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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1843年在给费尔巴哈的信中说，“谢林的哲学就是哲学掩盖下的普鲁士政治” [1] 。马克思在此直接指向谢林与威廉四世反动政权的合流：威廉四世1841年任命谢林接手柏林大学黑格尔的哲学教席，并要求他“清除黑格尔泛神论的种子” [2] 。然而，在更深层的意义上，马克思指认的是谢林的实证哲学和普鲁士政治神学之间的深度关联。正如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所看到的那样，谢林关于人格的有神论观点的声言，直接连接到复辟政治思想的同源主题上去了。关于人格的神学和政治话语的核心问题，就是密切关注不可再分的唯一的意志的本质和条件，简言之，关注专制制度的本质。谢林的启示哲学从其凄婉的形而上学层面来讲，就是要得出这样一个正统的结论：历史揭示出上帝的绝对统治和权威。与此类似，神授的个人权威的合法性是拿破仑被击败之后复辟时代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家要去论证的主要问题。复辟主义者对个人权威政治之先验根源的关注和考究，使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家与黑格尔的必然性逻辑发生了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