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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1831—1908）的名字是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联系在一起的。作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创立了独立的研究生院模式和研究型大学的构想，对美国大学的现代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吉尔曼1831年7月6日出生于康涅狄格州，曾入该州诺威奇文实中学学习。1852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一年多后又获文科硕士学位。他曾任驻俄使馆随员。1854—1855年，吉尔曼与怀特一起在柏林大学学习。这段留学生涯对他后来的教育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嗣后17年，吉尔曼在耶鲁大学任自然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教授，帮助制订了新的耶鲁科学院（后来的谢菲尔德科学院）计划。他还是纽黑文学校董事会成员，创办了一所中学，重建了一所师范学校。在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康奈尔大学校长怀特以及密歇根大学校长安吉尔的一致推荐下，1875年吉尔曼转任尚在筹建中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从此，吉尔曼的名字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一起享誉美国高等教育界。
1901年，年逾古稀的吉尔曼从校长职位上退了下来，担任卡内基学会第一任会长至1904年。之后，他又任全国文官制度改革联盟主席。1908年10月13日去世。
吉尔曼的大学观是逐渐形成的，不同时期也是有一定差异的。最初，吉尔曼并不被认为是科学研究或欧洲大陆式的智力的真诚拥护者。事实上，早在185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后不久，吉尔曼就提倡“鼓励有独创性的探索和研究”，但他进而又说：“在实践领域产生最有用的推论之前，科学概括是不可能的。” [4] 当时，年轻的吉尔曼正处在功利主义教育改革运动的边缘。1858年，他积极地收集赞成《莫里尔法案》的签名。在19世纪60年代以及70年代早期，吉尔曼思想的主旨是努力调和自由教育和应用科学概念之间的冲突。他宣称，在古典课程和新学科之间的争论中，自己将保持中立。因此，虽然他似乎与怀特和埃利奥特的“新”教育是一致的，但他可能在课程方面比上述两位改革者都要保守。吉尔曼当时的思想从他作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的讲话中可见一斑。他说：“让我们希望美国大学将珍视所有知识的分支，仅仅给予那些用适当的判断表明是我们时代最有用的知识以优先地位……既不让新奇的事物，也不让时代的偏见损害我们为人类服务的事业。不要让我们因对科学的热爱而减少了我们对文学的热爱。” [5] 可见吉尔曼并未要求用德国式的大学来取代传统的美国学院，他第一次旅欧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法国而不是德国的教育制度。实际上，他甚至愿意看到规定课程仍处于大学文科四年训练的中心位置。他的格言是：“增加而不是取而代之。”
然而，到1874年时，吉尔曼的观点已显出较大的变化，更善于接受新的发展。1874年12月28日，吉尔曼会见了尚未成立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董事们，发现大学经费的捐赠人并未对新大学的性质做出任何规定或限制，至于董事们本身是否形成了在新大学进行高深研究的坚定意图，也不太清楚。但当吉尔曼会见董事会仅1小时后，他就宣布了一个倾向研究的研究生院计划。1875年1月，吉尔曼声称：“我越来越赞成这种信念，即我们在巴尔的摩想要建立的不是一所科学学院，也不是一所古典学院，也不是两者兼而有之，而是一所医学院和一所哲学院……” [6] 这里德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此时的吉尔曼正放弃其思想中传统的因素，开始采纳新的观点。
没有吉尔曼的鼓励和推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朝着研究的方向发展是不可能的。但吉尔曼的思想常常是折中的，他反复强调自己不愿意盲目地模仿德国或任何其他欧洲的模式，他呼吁美国大学是“知识、美德和信念的坚定的促进者”。1886年，他甚至援引心理训练的术语，以此说明他希望美国大学将不仅仅是促进知识或获得学问的地方，而且也是发展个性的地方。吉尔曼在讲话中常常不断地赞成功利和自由文化，也赞成抽象研究。直到1893年，他还在为学院的手工训练进行辩护。他也认真地支持文学教学，坚持大学应该鼓励历史、哲学、诗歌、戏剧、政治、宗教的研究，总之鼓励对先前时代经验的研究。
吉尔曼是个基督教徒，他的宗教信仰比怀特或埃利奥特更为坚定，但他反对教派的教条主义。他在1886年时说：“在一所大学的各种特性中，我列举了捍卫理想和坚持唯灵论。” [7] 美国大学应该是“一个维护宗教的地方，这种维护不是靠强求一致而实现的。美国大学不应该仅仅是有神论的；它们可以而且应该是公开承认信奉基督教的——不是以狭隘的或宗派的意识——而是以广阔的、开放的和鼓舞人心的福音意识”。 [8]
吉尔曼认为，大学应该促进“追求真理过程中的智力自由”，并且要“对那些与我们持不同观点的人以最大的宽容”。但在精神上，大学不能容忍“教派争论”或“政治斗争”在其中的存在。吉尔曼喜欢那些促进平静和谐而不是对抗的教授。他说：敏感的大学教授职位应该由那些至少相信“基督教慈善和乐观影响的人所占据。我宁愿使教授职位长期空缺，也不能让具有破坏性的人占据之”。 [9] 在选择学院成员时，“必须考虑某种道德和社会的因素”。在就职演讲中，吉尔曼声称：对教员“我们不应问他们来自哪个学院、哪个州或哪个教会，而应该问他们知道什么、能做什么、想发现什么。” [10] 显然，这种学术自由的思想是源于德国大学的。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是在吉尔曼的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其实践完全体现了吉尔曼的大学观，即重视自由的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建，标志着美国第一次有了一所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代表德国大学形式的高等学府。当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在1876年前约50年中，特别是1850年以后的种种未成功的努力都为这所大学奠定了基础。正如吉尔曼在校长就职演说中所承认的：“我们从其他学校承受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 [11]
在校长就职演说中，吉尔曼阐述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办学思想：“最慷慨地促进一切有用知识的发展，鼓励研究，促进青年人的成长，促进那些依靠其能力而献身科学进步的学者们的成长。”
最初，董事会觉得新大学应该完全是一所按照德国模式的研究生院，虽然后来也招收了本科生，但其重心始终是放在研究生教育上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867年获准在巴尔的摩成立，1876年在美国独立100周年时正式开学，吉尔曼宣布研究生教育和高一级教育是该大学最重要的使命。
