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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育家贺拉斯·曼（Horace Mann，1796—1859）是19世纪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最杰出的领导人。他的12份年度报告阐述了公共教育思想，他的努力促进了美国公立学校基础的奠定。对美国的公共教育来说，贺拉斯·曼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组织者，而且是一位注重实际的工作者。“因为他提倡教育改革，并努力奠定公立学校教育的基础，因此，他被称为‘美国公共教育之父’”。 [18]
贺拉斯·曼1796年5月4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富兰克林的一个农民家庭，家境贫困。由于他父亲生前是富兰克林镇公共图书馆的司库，他的大部分早期教育来自在那所公共图书馆里的阅读。
1815年，贺拉斯·曼进入布朗大学。在以优秀的学习成绩从布朗大学毕业后，贺拉斯·曼于1821年进入了康涅狄格州的利奇菲尔德法学院学习。这是美国最早的一所法学院。两年后，贺拉斯·曼完成了学习，并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成为一位律师。
1827年，贺拉斯·曼作为德达姆市的代表被选入马萨诸塞州议会，先后担任过众议员、参议员和议长。他积极支持公立学校教育改革，但直到1837年，他的注意力才集中于公共教育。那一年5月27日，马萨诸塞州州长埃弗雷特（E. Everett）任命了一个包括贺拉斯·曼在内的由8人组成的州教育委员会。随后，贺拉斯·曼被选为该教育委员会的秘书。为了做好工作，他立即阅读了他所能找到的教育书籍，并表现出极大热情去寻求学区的合作和民众的支持。贺拉斯·曼说：“我相信这个教育委员会像一个泉源一样，虽然它几乎是难以察觉的，但它来自大海之间的最高的高原上。……对于马上就要完善和普及的一种有组织的公共教育制度来说，它是第一个伟大的行动。” [19]
在州教育委员会的领导下，秘书的职责是：收集公立学校教育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地在每一个地区传播最令人满意和最成功的教育方法，使所有的儿童都能得到由公立学校提供的最好的教育。所以，贺拉斯·曼经常给各个市镇分发调查表，还对整个州的公立学校进行访问，以了解学校的状况和需要。他还通过教育演讲，促使民众对公共教育感兴趣并支持公立学校。他还与地区教育领导人和学校教师讨论有关公立学校教育问题，主张增加教育税收用于整个州的公共教育事业。贺拉斯·曼自己曾这样说：“我将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地球上的人类最崇高的事业。” [20]
为了改善和发展马萨诸塞州的公立学校，贺拉斯·曼经常提出一些建议。他亲自撰写州教育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对公共教育思想进行阐述。这些年度报告发表后，对公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美国的政治领袖萨姆纳（C. Sumner）曾写信给贺拉斯·曼：“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你的报告，并完全同意你的报告。它吹响了号角，使得人们的血液沸腾起来。” [21] 贺拉斯·曼还创办了《公立学校》（ Common School ）杂志，并亲自担任编辑。由于订费很低，因此这份传播公共教育思想的杂志得到了广泛的发行。
