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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对当代社会的概念化着眼于组成它的社会关系。他也强调了社会的三个关键方面——社会异化、社会依赖和社会整合——以及它们的相互联系。“相互联系”在这里是确确实实的：在阿多诺那里，社会科学不再能够建立起因果等级，而必须研究社会的各个不同方面如何彼此影响。这样的研究揭示了“社会化……的展开……所导致的复杂性和矛盾性”（IS 34）。面对这些复杂性，阿多诺被迫一次又一次地去探究一种正视考察社会的任务、社会学的问题和潜力。他认为这种社会学努力具有一种“双重性质”，该性质使得社会学就像它打算考察的东西那样成为问题。社会无所不在但又难以捉摸，它对研究来说必不可少但又令人沮丧地难以把握。在阿多诺看来，这个窘境突出了下面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即如何去分析当代社会以及对当代社会的社会学回应的需要。
阿多诺不相信社会的命运最终是被政治体系或者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
政治（CM 281）以及工业社会的生产力受到生产组织或生产关系的限制，它们才是社会现实的真正决定因素（CLA 117-121，IS 96，ISW 229，237-238）。
目前主宰社会的社会关系是商品交换关系（IS 31-33，PD 68）。社会由商品交换的“原则”（1993c：24）所组织并且服从于“交换关系”（CLA 120）。阿多诺把当代社会刻画为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社会”（SDE 158）或者“交换社会”（IS 43，PETG 49，195）。阿多诺偶尔也指出，商品交换的优势表明资本主义起源于16世纪后期的“制造业时代”（A&B 108），并与古希腊资产阶级城市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VSI 253；另见A&K 516-517）。可是阿多诺很少把19世纪之前的社会状况提出来加以讨论。事实上，他的社会学工作绝大多数集中于20世纪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
严格遵从“（商品）交换的普遍原则”（PETG 95）的社会关系是保守的，而资本主义正是将其“当作它自己的东西来加以珍视”的。“交换是神话相似物的理性形式。在每一交换行为的同比对等中，一个行为取消另一个行为；账户余额为零。如果交换是公平的，那么没有任何东西会……发生，……一切都保持原样”（CM 159）；“人们抵消清账，所有事情恰如它们以前那样”（HF 170）。在公平和平等的交换中，一方将具有某种价值的商品转让给另一方，这种重新分配改变了包围着双方的社会—经济条件。不过，接受方又返还正好相同的价值以作为支付，支付取消了由起初的转让所引起的社会转化，并且重新设置了原来的社会—经济条件。商品交换关系建基于一种公平的“没有余数的计算的同比对等”之上，这些交换关系蕴含着社会转化的行为及其因而阻碍社会变化的“撤销”（1961：41-42，另见1971：13）。
然而，交换原则“在各种不同的地方被打上孔”（PETG 95）。阿多诺尤其认为——应和着马克思（1976：320-329）的剥削理论——工人和资本之间的社会关系不服从公平的商品交换的命令，这种社会关系包含“活劳动对工资的交换”（PETG 97）并支持资本主义的阶级划分（S 149）。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放弃了被他的劳动力生产所消耗的价值，而额外的价值劳动则在雇佣期间创造这种价值。无论如何，资本所支付的工资只补偿劳动力的再生产。工人受到剥削，资本家从交易中掠夺剩余价值。劳动力的转让改变了包围着双方的社会—经济条件。但是，工资支付非但没有取消这种转化并恢复原来的条件，反而构成了一种更深程度上的价值的重新分配。既然“劳动力商品为它的再生产费用所进行的交换”与资本主义的“平等的……谎言”相矛盾，那么社会转化的“行为……就没有……”“通过这种不公正，某种新的东西在交换中出现了”（CM 159）。
阿多诺有关阶级对抗的分析将在下面得到更为详细的探讨。把所有商品交换的社会关系统一在一起的乃是 等价物 交换。阿多诺遵循了马克思（1976:125-177，另见IS 31-32）《资本论》中的商品分析。就能够运转的商品交换而言，性质明确的产品必定是可以比较的。阿多诺（PETG 177，另见SoI 188）相应地陈述道，“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原则”乃是“从特定的使用价值、特定的性质而来的抽象，而物正是在它们自身之中并通过人对它们的处理发展出了这些价值和性质，以支持它们的普遍等价形式”。不同产品的比较要求它们化约到一个公共的特性：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品。然而，既然不同的产品是由性质上不同的人类劳动形式来精工制作的，那么使那些产品成为可比较的就要求这些——“人对物的处理”的——不同的劳动形式成为可通约的。为了这个目的，不同的劳动方式就被化约到它们的公共属性：纯粹的力量耗费。“普遍的交换原则”，阿多诺断言，“切除了有待交换的货品的性质和特性”以及“生产者的具体劳动形式”的性质（ISW 236）。商品由以得到比较的交换价值是作为一种平均数来加以度量的，即作为商品制造所消耗的抽象社会劳动时间的平均数。组成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关系包含一种等价物交换，这种等价物交换的基础是把性质上不同的产品和人类劳动方式化约到它们的最低公分母。
阿多诺强调，资本主义交换关系要求交换的各方采取一种特定的思考方式：同一化或者同一性思维的原则。交换和同一性原则据说是同族的，彼此在起源上是相近的。同一化是“在交换中得到教导的”（JA 107），而且，如果交易者不采纳同一化原则，那么“交换就不存在”。同一性思维有两个显著的特征：第一，它构成了分级或分类的智性行为，借此，不同的、特定的客体就转变为一个一般的类或种里面的样本并因而变得彼此等价了；第二，同一化把人类在社会中生产出来的范畴当作对客体的内在天然特性的描述（ND 149，另见CM 252-253，HF 119; 1991a：110-111）。阿多诺的论证继续得到了马克思商品研究的鼓舞，该研究证明资本主义的交换实现了同一性思维的两个方面。商品交换需要将不同的产品转变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实体以使它们成为等价的，借此，性质上不同的劳动形式通过转变为抽象劳动的样本而变得等价了。此外，马克思表明，在资本主义中，交换价值——一个由人类在其生产活动中创造并表现人类在其生产活动中关系的范畴——被认可为是对客体天然特性的描述。在阿多诺看来，除非交换的代理人实施同一化的这种双重智性运作，否则资本主义交换关系就不能够维持下去——等价商品的交换就不能够运行。
