人们期待的方法论著作。
“如果……在错误的生活中不存在正确的生活”，正如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所认为的，“那么”，他在16年之后强调说，“也就不可能……在错误的生活中存在正确的意识”（CM 120，另见MM 39）。这个公式是社会学家对社会化思考的特殊兴趣的回响。阿多诺20世纪60年代的《批判的模式》——标题为《介入》和《标题词》的两本论文及演讲集——处于他最为彻底的社会学探究之中，这些探究针对他称作“物化意识”
的东西。物化意识属于一个面对明显客观的社会世界的主体，它的思想遵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智性常规，特别是同一化原则。物化意识无法为了事实真相来自主地经验什么，因为它承认生硬化约的分类是自然有效的、适于现实的。它的智性运作仿佛客观机制那样运转，它倾向于将世界视为许多可分类的事物。
在阿多诺看来，对于智性现象的探究是一种社会学的努力，而不是纯粹哲学的或者心理学的努力。首先，异化和同一的思维模式构成了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的力量。其次，阿多诺给出了他的意象的另一种变体，“太阳底下没有什么东西……由人的智力和思想所中介……却没有……在社会上得到中介”（IS 15-16）。物化意识与主导性生产关系联盟（VSI 253），思想“满怀着……社会整体”（IS 16）。因此，对智性现象的社会学考察可以同时支持对交换社会的考察。
与阿多诺选择社会学研究现象的策略相一致，许多批判的模式集中于微小的智性副现象。阿多诺的资源包括日常学术生活的评论、飞快声明的态度、大众文化的摘录、他在报纸和谈话中碰巧发现的单个概念和词汇——一系列“转瞬即逝的场合”（CM 3）以及“多少有些随意选择的标题词”（CM 126）。通过仔细查看它们的社会维度，阿多诺努力发掘“一种相同的胡作非为，它是每个特定之物所依赖的”（CM 3），因而能够“每天都被粗鲁地经验到”（ND 295）。
在一个现象学的讨论中，阿多诺提到了“对智性的事情或事实的相面术扫视”（ND 89）。阿多诺也在他的社会学著作中使用“相面术”这个术语，在那里，相面术意味着，分析看似孤立的各个现象的轮廓以及它们之间的隐蔽关系，以便研究决定它们以及它们彼此联系的潜在情况。相面术是对作为“社会结构的表达或表现”（1938：17-18，另见CoM 60-74）的表面现象的研究。胡塞尔关于一种投入思想的“本质”的概念强调，智性现象充满固化了的力量，思想主体将这种力量经验为绝对的，而社会学家们能够从那些现象中提炼出这种力量。不过，阿多诺的智性副现象的社会学相面术却拒绝将它们归因于不变的力量（CoM 82-83，P 63）。“社会学相面术”意味着“在呈现为单纯存在者（ein bloß Seiendes）的东西中知觉已经生成的东西（das Gewordensein）”（IS 146）。阿多诺对社会的僵化保持警惕，尽管如此，他关于智性副现象的研究仍然旨在把物化意识当作一种集体的思维形式来加以发掘，这种集体的思维形式属于人类所维系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