面对全州各地要求好教师的强烈呼声，作为州教育委员会秘书的贺拉斯·曼倡导并支持了州立师范学校的建立。于是，第一所州立师范学校于1839年7月3日在马萨诸塞州的列克星敦成立（后来迁到了西牛顿）。不久，贺拉斯·曼又成立了另外两所州立师范学校。他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些师范学校开始工作。1841年4月28日，贺拉斯·曼在日记中写道：“参加了对列克星敦的师范学校的检查，我非常满意。学校工作均好——非常好。这一实验是成功的。” [22] 可以说，贺拉斯·曼是美国公立师范学校的真正创建者，他推动了美国公立师范学校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促进公共教育在美国的发展，贺拉斯·曼要求州教育委员会允许他自费去欧洲国家访问。1843年5月1日，他与皮博迪（Mary Peabody）小姐结婚后，马上一起乘船赴欧洲。贺拉斯·曼详细地考察了英国、荷兰、比利时、法国和德国等国的学校，并把兴趣主要集中在公立学校上，着重考察了学校制度、教学方法、校舍、图书馆和师范学校等。贺拉斯·曼赴欧洲访问考察的结果，通过1844年他的州教育委员会《第七年度报告》而公布给民众。
针对大部分公立学校教室简陋不堪和没有图书馆的情况，贺拉斯·曼几乎从担任州教育委员会秘书时起，就十分重视学校的物质需要，并使马萨诸塞州的公立学校在物质条件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1848年4月，贺拉斯·曼因担任美国国会议员而辞去州教育委员会秘书的职务。当时，他怀着深深的留念之情说：“我的手可能离开了它，但绝不是我的心。”此后，他继续支持通过改善公立学校的教育提案和给公立学校提供财政资助。在答复美国第一次师范学校全国性大会的邀请时，贺拉斯·曼写道：“公立学校曾是我的第一个爱好，也将是我的最后一个爱好。” [23]
1852年9月，贺拉斯·曼担任了设在俄亥俄州耶洛斯普林的安蒂奥克学院院长。在那里，他忘我地工作，克服了设施和财政上的困难，把这所学院办成了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机构。他十分关心女子高等教育，因而安蒂奥克学院的课程向所有种族的男女青年开放。
贺拉斯·曼的主要教育著作有：12份《年度报告》（ Annual Report ）和《教育讲演集》（ Lectures of Education ，1848）等。
1859年8月2日，贺拉斯·曼因病在耶洛斯普林去世。
尽管贺拉斯·曼没有系统地写过关于教育理论的著作，但是，他在年度报告、讲演、信件和日记中广泛地论述了普及教育问题，强调了普及教育的重要性。在贺拉斯·曼看来，普及教育是任何一位政治家都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他明确地指出：“如果一位政治家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很少谈论全体人民的文化和教育，他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位美国的政治家。” [24]
贺拉斯·曼把普及教育和公立学校看作社会进步以及共和国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在题为《教育在一个共和国中的必要性》的著名讲演中，他强调说：“在一个共和国里，愚昧无知是一种犯罪。”
[25]
后来，他又在《第十一年度报告》中指出：“没有知识的人民，不仅是而且肯定是贫困的人民。……这样的国家不能创造出它自己的财富。”在贺拉斯·曼看来，普及教育，就是普及知识；没有教育的普及，就没有知识的普及；而教育的普及，肯定会达到知识的普及。因此，一个国家不能长期保持愚昧无知，知识应该尽可能地在民众中间得到广泛的传播。对一个共和国来说，它的各方面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普及教育。如果共和国不准备使儿童成为好的公民，不发展他们的能力，不用知识去丰富他们的头脑，使他们的心灵富于对真理和责任的热爱，那么，共和国就必定会趋于灭亡。在贺拉斯·曼的最后一份年度报告，即《第十二年度报告》中，他再一次强调指出：“一个政府容忍它的劳动阶级成长而没有知识，犹之乎创造了像我们这样的人类，把他们安排在世界上而没有太阳的光辉一样残酷无情。……建立一个共和国可能是容易的事情，一个不过是建立在愚昧、自私和情感基础之上的共和国是可悲的……”