卢卡奇（1949：42-43，57-58）批判了海德格尔的方法论等级制度，宣称海德格尔是从痛苦的主体开始的并因而妨碍了对社会现实的洞察。尽管阿多诺受惠于卢卡奇
而与海德格尔严格对立，但是他摒弃了卢卡奇的批判。阿多诺当然承认社会关系主宰社会生活。但是，卢卡奇这种以“客观否定性”的经验为条件的对“主观痛苦”的漠视是无法被证明为正当的。阿多诺坚持认为，“恐惧在主体中”的“沉淀”对于批判的社会分析来说乃是至关重要的（VSI 254）。这种恐惧的主要症候就是异化。
的确，阿多诺小心谨慎地提防滥用异化
概念
，尽管它在他的几部著作中自始至终地一再出现。就异化是一种“意识的状态”（ND 191）而言，阿多诺担心异化概念会把注意力从产生异化的社会条件转向它在主观经验中的显现（IS 3）。阿多诺对这个概念的谨慎使用或许已经导致一些解释者低估异化问题对他的社会理论的重要性。
但是，正如第五章将要表明的，阿多诺是在寻求准确表达异化的另外一些途径，因为异化有着持续的重要性。异化的主观状态是以当代社会生活为条件的，因此它反映并且反过来深深地影响了当代社会生活。
涂尔干（1982：50-83）要求社会学把社会当作社会事实来加以考察，即一些外在于、强制于并且独立于个人的社会事实，它们必须被视为好像就是物。在阿多诺看来，社会事实的想法有益地提出了社会异化的问题，“人类无法在社会中认出他们自身……因为他们既彼此异化也与整体异化。他们物化的社会关系必然使他们自身向他们呈现为一种自在的存在。”（SPI 69）在其作为“异化的客体性”的“不透明性”（SPI 76）中，资本主义社会隐瞒了它的特定人类关系（ND 299）以及它的历史的可变性（SSI 445）。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作为一种陌生的、自主的客体与个人相对抗：它难以捉摸而又气势汹汹，晦涩模糊而又不可抗拒，因而无法被他们的理解和行动所穿透（SSI 238-240，VSII 674-677）。通过捕捉社会异化如何作为一种不变的东西降临到人类头上，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的概念强烈地突出了当代社会中的社会异化。
不过，涂尔干（1982：69）对“社会现象就是物”的确信却错误地把人的被异化的、受误导的视角完全与社会现实一致起来了。阿多诺宣称涂尔干有隐瞒这样一个事实的危险，即社会关系完完全全是由人组成的，哪怕这些关系具有表面上的客体性。尽管社会具有不变的外表，但是它也已经在历史上获得了发展，并且现在由个人自己来加以维持（IS 37，43，145-147，S 151-152）。目前，“人类……并不认为（社会的）趋向就是他们自己的趋向”（SP1 76），但是，“总体性却通过社会生活的细节最终通过个人反复地再生产出它自己”（SSI 586）。资本主义条件下仿佛命运的东西最终“重新回到人类、人类社会，并且可以由人类来使之转向”（SSI 452，另见CM 156）。
阿多诺承认前资本主义异化形式的可能性（IS 81-82），但是他的工作常常致力于以当代交换社会为条件的异化。而且，阿多诺把异化严格地理解为
社会的
异化，理解为与
社会
异化。“在物性（
属
物的以及
像
物的）之中，”他强调说，“有两样东西是彼此交错的，一样是客体的非同一的方面，另一样是人对主导性生产关系、对他们无法认识的他们自己的功能语境的屈从。”（ND 192）世界显得好像是客观的，这部分是因为它
是
客观的（属物的）而不是人类所创造的；部分是因为人类所生产的社会现实现在
好像是
客观的（是像物的）。在后者中，即在把人、历史现实当作物来经验的社会意识中，将世界经验为客体只不过是靠不住的臆断。对像是其所是的物那般真正客观的现实要素的经验位于阿多诺所设想的异化领域之外。
这一道明是同他对劳动的宽泛设想相一致的。劳动涵盖所有对现实的忙碌，所有的生活行动，包括思想。就此而言，劳动乃是再生产出种的生活的行动（HTS 19-23）。现在，这个“劳动……生产和生活……的进程”包含了再生产出社会的行动（IS 38）。相应地，当阿多诺谈及人们对难以捉摸的“凝固劳动之墙”（SP2 93）的经验时，他所意味的乃是社会异化：“活人与……社会力量的异化。”（VSII 676）
异化所产生的对社会的困惑提出了一个对于阿多诺的智性方案来说本质性的问题：交换社会究竟如何才能够得到考察？阿多诺把社会学描述为“人们希望由以对付异化的智性媒介”（IS 3），这个描述透露了他的问题的主要接受者。他对涂尔干的批判强烈地表明，他要求一种来自社会学的答复——即使是一个比最终没有解开社会之谜的涂尔干的物化主义（ chosisme / thing-ism）更充分的答复（IS 37，SSI 240）。阿多诺认为，考察交换社会的社会学必须彻底承认异化，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抵制把扭曲异化的社会经验看作社会的真实结构的揭示，这两个要求并不容易协调。事实上，阿多诺并不主张协调，反而要揭示冲突。社会学家们被赋予了双重任务并被鼓励培养社会学的相应的“双重性质”（PD 33）。社会学必定来自相同的社会生活进程，“正是这两个……在社会性质上相冲突的契机，……一方面它是不可理解、晦涩难懂的，另一方面它最终可以被还原到人的因素，就此而言它又是可以理解的”（IS 82-83）。社会学必须注意这种两难，即社会是作为客观的、不变的物出现在个人面前的。因为这样的“错误意识同时又是正确意识”：“内在生活和外在生活被拆开了。”（SPI 69-70）社会是“客观的……因为……它自己的主观性对它来说并不是透明的”。与此同时，社会学无法把一种客观总体性的视角当作关于社会的真相来加以接受。异化被表述为对作为无变化客体的不透明社会的 误 认。最后，“社会是主观的，因为它重新回到组成它的人类”（PD 33）。因此，社会学家们也必须努力把社会解释为它所是的人类的、历史的现实。并不令人吃惊的是，由于社会学被迫同时应对这两项任务，所以从概念上来确定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异化的问题成为显著的焦点，但是交换社会仍然是概念难以把握的。阿多诺对于社会学如何能够考察交换社会的问题的最初答复几乎就是直接重申该问题。
阿多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那些论社会的著作澄清了他对社会异化的切入进路，也道明了这一问题在他社会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异化显现为个人与一种作为自然的历史社会的对抗。阿多诺在1932年的一个论自然历史的观念
的演讲中认为，人类创造的世界在他们看来好像是第二自然（INH 260-261）。阿多诺通过卢卡奇（1971b：62-64）的早期作品挪用了黑格尔的第二自然的概念，这个概念在卢卡奇的早期作品中指一个已经变得僵化和异化的常规世界。早期卢卡奇的这个概念还尚未置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中，但是阿多诺是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它的。