“哲学和教师”阐明了这种程序模式。这篇文章记述了阿多诺对他的一些哲学应试者们的观察，即观察他们对他们的课程和考试的智性反应：他们竭力打听考试程序和规则；一位抱负不凡者错误地在活力论和表现主义艺术之间进行联想，她不能够从事超越于最低要求之上的哲学；倾向于随意地运用时髦的存在主义概念来逃避各种难题；频繁地重复询问学生们是否可以、应当、必须使用二手文献（CM 25-28，32-33）。这些例子所具有的共同点是，应考者们不加批判地信赖着常规范畴——“覆盖、规定、轨道”——这些是物化意识所特有的（CM 25）。学生们的心态见证了人们对一种压倒性的“结构”的依赖，这种结构“把自由的可能性化约到最低限度”，使他们“感到……无能为力”（CM 34），并且促使他们放弃他们的自主意识并把它同化于整体。不过，阿多诺补充说，社会的结构性成长恰恰是由个人生产出来的，这些个人根据“强迫性的墨守成规”来思考，普遍地接受现成可用的“分类”而不考虑具体问题，并且没有对如其所是的现实提出挑战（CM 27）。
为了“无须……笨重的哲学思虑”而进一步“说明……物化意识”，阿多诺讲述了他在与他的一位研究同事交谈期间所做的观察：“她……以一种十分迷人的方式问道，‘阿多诺博士……您是一个性格外向的人还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好像她……正在……根据来自问卷调查表的多选问题的模式来进行思考。她可能将自己归入这样一些严格而且限定的范畴之下了。”不经意的问题揭示了同一化的轮廓。阿多诺的同事能够严格遵照流行的范畴把人类看作等价的东西。既然同一性思维是“被总的社会倾向培养出来”（CM 222）的，那么它的出现反过来突出了智性社会化。与齐美尔和弗洛伊德相应和，阿多诺的方法论著作重申了不经意陈述的态度、短暂的姿势和非正式交谈的社会学潜力。对 verschwindend Geringf ü gige ——即看起来如此无关紧要以至于即将从视野里消失的东西（SSI 194）——的译解允许社会学取得看待潜在社会整体的有益视角。
阿多诺以同等的决心追踪他“随意选择”的“标题词”。在这些标题词中就有“积极接受的公众意见的概念”。阿多诺说道，意见是具有物化意识症候的同一化：声称主体客观真实的习惯想法（CM 105-106）。意见的增殖和顽固透露了一个异化的、日益难懂的社会，这个社会使得个人不顾一切地渴望智性定位。“（意见）欺骗性地移除……主体和从它身边溜走的现实……之间的陌生。”（CM 110）个人“与事情没有真正的关系”，“畏怯于它的陌生和冷漠”而满足于再生产出社会的“冻结的”意见（CM 120）。阿多诺承认个人对客观的、自主的、压倒一切的社会的经验，但是他也设法去挑战它。在拷问主导性社会秩序的诸智性形式上的无能为力，恰好促进了它的永存和固化：“任这个人们于其中寻找他们地点的世界如其所是的人肯定世界是真正的存在。”（CM 121）
阿多诺1967年就他在一则讣告中碰巧发现的乌若咪（Uromi）
——对曾祖母的一种常见的德语称呼——做了概述，这个概述表明，看起来最为纯洁清白的标题词能够产生出最为令人不安的洞悉。乌若咪这个“适用于爱的公式”不单单令逝者蒙羞。这个让人想起一个“公司首字母缩写词”的概念已经把活的女人当作是死的物了。治丧亲属们怀着最为良好的意图来使用乌若咪，但这个事实仅仅证明，智性现象背后的社会力量已经变得何等得坚不可摧、难以辨认和无法抗拒（VSII 571）。
阿多诺的批判模式进一步强调，交换社会的特征可以从社会生活的每个细节中辨别出来。阿多诺对智性副现象进行了仔细查看，这个查看既注意到了物化意识也考虑到了潜在的社会语境。与他的社会学的双重性质相一致，阿多诺的文本强调了一种固化的社会，该社会把个人经验异化为客观的、不变的、自然的。但是，阿多诺也再三试图强调：一方面，个人本身在其所行所思中无论如何自动地再生产出了社会整体；另一方面，社会乃是一个历史的产物。社会学继续面临着一种进退两难，这就是，它主要关注的交换社会虽然是无所不在的，但却是抵制概念化的。对于阿多诺在这个问题上的进路的理解取决于一种更加深入的探究，即探究他对社会生活所做的理论分析。第三章和第四章的目标就是这样一种探究。不过，首先需要更加密切注意的是通过直接观察来获取社会学材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