考虑到传播知识的需要，贺拉斯·曼认为，应该使共和国的所有儿童都受到免费的教育，从4岁到16岁，每年10个月。他大声地呼吁：“教育必须是普及的。……对真正的知识的每一点增加，就是对人类力量的增加。当一位哲学家发现一个新的真理时，无数的真理则可能在人民中间繁殖。整个大地必须让知识的大河流过。” [26] 在贺拉斯·曼看来，教育机会对每一个美国儿童来说是个遗产，而不管他的社会、宗教和经济的背景如何。针对这一点，他经常说：“给我以权力，我要把书本散布在地球上，正如同农夫把麦子撒播在耕过的土地上一样。” [27] 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普及教育上不仅要不惜人力和物力，而且要教导民众认识到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从政治意义上来看，普及教育是十分重要的。贺拉斯·曼认为，普及教育能促进社会改革和促使人类平等，使人成为具有更多学问和更高德行的人。只有普及教育，才能对抗资本的统治和劳动的奴隶状态，才能消除人为的社会鸿沟。因此，他强调说：“除了人类所创造的其他一切手段以外，教育是人们境况的伟大均衡阀——它是社会机器的平衡轮。……通过扩大有教养的阶段或阶层，教育的普及将开辟社会感情得以扩展的更广阔的领域。如果这种教育是普及的、完善的，它将比任何别的事情更能消除人为的社会的鸿沟。”
总之，可以利用和通过普及教育来支持并巩固共和国制度，培养国民的精神。但是，没有普及教育，一个共和国的成功将是没有希望的。
从经济意义上来看，普及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贺拉斯·曼认为，普及教育能够解放人的智力，提高民族的文化水平，从而提高生产力和促进经济的发展。因为教育普及了，就能使所有儿童都受到比较完善的教育，被训练成准备从事所有职业的人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人。因此，贺拉斯·曼强调说：“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将是比较好的劳动者。”
“教育不仅是道德的革新者和智力的增殖者，而且也是物质财富最多产的母体。……它不仅是积累财富的最正当和最高尚的手段，而且也是最可靠的方法。”
他还指出：“在国家的财富中，人的智力基本上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
[28]
因此，缺乏相应的知识，即与履行责任相应的知识，会给任何一个部门带来毁灭和灾难，无论是商人和律师，还是医生，都是如此。由于教育是宏大的机器，依靠这种机器，可以把人性中的“原材料”加工成发明家、加工成熟悉生产过程的技工和农民、加工成学者、加工成法官等，使消费者变成了生产者，并逐步增加其生产能力，因此成为无法想象的财富的创造者。正因为贺拉斯·曼对教育的经济价值的肯定，美国教育学者鲍尔斯（S. Bowles）和金蒂斯（H. Gintis）指出：“更有意义的是，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萧条岁月里，贺拉斯·曼也确认了教育的经济价值。”
从伦理意义上来看，普及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贺拉斯·曼认为，通过普及教育，民众不仅获得了知识，而且养成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伦理观。这样，就能更好地维持社会秩序和保障社会安宁以及谋求社会和谐。贺拉斯·曼甚至说：“开一所学校能关一所监狱。”
在他看来，最好的教育就是最有效的帮助，能使劳动者更遵守生产秩序，使个人整洁，也使机器保养得很好。总之，通过普及教育，必将有助于人们养成“美国化”的精神。
因此，贺拉斯·曼大力呼吁州政府要颁布普及教育法令，并提供条件保证普及教育的实施。如果一个儿童在已入学作为学校的一个成员之后，他又逃学了；或者一个儿童在到达了法定的入学年龄之后，他还没有被父母送到学校去，那么，将按照规定发通知指出他父母的失职。当然，贺拉斯·曼也认为，不重视普及教育的致命后果不会立即反映出来，它不会像雷声紧随闪电而至那样，因为要使它成气候需要时间，像缓慢积累而发生的雪崩一样，越是推迟发生，越是危险和可怕。