“商品的世界”是一个“异化的世界”（INH 260）：一个“异化的物”和“人类关系”的世界（1989：40，另见27）。第二自然的概念在后来数十年里继续鼓舞阿多诺注意社会异化的努力。在他后期的著作中，“第二自然”仍然暗示，作为一种“功能语境”而由人类活动所“生产出来的东西”持有了“自然的徽章”（ND 351）。阿多诺解释说，涂尔干的客观的、不变的社会事实就是第二自然：凝固的社会与活的东西相对峙（IS 81，S 147）。
不过，与他后来的涂尔干批判相似，阿多诺的早期著作强调，第二自然的概念并没有忠实地表现它于其中得以产生的当前社会条件。第二自然是“历史性地生产出来的……副本”，即一个已经变得“异质”的常规世界的副本。“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有意义地理解（现实）”，但是“我们已经失去了现实”（INH 267-8）。相应地，阿多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早分析就已经明确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可能去了解，解释这个异化的、像物的（dinghafte）、死亡的世界”（INH 261）。
20世纪30年代初，本雅明论德国悲悼剧（Trauerspiel，巴洛克悲悼剧）的书（1995）是阿多诺最重要的智性资源之一。
本雅明（1998：166）写道，在巴洛克讽喻中，“历史的希波克拉底式面容，作为僵化的原始大地景象，躺在观察者的眼前”。把历史当作原始大地景象的想法与卢卡奇的一个概念相呼应，这个概念就是一个有着严格的、僵化的形式的常规世界。
不过，阿多诺（GS1 357）指出，本雅明添加了“某种……不同的东西”：“易逝性（Vergänglichkeit）……这个词。”本雅明（1998：179）认为，巴洛克作家们只看到了自然的“过于成熟以及它的创造物的衰落。他们在自然中看到永恒的易逝性，并且只有在这里……这一代人才能认出历史”。因此，在卢卡奇看到历史转变的地方，“曾经存在的一切转变为自然”的地方，本雅明看到了“自然……作为易逝的……作为历史”（INH 262）。在本雅明（1998：177）的术语中，“‘历史’以易逝的性质书写在自然的面容之上”。阿多诺重新引入卢卡奇的术语论述道，“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当‘第二自然’出现，当常规的世界临近，它都能够得到译解，因为它的意义被证明是它的易逝性”（INH 264）。阿多诺似乎认为，对历史即第二自然进行编码加密的易逝性必须被译解为历史的东西。阿多诺强调说，实际上对于卢卡奇而言，“僵化的自然生活只不过是历史发展的一种产物”（INH 262）。30多年之后，阿多诺重提这种历史哲学，即解释意味着“梳理现象，梳理第二自然，梳理……我们周遭这个已经被历史和社会、它们已生成的存在（Gewordensein）所中介的世界”（HF 134）。
本雅明让阿多诺把这种历史生活刻画得更为分明了。本雅明（1998：179）写道，在巴洛克，只有在“衰落的进程”之中，“历史事件才会枯萎”。“无论何时，只要有某种历史性的东西出现”，阿多诺陈述道（INH 264），“它就回溯在它之中消逝的自然要素”。本雅明（1998：166）明确指出，在巴洛克，历史的表达在于“骷髅头”：人类“向自然屈服”的“形象”。巴洛克悲悼剧所描绘的历史乃是世俗的造物、有限的人类的历史。本雅明继续说道，骷髅头所“表达”的东西乃是“关于历史的一切，这一切从一开始就不合时宜地充满痛苦（Leidvolles）和失败”。巴洛克提供了一种“世俗的解释，即把历史解释为世界的苦难历史（Leidengeschichte）”。对于阿多诺来说非常重要的是，本雅明强调了一种发生以下转变的历史，即“转变成……死亡和垂死的自然……废墟、崩溃、徒劳的希望、失败的计划，以及对奄奄一息的造物的反复描绘”（彭斯基，2004：233）。
社会异化的问题成为阿多诺一个从不松懈的关注点。在他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哲学中以及在他后来的社会学中，主体与社会的异化都激起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可能获得对社会现实的洞见。阿多诺答复说，社会分析必须注意社会如何作为客观不变的自然降临到个人身上， 并且 必须不去掩盖社会的历史特性以及它是由人所创造的这个事实。阿多诺早期的“自然历史”预示着他后来会对涂尔干的解读的某些方面。涂尔干有益地注意到了“社会的固化性质”，但却以对它的“辩护”而告终，辩护的方法就是“把社会异化等同于社会化本身，而不是把它当作某种起源的东西（Entsprungenes），也不是根据它的可能性把它当作某种易逝的东西（Vergängliches）”（SSI 251）。阿多诺坚持交换社会的社会学考察的双重性质，与此同时，他又必须承认社会在继续逃避社会学的概念框架。社会学家总是以对社会现实持冲突视角而告终，并且被迫重新提出分析社会的问题。
阿多诺（HTS 18）援引马克思（1975：332-333）把黑格尔含义丰富的精神（Geist）解读为人类的作为其劳动结果的机敏表达。阿多诺澄清道，现在人们对维持生命的行动的依赖意味着他们的存活取决于有偿工作。既然工作只是在它看起来满足某个目的时才是有偿的，那么“每个个人为了勉强糊口就必须主动承担某种功能，并且只要他具有这样一种功能他就受命于心怀感激”（S 145）。通过把精神设想为一种无法被化约到孤立个人的力量，黑格尔非常关键地指出，劳动发生在一种社会的“功能调整”之中（HTS 18）。现在，阿多诺具体地说道，如果工作满足一种 社会 承认合法的功能，那么它就可以算作是目的性的并且是值得给付报酬的。在一个生产主要按照抽象交换法则为营业收益服务的社会里（S 148，SoI 188），目的性行动的主导标准就是盈利能力。在他们对有偿劳动的依赖中，个人取决于履行“巨大的社会机器里面的（各项）功能”[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1950），1989a：122-123]。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依赖的语境，每个个人的生活都完全受制于交换社会的“制度”：首先是它的“经济”，其次是它的“管理”（ISW 242）。
阿多诺的依赖概念在他对资产阶级对抗的分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阶级划分是由为工资而进行的劳动交换所再生产出来的，这种劳动交换发生在遭到剥削的工人和获取盈余的资本家之间。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劳动者进入剥削他们的商品交换关系之中，阿多诺的答复是多种多样的。首先，工人越来越少地意识到他们作为被剥削阶级的地位。阿多诺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足并没有证明阶级社会的消亡（CLA 112-114，PETG 57-58）