吉尔曼校长和董事会所追求的目标是全国性的而不是地方性的影响，是努力补充而不是再添一所现有的学院。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所大学最初的教员中没有一个是学校所在地的巴尔的摩人或马里兰人。新大学以科学研究和创造性的学术成就作为自己的目标和特征。吉尔曼打算聘用世界上一流的学者，并把他们吸引到巴尔的摩。他从威廉斯学院得到了化学家雷姆森（Ira Remsen），从哈佛大学得到了蔡尔德（Francis J. Child），从弗吉尼亚大学得到了一名优秀的希腊语学者，从伦塞勒综合技术学院得到了物理学家罗兰（Henry Augustus Rowland），从英格兰得到了数学家西尔维斯特（James Joseph Sylvester）和一名生物学家。到1884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一共任命了53名教学人员，其中绝大多数在德国大学学习过，有13人获得过德国博士学位。吉尔曼有句名言，他更喜欢将大学的钱用于“人，而不是砖块和灰浆”。他所需要的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而不是最宏伟的建筑物。吉尔曼说：“大学的荣誉应该取决于教师和学者总的品质，而不应取决于人数，更不取决于供他们使用的建筑物。” [12] 在办学实践上，他忠实地实行了这种政策。因此，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早期没有建设校园的措施，甚至没有足球场和篮球场，然而却有大量供研究用的设备，学校看上去更像一所工厂或大的商店而不是大学。一位来访者曾说：“他们有无数真正的研究，却没有一个可以显示的中心。” [13]
吉尔曼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管理是卓有成效的。像德国大学一样，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严格排除了“教会主义或党派偏见”的影响，成为一所自由自在的寻求真理的非教派机构。少量然而优秀的教学人员完全自由地从事高深研究，师生们“燃烧着学习的热望”。调查研究是每个教授的职责，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将教学和创造性的研究结合起来。其哲学院开设了语言学、数学、伦理学、史学和自然科学讲座。自然科学和古典学科在这里受到了同等的支持。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教学方法也类似于德国大学流行的方法，不再是老式学院的方法，讲授法被广泛采用，德国大学最有特色的发明“习明纳”（seminaries）教学方法也被引入。此外，大学注重实验室方法，重视图书馆的价值。为了刺激教授们的进取心，大学招收了一流的学生，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知名人物，例如，罗伊斯（Josiah Royce）、佩奇（W. H. Page）、特纳（F. J. Turner）、杜威（J. Dewey）、卡特尔（J. M. Cattell）、斯莫尔（A. W. Small）、康蒙斯（John R. Commoms）和威尔逊（W. Wilson）等。一位研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的学者强调美国高等教育从未“从投入中产生如此巨大和如此持久的回报”。 [14] 据统计，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876年有54名研究生和35名本科生；1880年有102名研究生和37名本科生；1885年有184名研究生和96名本科生；1895年有406名研究生和149名本科生。从招生人数看，它始终将重点放在研究生教育上。从创建到1880年年底，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培养的博士总数超过了哈佛和耶鲁两校之和。据心理学家卡特尔在1926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当时1000名卓越的美国科学家中，有243人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毕业生。到1896年，美国60多所学院和大学各有3名或更多的教员在约翰斯·霍普金斯获得学位。 [15] 其中哈佛大学有10人，哥伦比亚大学有13人，威斯康星大学有19人。这些年轻的博士遍及全国，广泛传播大学现代化思想。当1901年吉尔曼退休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已经拥有从事高深研究的由13个不同的系组成的哲学院和一所医学院，其医学院的水平在美国更是首屈一指。在吉尔曼任校长的25年中，该校在推动美国大学现代化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常常被人们誉为“设在美国的柏林大学”，也有人称之为“巴尔的摩的格廷根大学”。但并非仅仅如此，创办者的动机实际上是使它成为一所美国大学而非德国大学。在巴尔的摩建立一所德国大学并非人们的初衷和愿望，人们所企望的是在美国大学采用德国大学最有价值的要素，并使之适应新世界的学术和发展的要求。吉尔曼一方面注重高深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也不忽略大学的社会职能。按照他的观点，大学应该对人类文明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增进知识和把研究成果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没有成为与社会现实脱离的纯粹的研究机构，而成为服务于美国社会的基本需要的新型大学，恐怕与吉尔曼的上述办学思想是分不开的。
作为美国第一所真正的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曾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美国教育家杜威指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开办，标志着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纪元。”
但令人遗憾的是，自1900年以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地位开始下降。其原因主要是：大学指导思想没有进一步创新，大学的经费不足且没有新的资金；医学院取得的巨大声誉超过了作为整体的大学。尽管如此，但总的看来，它在美国大学发展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正如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所说的：“我要表明的是，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勉强地始于1870年到1871年，而且未能发展起来，只有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榜样下迫使我们的教师努力致力于我们的研究生教育时才得以发展。对哈佛大学如此，对美国其他渴望创办一种研究院及科学院的大学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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