最后，还应该指出的是，贺拉斯·曼认为，普及教育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所有人生来是平等的，都能容易地提高到一个共同的水平。贺拉斯·曼在给他的姐姐的信中曾写道：“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实际上，人具有一些甚至许多合适的冲动力，使他们能够做更多的事情。” [29] 当他在《公立学校》杂志上指出普及教育的可能时，那就更清楚了：“你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的能力是如此的高，而不需要一种作为保护者的教育；你们之中也没有一个人的能力是如此的低，而不能接受一种提高智力的教育。” [30] 可以说，这也是贺拉斯·曼致力于普及教育事业的基点之一，从这里他找到了对他自己的普及教育信念的支持。
面对独立后的美国社会发展，贺拉斯·曼强调说：“时代起了变化，一个不同的美国需要一种不同的学校。” [31] 他所说的“一种不同的学校”就是公立学校。贺拉斯·曼认为，公立学校是实现普及教育的一条最好的途径。如果没有公立学校，也就不可能实现普及教育。如果一个社会的公民受过公立学校教育，那么这个社会就能获得成功。总之，贺拉斯·曼把公立学校看成共和国的一个工具、一种民主的学校、公民教育的中心以及参与公共服务的基地。
贺拉斯·曼认为，公立学校将对所有儿童开放，由州和地方社区提供，作为每一个儿童天赋权利的一部分。它对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儿童一视同仁，不仅免费，而且提供教学质量好的教育。它不属于任何教派，而接受所有教派、阶级和背景的儿童。他强调说：这种“公立学校是这样的一种机构。它能够在良好的知识和道德的范围内招收和训练儿童……这种机构是人类的伟大发现；我再重复一遍，公立学校是人类的伟大发现”。 [32] 在贺拉斯·曼看来，公立学校就是全体儿童都能入学的学校。它通过教育和教学，给每一个儿童提供一条自由的、正确的和可靠的道路，使他们成为从愚昧无知直接地走向掌握文化基础知识和明确公民基本责任的一个人。对于贺拉斯·曼提出的公立学校模式，当代美国教育史学家克雷明就做过这样的评论：“贺拉斯·曼提出的公立学校模式，体现了在一个共和国里教育是必需的原理。它将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受到税收基金支持的。通过容纳所有信仰、阶级和背景的儿童……它将点燃一种友好的精神和共同的期望……” [33]
公立学校应该是由公众管理的和得到公众支持的。贺拉斯·曼认为，对公立学校来说，公共管理是一个中心问题。除了公立学校对州的所有儿童开放外，更重要的是，在公立学校教育计划中所提出的教育目的对所有儿童应该是真正共同的。此外，负责公立学校管理的学校委员会应该由民选的立法机构成员和校外人士组成，其委员应该定期访问学校、检查教师的教学工作情况以及审定儿童所要学习阅读的书籍。在贺拉斯·曼看来，只要得到公共资金的支持并由公众来管理，公立学校就能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和发展。
为了使所有的儿童能在公立学校受到更完善的教育，贺拉斯·曼强调指出，公立学校应该拥有好的校舍、图书馆和设备。首先是公立学校的校舍建筑。贺拉斯·曼认为，对于公立学校来说，首先是校舍的状况、建筑的数量。他到各市镇地区作视导时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的校舍是否方便和舒适？如果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在《第一年度报告》的“附录”里，贺拉斯·曼讨论了关于通风和取暖、教室的大小、课桌和座椅的合适种类、房间的窗户和灯光、操场面积以及建筑物的位置等问题。例如，他谈到在一些公立学校的校舍里，与课桌相配的每一个座椅仅仅是一根竖在地上的木桩，没有靠背，其中的一些座椅又是那样的高，以致儿童的脚不能碰到地上，可以说只有强迫压制才能使一个活生生的儿童仍然坐在这样的座位上。针对这些情况，贺拉斯·曼明确指出：“我们公立学校的校舍建筑——这个问题竟是如此少地受到注意，然而它是极其重要的。” [34] 在贺拉斯·曼看来，好的校舍应该是一所公立学校的基本要求之一。校舍提供清洁的和舒适的学习环境，不仅对教学工作顺利进行是必要的，而且对儿童的发育也是必要的。