，但是它恰恰能够根据资本主义的永存来得到解释（IS 22-24）：社会关系日益为密集资本无所不在的统治所遮蔽；资产阶级缺乏内部的一致意见，如工人般服从相同的警察控制（CLA 98-100; 另见库克，2004b：301），而且不再到场于工作场所（PETG 76-77，SSI 187），他们几乎无法被辨认为是工人的对手；“传统的”物质劳动的人数减少了（IS 24）；从工人中招募来的技术管理员取代业主成为工人可见的上司，这就造成了“机会平等的假象”（MM 194）。由于“大企业”越来越强地控制遍布的那种看起来自然而不变的社会现实，所以工人政治成功的前景变得渺茫了，这种渺茫进一步削弱了他们对剥削系统的反抗（CLA 96-97，PETG 91）。
其次，无产阶级被整合进了资产阶级社会，而且这种整合的推进大大超出了马克思的设想。部分由于工会谈判的缘故，工人获得了比以前更多的社会产品，享有了更高的生活水平——“较之他们的锁链即……他们的小汽车或者……摩托车而言，他们失去的东西更多”（PETG 65）——并且受到了更好的公共经济保护，例如凭借失业方案。
工人的整合导致了一个问题，即“无产阶级不再知道他是谁”（A&K 602，另见CLA 114-115），这使得他们越来越不愿意质疑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尽管这些关系是剥削性的。阿多诺断然否认整合意味着对于工人而言的经济平等，并强调垄断维系了阶级鸿沟（PETG 51，87，93）。甚至贫困化——也可作“日益增长的无力”，就像库克（2004b：302）所表示的那样——也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固有趋向。工人们分享着使他们免受贫困化的最坏经济影响的社会产品，但这种分享只不过是组成资产阶级使系统免遭革命的政治策略的一部分（CLA 102-107; 另见库克 2004a：15-16）：“被侵吞的剩余价值经由工会部分地回流给人们……作为一种救济金”，否则的话“社会就将爆裂”（PETG 196）。
最后，使无产阶级愿意进入资本主义剥削性社会关系之中去的最强大力量似乎就是他们的社会依赖。阿多诺强调，“从形式上来说”，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是一种“自由的合约关系”：任何一方都不得借助暴力进入这种关系（PETG 96）。事实上，既然归根到底资本对劳动的需要与劳动者对工资的需要是程度相当的，那么人们也许会期望无产阶级能够坚决要求非剥削性的安排。然而，这两个阶级就生产资料而言的不同地位（HF 51，MM 193，PETG 57-58）把从属和力量的不平衡引入他们的交换关系之中，这就使之成为老鼠和狮子之间的一个自由协定。劳动者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而只有他的劳动力，因此必须立即把它出卖给资本，否则就要“挨饿”。相反地，“企业主”则控制着生产资料并且通常能够依靠剩余劳动。如果劳动者耽搁交易“直到（他）……清醒过来”并纯粹为了生存而以他的劳动换取工资，那么资本就将仍然远离毁灭。这只允许资本提出对它有利的交换合约，并“等”（PETG 96-97，另见97-99，196）到最初可能拒绝的工人明白他必须马上出卖劳动以获取工资否则就要死，然后接受提出的合约，同意他自己被剥削。因为工人们在生产资料方面处于不利地位，所以他们更为直接地依赖于以劳动换取工资，并且甚至没有力量去拒绝与剥削他们的资本所签下的那些交换合约。
阿多诺常常强调社会依赖所造成的心理窘困，尤其是在社会异化方面。人们对客观不变的社会的异化经验蕴含着这样一种情况，即在他们的社会依赖中，他们的生活任由他们无法理解并觉得不能介入的制度所摆布。阿多诺论战性地写道，在交换社会中，甚至领薪水的工作也仿佛是“伪装的失业补助”，由一个随时可能将其撤回的遥远权威任意授予（JA 34），这个情境是可怕的，“一个人与他自己的命运所依赖的人们相异化的经验是痛苦的……因为有一种恐惧得到了加强，即这个人被移交给各种匿名的权力与进程，他对它们没有直觉，因而不理解它们，这样他就以一种加倍无助的方式来面对它们”（VSII 678）。尽管这段话是专门讨论工人的，但是阿多诺似乎认为它所描述的问题可作更为一般的应用：那些“被套进……社会之中”的人感到了它的“不断……威胁”（JA 34-35）。
对于社会学如何能够考察每个人所依赖的社会整体的问题，阿多诺的回答采用了一种更为小心谨慎的口吻。阿多诺强调，在交换社会中，人们把他们的生活归功于一种结构，这种结构作为难以了解和不能穿透的东西与他们相对峙。“社会的功能语境具有……对每个个人的压倒性优势。”（VSI 328）社会学家们会欠考虑地轻视异化和依赖给人们带来的恐惧和焦虑。然而，社会学也不能够简单地把人们的可怕经验当作对于问题的现实的表达来加以接受。阿多诺宣称，黑格尔所说的劳动升华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精神行动，不经意地把劳动的社会条件曲解为抽象的，并把剥削尊崇为正确的（HTS 22-25）。
阿多诺反击道，组织维持生命的行动的总体性并非像它看起来那样不屈不挠，人类最终依赖于他们自己使之永存的历史条件。当阿多诺强调以工作来满足他们需求的“个人”不“能够”独立于“他们在其中生活的社会”而“存在”时，他立即补充说“（社会）由以得到维持的进程乃是……生命、劳动、生产和再生产的进程……由个人……来保持运转”（IS 38，另见P 77）。社会依赖是“全部个人对
他们
所形成的总体性的依赖”（S 145，着重号为作者所加）——他们因而能够将这个总体性连同系统化的剥削一起废除。阿多诺对社会依赖的分析为他的社会学的双重性质提供了支持，尽管社会本身继续逃避概念的规定。如何可能考察交换社会的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回答，但是这个回答也重申了该问题。
1964年的一次演讲之后，阿多诺的社会学学生请他详细说明他的社会整合概念，他回答说：“社会的整合是在日益社会化的意义上生发出来的，社会网络编织得越是紧密，就越是没有……不被……社会或多或少把捉住的领域。”（PETG 106）对于阿多诺而言，社会整合是交换社会的又一个关键方面。它构建起了一个主题语境，在其中，到目前为止所概述的那些考察开始更为紧密地相互连接起来。
资本主义是被商品交换关系所统治的。那种确立并维持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联系的“普遍性的媒介”就是交换（SoI 188）。通过社会整合的进程，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领域特别是个人适应了资本主义社会。最后，集体存在和个人存在的每一个维度都卷入商品交换关系并逐渐遵从它们的原则。
