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正如《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所言，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进入“多事之秋”。中国共产党1956年提倡文艺工作中的“百花齐放”、科学工作中的“百家争鸣”，1957年又号召全民帮助党整风，演变为波及全国知识界的“反右”斗争，1958年又掀起全国范围的“大跃进”。此后，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进入60年代，党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真总结1958年以来教育界违背客观规律所造成的混乱，学术研究的氛围变得宽缓。但是同时，用“贴标签”的方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呼吁“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批判文化教育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依然其势不减。
1957—1976年的教育史学，正是在上述时代背景之下展开的。以1957年曹孚发表《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为标志，教育史研究者围绕基本问题展开讨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中国化”以及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潮流接轨的“现代化”思想，对苏联教育学和教育史研究中的形而上学以及简单化、公式化的方法发起反击，在理论上为中国教育史学科的中国化指明了方向。1961—1964年，以教育部召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工作会议为标志，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学术氛围才有所恢复，特别是高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
的推进，极大地推动了教育史学科建设的步伐。其中，1961年4月颁布《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教学方案（修订草案）》
。该方案中规定学校教育专业将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中国教育论著选读、外国教育论著选读作为必修课程，并表明中国教育史和中国教育论著选读、外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论著选读可以分别开设，也可以只开史，结合讲论著。该方案规定：中国教育史共修100～120学时，外国教育史共修70～100学时，中国教育论著选读共修60～80学时，外国教育论著选读共修70学时左右；同样，在选修课中可开设中国教育现状研究、苏联教育现状研究、外国教育现状研究、现代西方教育思想流派研究、中国近百年教育史研究、教育史专题研究等课程。
此后，教育史学科建设又处于一个低峰期，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因此，1961—1964年可以被视为教育史学科发展的一个高峰期。
对于中国教育史学科来说，以《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国现代教育史》教材的编写为重点，以教材编撰的形式开始了关于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初步探索。“这些成绩主要是：中国教育史工作者认真地、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按社会发展形态对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教育史进行了研究，突出了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对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影响，贯穿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初步确立了中国教育史的一些学科规范”
，“但从总体上来看，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人员不多，正常的研究更少，与此前或此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相比，所取得的进步十分有限”
。对于外国教育史学科来说，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外国教育史学科开始出现摆脱苏联模式影响的迹象，尝试独立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曹孚编写的《外国教育史》虽然“仅是苏联教育史教材的复制品”，但是以曹孚为组长，滕大春、马骥雄、吴式颖为成员的外国教育史编写小组编写的《〈外国教育史〉编写提纲（初稿）》
体现了教育史工作者对教育史教材体系乃至学科建设的学术思考。同一时期，由胡毅译的《斯宾塞论教育》（1962年）、傅任敢译的《教育漫话》（1963年）、常道直译的《亚里士多德论教育》（1964年）等国外教育名著先后出版；张焕庭主编了《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1964年），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史教研室的学者们也编译和编印了部分外国教育史资料。但是，“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和政治运动的冲击，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尝试无疾而终，苏联教育史编撰模式和教育史观仍然深刻影响着外国教育史学科”
。
总而言之，我国虽然从1956年开始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的限制，1957—1976年我国学术界并没有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教育史学科建设很难取得更大的进步，教育史学科期待属于自己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