其次是公立学校的图书馆。贺拉斯·曼认为，每所公立学校必须建有图书馆，并添置好的图书。在《第三年度报告》中，他主要论述了公立学校图书馆的问题。他说：“公立学校图书馆的好处是一个近代的发现。……好的书籍对年轻人心理的作用，就如温暖的太阳和使人清新的春雨对在冬天的森林里埋着的种子的作用一样。” [35] 在贺拉斯·曼看来，一个学校图书馆将是使儿童对他们的学习感兴趣的一个最有价值的辅助者。因此，图书馆应该与公立学校一样，能够在每个地区甚至在最偏僻的乡村建立，使所有的儿童都能够进入图书馆，并在那里阅读各方面的书籍以增进自己的知识。贺拉斯·曼说：如果能够这样的话，“一个新的天空将覆盖在他们的头上，一个新的地球将延伸在他们的脚下”。 [36] 此外，贺拉斯·曼还认为，在州的每一个学区里应该建立一个免费的流通图书馆，对学区内的所有儿童开放，离儿童的住宅区的距离步行约半小时。他把这看成是普及的公立学校教育的继续和补充。
最后是公立学校的设备。贺拉斯·曼认为，对于每一所公立学校来说，学校设备也是极其重要的。他曾指出：“实际上，在任何的州和国家里，我都没有见到一所好的学校会没有一块黑板的，也没有见到一位成功的教师会不是经常使用它的。” [37] 在贺拉斯·曼看来，黑板是教室的一个普遍的和必要的附加物。此外，他提出，当儿童进入公立学校后，应该给他们提供一块石板和笔，以便用来练习书写和绘画等。
贺拉斯·曼提出，公立学校的科目应该包括阅读、书写、算术、英语文法、历史、地理以及人体生理学、公民道德、宗教常识等。概括地讲，公立学校应该注意体育、智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宗教教育等。
在体育上，贺拉斯·曼认为，无论对个人来说，还是对社会来说，健康的体魄都是十分重要的。他强调说：“在人类现世昌盛中，健康和体力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因此，公立学校要对儿童普及人体生理学或健身法则的知识，使儿童不仅受到健康卫生规律知识的教育，而且养成健康卫生的习惯。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体生理学应是公立学校课程中一门不可缺少的学科。在贺拉斯·曼看来，公立学校是传授健康卫生知识的唯一合适的机构。他真诚地希望：“愿我们把人体生理作为一门不可缺少的学科引进公立学校，但愿任何一个不能精通生理学的主要原理并将它们应用于生活中的各种环境的人都不得成为教师。”
在智育上，贺拉斯·曼认为，对于创造财富来说，智育是主要的条件。除了扩散原有财富的力量外，智育还有创造新的财富的显著优点。他强调说：“如果智力开发先行，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的无数贡献一定会随之而来。”
在贺拉斯·曼看来，智育是消除贫困和确保丰裕的一种手段。通过公立学校的智育培养有智慧的人，就能创造或开发新的财源，即以前任何人都不曾有过或不曾梦想过的财源。反之，如果人类智慧灭绝的话，那将立即会使人类陷入野蛮状态的软弱无力和绝望之中。
在政治教育上，贺拉斯·曼认为，对于一个有智慧的公民的培养来说，政治教育也是重要的。他所说的“政治教育”，就是关于政治知识和政治基本观念的教育。通过政治教育，可以对儿童进行立法、共和国、选举等方面的教育，使他们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了解共和国政府的性质、了解宪法以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是，贺拉斯·曼建议，在政治教育时，应该“用那些所有人都接受、所有人都相信、形成我们的政治信念的共同基础的关于共和主义信条的论文对一切人进行教育”。
在道德教育上，贺拉斯·曼认为，公立学校应该重视道德教育，向儿童灌输适宜的道德观念。因为“道德教育是社会存在的基本需要”。
世界上各个时代的道德家在自己的说教书册中揭露了当时存在的罪恶及其丑恶现象，向人们提出了告诫；讽刺家在自己的辛辣散文中严厉地鞭挞这些罪恶；戏剧家把这些罪恶作为荒谬的现象搬上舞台，教导人们去蔑视它们。但贺拉斯·曼更相信，公立学校的道德对成人的习惯和品德的早期培养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在一个人的童年时代就培养他走正路，那他成年以后就不会离开它。作为公立学校的教师来说，他们应该熟悉儿童的优点和错误，熟悉儿童的倔强任性和柔顺易教等特点，利用最有利的机会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