社会整合允许交换原则主宰所有的生产活动（HTS 20，27-28）。生产只是次要地满足需求，它的主要目的是产生利润（CLA 117，HF 50-51）。在阿多诺看来，生产包括一切生活行动。人的存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经由工作而来的“自我保存”（ND 169，S 147），甚至业余时间的活动也主要是为生产再创造出劳动力（SDE 101，1941：38），就拿体育运动来说，体育运动所起的作用在于为工作而强身健体（CM 173-174）。相应地，生产的社会化要求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必须为了商品交换而调动。通过操纵人们的消费行为和需求，娱乐和广告业促使这个进程服务于可获取利润的贸易（SP1 77-78，另见库克 2004a：26，46）。工业控制着现存的需求，其例证就是野营业务成功地把对逃避家庭约束的普遍欲求转变为对帐篷和野营车的渴求（CM 170），而且它们“生产出”对消费品的新的渴求（DE 115）。社会整合确保整个人类都被卷入交换关系之中。人们的工作、创造活动、消费、欲求和“最私密的冲动”都根据这个大机器中的作用来得到展开（CLA 117，S 152）。社会化“把人类……化约为商品交换的代理人和承担者”（S 148-149，另见PD 14），直到他们完全彻底地（“mit Haut und Haar”，字面意思为：“以皮肤和毛发”）顺从（PETG 112）。阿多诺坚持认为，一种关注“交换原则的主导地位”的社会学超出了“宏观社会学的概念”（SoI 188）。社会整合不让“天地之间的任何东西”逃脱（IS 64）。交换关系结果不仅统治了制度和结构，而且统治了个人的存在，包括其最微小的方面。
阿多诺对社会调整的分析从里斯曼（Riesman）的《孤独的人群》中汲取了灵感。里斯曼（1953：17，23）论证说，20世纪的美国正在见证一种替代，即听命于内心的人被听命于他人的类型替代。听命于内心的人对于世界的应对由一套内在的目标来定位，而这些目标是在家庭权威的影响之下发展出来的。人保持在一种相对稳定的路线上。选择是由一种高度个别化然而又顾及灵活性的性质所引导的（1953：28-32，59-62）。相反地，听命于他人的类型的指导则来源于整个人生中所遭遇到的同时代的一群群他人，而大众媒介正是借此来扮演核心角色的。
因此，听命于他人的定位容易被社会环境不断重构以确保高度的行为齐一性（1953：32-40，120-128）。对于阿多诺来说，里斯曼所描述的转变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人“不停地提出要求”的“适应进程”中，“不再有什么所谓的个人……保留下来……而只有它的意识形态”（PETG 107）。
阿多诺继续说道，社会整合让社会对资质进行“冲洗”（ISW 236）。有一个观念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适应于相同社会的不同个人变成了“整体的微观复制品”（IS 41）。不过，阿多诺的观点要更为具体，他认为，人们对于
交换
社会的适应牵涉到一种特别彻底的均质化进程。
商品交换有赖于使不同的产品和不同的劳动形式相等价，而等价的方式就是把它们化约到一个公分母中。社会化允许交换关系把捉住所有的作为生活行动的生产、所有的消费、个人的需求以及最为私人的冲动。与之相应，当代交换社会的社会整合蕴含人类生活每个细节的取消、化约以及均质化。在“普遍的交换关系”中，“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只是“为着其他的东西而存在”；一切东西都必须是等价的和可替代的（HTS 28）。总体交换的理想就是，“一切为着一切以及……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只是为他的而不是自在的”。“压力……发展……与所有的他者相似，而且，一直到最为内在的行为模式都没有不同，也不显眼”（2009b：153，另见PETG 111-112）。通过“交换”，“个人的存在”连同它们的产品和“性能”一起简单地变得“可通约”（ND 149）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定性特征”被“漠视”了，甚至人们的欲求也被夷平为可计算的商业存在物，“他们的社会劳动的抽象可比性”在“他们的身份的擦除”中达到顶点（S 148）。
阿多诺强调了与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断增长的分工相关涉的社会化的均质化倾向。根据斯宾塞（1885，1896）的社会结构理论，先进的社会整合——例如一个个较小的社团在政治上结合成复合物，或者有着相互依赖的组成部分的工业社会滚雪球似的向前推进——包含工业分工，这些工业分工对社会生活进行区分以便使之成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即诸多更不相像的部分的复杂有机体。与之相反，阿多诺坚持认为，“整合的量……抑制了……区分”（SSI 181）。他承认社会整合包含一种严格的分工，也承认斯宾塞的理论可能是适用于19世纪社会的。但是，与此同时，工作过程得到了如此精细的划分，它的个别任务得到了如此专门的细化，以至于各项任务被化约到几乎没有区别的脑力及体力的消耗：“最后……任何人都能够照料一切。”分工已经造成了社会的“去差别化”（IS 42，另见CLA 108）。
不过，阿多诺告诫说（PETG 108），斯宾塞关于整合性区分的想法有益地指出整合并不与社会矛盾的调和同义。整合包含个人对相同的 对抗性 社会整体的调整适应，个人适应这种支持阶级划分的社会，即将所有个人卷入其中的商品交换关系形成一个整体，工人在这个整体中被系统化地加以剥削。此外，人类乃是向着一种矛盾的社会现实进行调整适应的，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这个社会现实由历史中的个人来维系，另一方面它又作为不变的客观性降临到他们头上。整合通过加强物化而加强了这后一种对抗。“物化”这个术语在阿多诺的作品里有多重意思。在这里，这两点尤其重要。
通过整合，所有的产品、它们的生产者以及消费者都被卷入交换关系之中，他们的社会和人的资质遭到漠视，而且就交换价值而言他们变得可通约了。
阿多诺强调，在资本主义交换中，交换价值被“当作一种自在之物，当作‘本性’”（ND 348）。“商品的物神性质”反映了“客观化的劳动”；“人类生产（冻结成产品的世界）这个事实”被“遗忘了”（SDE 173）。相应地，“凌驾于人类之上的交换价值的普遍统治……将主体性贬低为……仅仅是一种客体”（ND 180）。无论商品还是人类都不仅仅是客体。然而，在交换法则“为所有本质性的社会事件提供客观有效的模型”的地方（PD 80），人类实际上就把他们的产品推己及人地当作物。“管理人员，”阿多诺举例说道，“把人……看作他根据可用或不可用来评价的客体。”[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1950），1989a：137]就像“劳动已经变成一种商品并且……物化了”（CM 169）那样，“人类的物化……客观地发生在社会境况之中”（CM 249）。结果，人类所生活的社会关系就仿佛是物之间的关系，他们“与商品世界联盟……并使他们与其他个人的关系发生物化”（SSI 191）。“由抽象的交换原则所统治的”社会被“剥夺了人类关系的直接性”并“物化了”（CM 120），这使得下面这种情况得到了加强，即社会生活呈现为客观的而不是靠人来维系的，“社会生活的物化……在一个由交换价值所统治的社会中”致使“人类与一种仅仅作为商品而逐渐凸显出来的现实相异化”（1989：39，另见SDE 173）。