在宗教教育上，贺拉斯·曼认为，公立学校也应该进行宗教教育，对儿童灌输以《圣经》为基础的一切基督教道德。他曾这样说：“马萨诸塞州的学校制度既不是反基督教的制度，也不是非基督教的制度。”
但是，贺拉斯·曼反对强制儿童去接受任何教派的宗教信仰。因为宗教教派之争进入公立学校中，这对儿童的教育和培养是极其有害的，甚至可以说是在毁灭学校。《圣经》作为一本陶冶习惯和品德的书籍，儿童应该阅读，但教师不必加以评论。贺拉斯·曼因而受到了宗教保守派人士的反对和围攻。应该看到，尽管他在学校与教会分离上采取了调和的态度，承认宗教教育在公立学校中的地位，但在使公立学校摆脱教会控制上走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
无疑地，贺拉斯·曼把公立学校看作一切文明力量中最有效和最宽厚的力量，并为公立学校的改善和发展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因此，在《第十二年度报告》中，他曾满怀激情地写道：“我曾在12年中为它贡献了我的财力、我的精力、我的健康，无疑，若不是由于健康原因，在我有生之年可能要再为那个制度服务12年……”
自贺拉斯·曼担任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秘书后，他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论述了公立学校教师的重要性，强调了师资训练的迫切性。
贺拉斯·曼认为，教师是学校的主持者和知识的传播者。如果那里没有好的教师，那里就肯定没有好的学校。好的教学，也只有通过好的教师才能进行。一个好的教师，甚至能够把教育从完全的失败中挽救过来。
首先，教师应该具有好的品质。早在《第一年度报告》中，贺拉斯·曼就列举了教师的品质，例如，关心和热爱儿童、虔诚、公正、尊重真理、爱国、仁慈和善良、庄重、勤勉和节制等。在他看来，这些都是以共和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所需要的品质。总之，教师要成为美德的榜样。在教育和教学中，“教师的态度更胜于父母，因为这种态度有父母的温馨和警觉性而没有父母的感情，容易导致不明智的溺爱和纵容”。
他们不会使儿童因行为不当而受到奚落、嘲笑和责骂，也不会使儿童由于害怕而张皇失措、精神恍惚或心慌意乱。教师不仅具有良好的行为和道德，特别是热爱儿童，而且愿意把他们的全部精力献给教育这一伟大工作。
其次，教师应该有丰富的知识。贺拉斯·曼认为，教师对所教的课要非常熟悉，以便在课堂教学中做到敏捷果断、前后连贯、随机应变、应付自如。由于教师对教学内容是精通的，因此，他在教学时所提出的问题能使全体儿童的思想处于活跃状态，又能使问题的难易程度适合他们的能力。贺拉斯·曼还建议教师阅读有权威性的教育著作和教育期刊。
再次，教师应该有好的方法。贺拉斯·曼认为，教师如果懂得如何去教，他就能使儿童保持注意力，并忙于那些有益的、有趣的事情。如果教师用好的方法教学，那么只要有一半的时间就能产生更大、更好的效果。在讲课方式上，贺拉斯·曼建议美国公立学校教师应该学习模仿德国学校教师。在《第七年度报告》中，他曾详细地描述了德国学校中一个班级的上课情形：“我走进了一个有60名6岁上下的孩子的教室。孩子们刚刚坐好，所有人都微笑着，期待着。他们入学才仅仅几个星期，但早已产生了对学习的热爱。教师站在学生面前，说了一句幽默的话，引起了整个课堂一阵轻轻的笑声，并卓有成效地抓住了学生的注意力，然后，他做了个手势要大家安静下来，课堂里就鸦雀无声了，然后，他说了仅有一个句子的恳求，对他们要求说，既然他们来到一起学习，他们就可能成为优秀的勤奋的学生。然后，他对他们说到美好的天气，问他们关于季节、关于各个季节中正在结果实的各种果树，他们知道些什么，询问他们树木在做房子、家具时的用途，等等。他常说些使全班活跃起来的逗趣的话，但从未有引起任何秩序混乱的征兆，在他进行约20分钟亲切的谈话时，教师的态度一点没有轻薄或不庄重的表现；那种态度既尊严又幽默，他时而引起儿童发出一阵轻轻的笑声，这笑声较之流泪更有利于使儿童的心理处于善于接受的状态。”
最后，教师应该有热情。贺拉斯·曼认为，充满热情的教师能与班上的儿童融为一体，对他们进行激励和鼓舞，给天性不太活跃的儿童注入活力，给信心不足的儿童鼓励打气，给学习好的儿童提出新的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的这种热情燃起了学生的热情。他用自己的热情使他们的热情高涨到最高点。这样的教师的手下是不会有无所事事的、恶作剧的、悄声说话的学生，棍棒也无用武之地”。