进一步地，随着社会化把捉住了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人性……在对分别在场的东西的适应中筋疲力尽了”（1961：42，另见1993c：27）。生活的方面不再反对也不再背离社会规范，人的“能量”全部集中到现存秩序的再生产中（CLA 109）。作为结果，社会尽管只是个人再生产出来的，但是却自动地运转，就仿佛是一种独立于人的客观机制（ND 309-310）。资本主义根据准自然的“社会和经济规律”来发展（SSI 36），它好像非历史和无变化似的运作。由于人们的总体适应，他们的社会关系变得自主、僵硬、固化、物化。
因此，对于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主体来说，社会就好像真的是客观的，并且天生是不变的（参见GEX 16）。一旦现实的每个方面都“完全为社会的和理性的机制所困”，而且这些机制变成存在着的“唯一现实”，那么社会就发展出了“自然的东西”的“外貌”（HF 120-121，另见SSI 443-444）。常规的世界是僵化了的历史（INH 261-262）。而更为困难的是认识到，它作为一种历史地生产出来的现状，乃是由集体的人类行动来维系的，并且可能也是由集体的人类行动来改变的。“物化的”制度是“异化的”，它们“作为一种陌生的和威胁的力量”与人对峙（ISW 242-243），作为一种“异化的社会必要性”的聚集与人对峙（SP 286）。
最后，社会整合强化了社会依赖。随着社会把捉住了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更多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参与交换社会的功能语境而存活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人类于其中可以过一种独立于社会机制的生活的地带变得越来越小了”[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1950），1989a：124]；“卑微者不再有保持尊严的贫困，甚至也不再有可能退出被管理的世界来越冬”（阿多诺，1991a：119）。在赫胥黎（Huxley）的怪异小说中，一个反乌托邦的“美丽新世界”以“共同体、同一性、稳定性”这些陈旧行话来加以崇拜。阿多诺援引了它（P 99），但不是为了对未来做出警告，而是为了把社会整合的衍生物烘托出来：在越来越固化的社会中，人们倾向于完全适应由以均质化的交换社会，完全适应社会异化和对依赖的加强。
整合的旺盛发展部分地依靠人们的存活对社会的依赖。在“总体性的语境中……一切都必须屈从于交换法则，如果它们不想毁灭的话”（S 149）。这个论证是对霍克海默作品（2004：95-96）中一个类似想法的应和。“调整”，阿多诺指出，“乃是对应于‘太少’情境的行为模式”（P 93）。人类同化于社会并拥抱它的技术机构，因为他们“把他们的生活归功于为他们所做的东西”（S 152）。但是，依赖本身并不能够使适应得到理解，“社会所包含的”人们“……依赖人为的条件”（SDE 154）。因此，在社会上有所依赖的个人可以改变，但不会盲目地接受那些决定他们存活的社会条件。可是，在当前的社会中：
关系……被经验……为自主化的并强迫（个人）去适应。（GEX 23）
人类不再在那像是靠着秘密裁决而强加（Verhängt）于他们的东西上认出自身，所以他们准备接受那厄运（Verhängnis）。（SSI 448）
宿命……落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的状况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他们来说不仅变得晦涩难懂了，而且呈现出这种与人相对的压倒一切的性质，这是由于他们不再了解他们自己，不再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ISW 243）
在异化的条件下，个人认为他们自己依赖于一个超出他们改造能力的不可避免的社会，所以，他们看不到除适应之外的选择。对“异化的……制度”的害怕导致“与它们相同一”[CoM 104，另见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1953），1989b：151]。社会化的条件是这样
两个
因素：人们对社会的依赖以及他们的异化经验，即把这个社会经验为不可改变的。
这样一来，交换社会关键方面之间的上述相互联系就变得更为清晰了。当社会依赖和异化促使整合时，人们对交换原则的调整适应以及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坚定不移的再生产，不仅巩固了社会，而且加强了社会异化和依赖。
里斯曼（1953：74）注意到，在听命于他人的人的形成中，“父母的角色在重要性上降低了”。按照阿多诺的看法，从前“在个人和社会之间……进行中介”的家庭关系正在瓦解；直接把捉“个人”的社会力量正在增长（CoM 464，另见PETG 106）。阿多诺论证说，由于自主化的社会对个人的统治，因此社会学在分析社会现象时对心理学有优先权（CM 230-231，270，CoM 462，SSI 86）。不过，他的整合理论的心理学维度对社会学成分进行了补充。阿多诺接受了弗洛伊德的（1961：25）命题，“自我设法使外部世界的影响施加到本我之上……以便用现实原则代替快乐原则”。自我对社会现实做出反应，检查个人的本能生活并控制个人的社会适应（PETG 147，SP2 86）：“因为……社会化……我们被迫放弃我们的本能——每时每刻。”（HF 75）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再允许强大的自我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个人……要存活下来就只能靠放弃他的个体性，模糊自身与其环境之间的界线……
众多的社会部门中都不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自我’
。”（CoM 462）对于阿多诺来说，超我的概念在这里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弗洛伊德认为（1961：26-59），自我服从超我的绝对命令，超我充当着一种潜在无意识的力量。阿多诺强调，超我包含被个人“内化”的“社会的……戒律”和禁令，它们为“‘社会化’……的机制”供给燃料（IS 114-115）。
既然内化为超我的社会约束是无意识的，是逃避主体的批判性分析的，那么它就能够固化为一种几乎无法抵抗的要求。这促进了社会的整合以及社会角色的接受。