贺拉斯·曼指出，女性比男性更适宜担任公立学校教师。他强调说：“女性赋有更强烈的母性本能，她们对儿童群体天然的爱，她们的性情中有更优良的温柔和耐心——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她们在管理儿童少年时温柔而不严峻，以期望而不是以恐吓作为行动的动机，运用各种鼓励的艺术而不是用烦恼和强迫。”
在贺拉斯·曼看来，妇女是儿童的母亲，因此无论是她们的性格，还是她们的态度，都更适合于学校教育工作，自然地成为儿童的教育者。由于贺拉斯·曼的大力呼吁，公立学校聘用女教师趋于普遍。据统计，从1837年到1848年，马萨诸塞州女教师人数的增加是男教师的35倍；到1848年时，女教师已占公立学校教师人数的68%。
贺拉斯·曼把教师工作看成是职业性的；而且，教育职业是社会中最高的一种职业。因此，他确立了教师必须受到良好训练的原则。他不希望公立学校继续聘用那些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来服务。早在《第一年度报告》中，贺拉斯·曼就提及公立学校教师质量的问题，指出大多数教师所受到的教育是不够的，许多教师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不少教师把教书作为寻找一个更有吸引力的职业的跳板，因此，缺乏充分而完善的训练是公立学校教师质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提供良好的师资训练，贺拉斯·曼主张必须建立“师范学校”，专门训练教师如何去教。他清醒地认识到，在公立学校制度上要有任何有意义的改进，首先依靠于好的教师；而好的教师只有通过一种仔细设计的教育才能被培养出来。因此，贺拉斯·曼说：“我把师范学校看成是一种新的进步的方法——为了人类历程的改善。” [38] 在《第十二年度报告》中，他重申了自己在师范学校方面的信念：“没有师范学校，公立学校将不会繁荣。需要补充足够的有能力的教师，但没有师范学校，正如我们希望穿衣服但没有裁缝，希望戴帽子但没有制帽子的人，希望戴手表但没有制造钟表的人，希望住房子但没有木匠或泥瓦工。”贺拉斯·曼甚至认为师范学校的建立比图书馆的建立更为重要，师范学校应该提供一大批受过专门训练的教师加入公立学校教师队伍中去。
在训练教师如何去教的问题上，贺拉斯·曼认为，师范学校不仅要在将来所教的科目和教学方法上对学生进行训练，而且要让他们进行教学实习。师范学校的具体课程应该包括：阅读、书写、语法、修辞、逻辑、算术、代数、几何、历史、地理、人体生理学、自然历史、自然哲学、基督教道德原理以及教学理论和技巧等。在赴欧洲国家访问考察之后，贺拉斯·曼努力把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理论和方法介绍到美国来，希望教师采用直观教学方法来进行教学。
在贺拉斯·曼看来，通过师范学校提供的良好的师资训练，教师将成为受过专门教育的人。“他们的语言是很好地选择过的，他们的声音与语调是正确的和有吸引力的，他们的行为举止是文雅的和优美的，他们所有的谈话题目是振奋人的和有教益的，他们的心灵的慈祥是永久地被保持的……以及他们在可能进入的圈子里都能散发出一种无法形容的魅力。这样的一个人应是每一所学校的教师”。 [39] 贺拉斯·曼甚至把教师与律师做一比较，希望教师能够精神焕发、才华横溢、口若悬河、风度宜人，否则就会像律师一样在败诉同时又使自己声名扫地。
要使公立学校得到改善和发展，教师的选择也很重要。因为“在一个好的教师和一个差的教师之间，正如在阳光明媚和乌云密布之间一样，存在着许多不同点”。 [40] 贺拉斯·曼强调指出，选择教师应该是学校委员会的重要职责之一。对教师资格的第一个考查是看他能否引起和维持班级学生的注意力，这应该被看成是教师绝对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在他看来，如果一位教师不能做到这样的话，那么不需要进一步询问，就可以得出他不适合担任公立学校教师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