这些考察激发了阿多诺对帕森斯（Parsons）的批判。帕森斯（1964：337-338）在社会结构中识别出一个“行为……的定型期望的系统”，它允许行动按照社会的“功能要求”来得到调整。这些“被制度化的角色……构建起”个人的“超我内容”。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的“整合”的一个“尺度”就是“内投在平均超我之中的……范型符合于”系统的“功能需求”。阿多诺攻击帕森斯的定理无批判地接受甚至欢迎社会化，并反驳道：“压迫的条件也能够在这样一种超我中合乎规范地沉积下来……平均超我与社会系统的功能需求的符合，即与社会系统自己永存的那些功能需求的符合，在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得到了成功的完成。”（SP1 70）
在等量齐观的社会化状态中，如何考察将现实的每个要素都加以概括的整合性的社会整体，这对于阿多诺来说是一个有着巨大社会学分量的问题。他仍然赞成描述人们对客观不变的社会的经验。第一，人们与涂尔干所提出的作为压制的总体性的社会相对峙，这种对峙是他们的社会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阿多诺把交换社会描写成一种准独立的权威——“渗透”所有的个人——它强行索要均质化，“强迫一种……普遍与特殊的否定性同一”（SSI 186）。第二，整合促进社会的物化并因而加剧了异化。对于把异化以及社会的潜在僵化捕捉为社会整合的主要后果来说，把社会的外表捕捉为一种不变的客体在社会学上是有成效的。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理论以扭曲社会条件而告终，而社会条件实际上只是“变成为”。不过，该理论还是有启发意义的，因为它表达了，在“社会的制度化和物化”的进程中，这些条件已经作为“第二自然”而变成为“压倒性的”了（SSI 250）。阿多诺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规律”是“所谓”，因为它们“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ND 347）。但是，只要“主导性生产关系”被无意识地、坚定不移地再生产出来，并且就像一种自然机制那样运转，那么各种社会成分据以运作的规律就将保持“不可避免……的性质”。此外，自然这个词批判性地道出，甚至凝固为第二自然的作为“推进自然统治”的“人类历史”的最近阶段，也“使得吞食和被吞食的（第一）自然的无意识（历史）永远延续下去”：暴力和苦难（ND 348-349）。
可是，那种将社会视作客观不变的力量的想法也会使人误入歧途。它遮蔽了这样一桩事情，即社会机制是由个人来执行的。阿多诺警告说，在“社会化的形式”被想象为“不可避免”的地方，“人们很容易忘记什么东西是决定性的”：这样的形式是“被人类为人类而创造出来的”（SSI 445）。商品世界——“《美丽新世界》的非人性”——“是……没有自觉意识的人类和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P 113）。人们意识的缺乏部分地为他们的灾难性整合创造了条件。因此，阿多诺要求社会学把甚至是整合性的整体认作一种由个人——不管有多盲目——生产和维系的历史语境。根据韦伯（1978：4）的看法，社会学的目的不仅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解释性理解并因而……对它的过程和结果进行因果性阐释”，而且在于把社会的星座化约到个体的人的行动中（1978：13）。阿多诺从韦伯的“主观主义的……制度化约”中提炼出了一种含蓄的“真理契机”。韦伯提醒社会学时说，甚至“那些与人相对的冻结了的、客观化的自主条件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IS 82），是“人的产品”（S 146）。阿多诺继续说道，马克思努力剥除社会表面上自然的存在：
批评所保证的是，已经生成的东西不仅丧失它的自在存在（Ansichseins）的外表，而且作为历史的产物而公然显露。这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程序……（它）在于表明，每种可以想到的仿佛是自然一部分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实际上都是历史地演化出来的东西。（HF 135-136）
相应地，“辩证的社会理论”所考察的“结构规律”——包括马克思的价值、积累和社会崩溃的规律——就是“一些或多或少严格地从整个系统的历史成分中产生出来的倾向”（CLA 112）。既然这个系统是历史的并且是可以被改变的，那么阿多诺告诫道，马克思的“自然规律的假设”不能够“从字面上”来理解。马克思称这些规律是故弄玄虚，它们可以被废除，就像它们应用于其中的社会那样（ND 348，另见马克思，1976：771）。阿多诺同意：“通过它们自己的历史性的形式……社会如规律般的规则性在构成上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规则性。”（IS 147）
阿多诺以在涂尔干和韦伯之间中介而告终（另见杰伊，1984a：101-104; 罗斯，1978：82-83），并且坚决主张交换社会的社会学考察的双重性质。阿多诺坚持认为，韦伯的进路在富于洞见和缺乏远见上程度相当。阿多诺所拒绝的，不仅仅是人与人
之间
的社会关系能够被详尽地化约到个人的属性中。在当前，社会关系彻头彻尾地掩盖了它们的人和历史的现实。韦伯在社会与同一化和知性相反的地方片面地忽视了社会（S 147），一个异化的社会星座，而使之僵死的就是那种无尽的遵循交换原则的社会再生产出行动。阿多诺认为，涂尔干的社会事实和限制理论的“巧妙”方面在于，它是在这样一个地方说明社会的，即社会“作为某种陌生的、客观化的、物化的东西与我们对峙……明确与理解社会动机的观念相反”（PETG 151）。社会学不能够忽视“人们无法直接将其变成行动”的资本主义的“如同物那般客观化的形式”“冻结行动”的自主化“制度”（IS 105）。这些形式也限制社会学把社会译解为一种人的、历史的语境。这样的一种译解要得以成为可能，只有通过相当大的解释努力——而目前一再地不成功。
可是，与涂尔干相反，社会学对这些限制的承认肯定不会导致它放弃译解社会的尝试。社会学必须保持这两个契机。它必须考虑到在表述异化的努力中出现的一种不变的客观性，以及非常重要的在它如同物那般的运作中的潜在整体。与此同时，它必须设法把这种僵化的整体理解为是由能够改变它的个人的集体历史性地生产出来并维持下去的。这个无所不在的交换社会对概念的逃避正在变得日益明显。
韦伯（1978：4-24）把社会行动定义为这样一种行为：一方面行动者将意义系于该行为，另一方面该行为由他者的行为所定位。行动者在实施一个行动时越是理性，社会学家们就越是有机会能够凭借他们自己的理性能力去理解行动者系于行动的意义并说明它的过程。阿多诺同意，一个主体能够与另一个主体行动的内部领域产生共鸣。然而，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化进程已经使得每个代理人的主观思想适应了同样在社会上建立起来的思想范型。它在韦伯方法论中的特权角色突出了下面这一点，即合理性已经变成了人们进行社会调整的主要“器官”（PETG 16，153-154）。个人意识的社会整合在阿多诺的资本主义社会考察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应该得到专门的关注。
社会化涉及个人的全部“生活行动”对主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交换原则的适应。阿多诺推测，身心的行动只在历史上分离（CM 262）。两者都是人类介入物质现实的模式的起源，“甚至在其智性形式中，劳动也是一种用以提供生活资料的延长手臂”（HTS 22），劳动“和它的材料的……关系”仍然是思维的“原始意象”（ND 30）。相应地，对于阿多诺来说，劳动和生活的整合轨迹也追溯到了人类思想的调整。
所以，涂尔干正确地断言， 社会 的思考是“通过个体的心灵”（1953：25-26），通过神话、理性和真理（1983：67-68，87-88，97-98），通过主观知性的范畴（1995：8-18）形成的。阿多诺认为，智力是适应于社会流行的推理模式的：“（意识的承担者）借以被明确地构建为一个认知主体的所有一切……主宰他的思维的逻辑普遍性，在涂尔干学派看来，都……表明……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HTS 63）就黑格尔的哲学而言，如果历史的驱动力即理性构建起了个体意识实体，如果历史追求实现特殊意志和普遍意志的统一，那么作为黑格尔历史哲学框架的世界精神（Weltgeist）就揭示了资本主义中关于意识的否定性真理。由于社会整合，个体意识当然反映了普遍性。但是，意识不是协调于而是完全适应于“总体社会化的社会”（ND 309，另见295）的。特殊和普遍的联盟已经实现，但却与“哲学的希望”相反（S 152）。社会对思想进行调整，正如它对全部的生活进行调整：“个人盲目地屈从于普遍性。”（PD 78）因此，主观思想也被均质化了。社会调整侵蚀了从事思考的个人之间的差异，“意识……被抹平了”（阿多诺，1991a：121）。主体“……就像原子那样……呈现相对的平等、赋有同样的理性……丧失资质”（IS 30）。一切个体意识都被同化为在社会上得到认可的相同的思想原则。
阿多诺社会学著作的相当一部分集中于主体通过社会化所接受的思维模式。在异化意识的社会起源上面已经讨论过了。我还提及了阿多诺的这个论证，即商品交换要求交换的各方采用同一性思维，使不同的劳动产品和劳动形式成为等价的，并且把交换价值的概念——“一种精神构造”（PD 80）——当作与现实的全等来加以接受。阿多诺在他的论证上迈出了比马克思更远的决定性一步。对于阿多诺而言，社会整合确保所有的人类生活和思想都卷入交换网络之中。结果就是，个人的全部思维始终如一地遵守同一化原则。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同一性思维不是单单指导人们对产品的设想，而是指导他们对所有客体和生物的设想。同一化从基础上支持 任何 这样的思维形式，即使得客观现实的不同要素就单一范畴而言成为等价的。种族分类按照群体的概念界定以及普遍的人类平等观将个人呈现为同一的，这样的种族分类证明了当前流行的同一性原则（MM 102-103）。交换社会“被等价支配……”，“通过将不同的东西化约为抽象的量而使之成为可比较的”（DE 4）。进一步地，同一化原则刻画了 任何 这样的思维，即把起源于社会主体的智性行动的范畴当作与现实的同一来加以接受。交换价值就是那些范畴中的一个。如果承认特定群体的人们天然分享某些在概念上得到界定的特征，那么这就意味着在精神上执行同一性思维的原则。社会化进程导致主体把同一化当作其唯一的思维模式来加以采纳。
在阿多诺看来，同一性思维的传播构成了“遍及生活全部的交换关系的延伸”的一个主要成分（1991a：110）。这就使下面这个问题成为合法的了，即社会学如何能够把交换社会当作一种智性社会化的制度来加以考察。个人对于作为一种客观不变的力量的社会的异化经验在社会整合中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相应地，阿多诺认为，个人确乎依赖于一个社会，它对他们显现为绝对的权威，在这个社会的压力之下，个人“弯腰低头地踽踽前行”（PETG 70），不能以别的视角来替换社会所准许的视角。涂尔干（1995：400）的禳解仪式研究不把哀悼解释为“个人情感的自发表现”，而是解释为“由群体所强加的一种义务”，他的这项研究已经暗示了某种力量，借着这股力量，一种如同物般的整体能够强迫心灵适应（ND 320n）而做出哀悼。涂尔干下面的这个观点也是同样有启发意义的，即认为“逻辑命题”反映了“世代和财产关系的秩序”，而这种秩序正是作为“义务”“异化”“自身有效”以及“强制胁迫”与个人对峙的（AE 76）。涂尔干的社会学概念“社会事实”以及——尤其是在这个语境中——“集体意识”
描述了一个不断将其“不能穿透的……规范”（SSI 240）强加给个人思想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意象就是一种强加在心灵之上的客观性，它不仅是一种异化意识的假象，而且指明了一种实际上免除个人抵抗的物化的、固化的、整合的社会。
然而，阿多诺立即批判了作为客观性的社会意象，他强调，吞没意识的条件和关系是由人类自身加以维系的，而且也可能是由人类自身来加以改变的（ND 191）。涂尔干由于阻碍这个分析步骤而遭到批评：
在社会习俗所运用的限制之中，甚至涂尔干有关明显使智性现象物化的集体意识的概念也具有它的真理内容，这恰恰在于这种限制反过来不得不来自真实生活进程中的统治关系，而不在于它被承认为是某种最终存在的东西、被承认为是一种物。（PD 63-64）
这段话重复了阿多诺早期对涂尔干的干涉，不过，在思想社会化的语境中，他的干涉也揭示了一种更深的特别是智性的维度。阿多诺不仅强调社会的永存完全是以人类的行动为转移的，而且强调人们依附于社会准许的 思维 ，对于交换关系的再生产而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要求。首先，只要人们继续把社会考虑为一种他们必须适应的自然事实，而不是考虑为一种可改变的语境，那么他们就不会去改变它。其次，性质不同的产品和个人的成就被同一化为一般的类的样本，这对维持商品交换关系来说是必要的。阿多诺强调说，交换社会需要被简单地理解为包括社会化思考在内的社会化生活行动的产品。意识形态“不再位于基础建筑之上”，它“支撑着整个机制”（HF 119，另见ND 149，348）。这部分说明了为什么智性社会化在阿多诺的社会学工作中成为如此突出的一个主题。
阿多诺社会学的双重性质出现在他对异化、依赖、生活和思想的整合的分析之中。与交换社会的所有三个主要方面相关，阿多诺强调它表现为一种客观不变的权威，以便突出社会在整合中的物化和僵化。与此同时，他始终坚持，交换社会是由人类的行动和思想再生产出来的：辩证社会学的“工作”“恰恰在于，不是把社会的概念确定为一个不变量，而是确定为某种本身动态的东西”（SoI 184）。尽管对阿多诺社会学的更深理解是以掌握它的双重性质为转移的，但是也不能否认，从这种社会学的双重视角出发，社会学家们应该考察的社会条件避开了他们从概念上说清它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