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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立学校运动是美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教育变革运动。这场教育变革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是美国公共教育思想在19世纪美国广泛传播和深入影响的结果。它不仅有助于美国近代公共教育制度的确立，而且也推动了美国公共教育思想的发展。这场为公立学校教育的实现而进行的斗争，不仅是美国教育史上，而且是美国历史上重要而迷人的一个篇章。
美国独立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西部开拓、移民和人口激增以及巨大的都市化运动，对学校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此同时，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也为学校教育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物质条件。早在1779年，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逊（T. Jefferson）就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上提出了题为“更广泛地传播知识”的提案，要求建立一种免费的公立学校制度，以便使每一位公民都有权利得到一种好的教育。尽管这个提案最后没有被通过，但却预示了19世纪美国公共教育的发展。
在美国历史上，从1820年到1850年这一时期是社会改革的一个重要时期。公共教育普及作为社会改革的一部分，是新的民主精神的一种表现。在这一时期，有许多改革是昙花一现的，但通过公立学校而发展的公共教育成为近代美国社会的最伟大的成就。
但是，19世纪初期美国的公立学校很少得到公众的支持，致使公立学校只有差的校舍、差的设施、差的教师、差的课本、差的教学。面对公立学校如此落后而需要改善和发展的状况，许多社会人士和学者在公众面前做讲演，撰写文章、小册子和报告，还组织了很多教育团体和学会，为公共教育在美国的发展进行宣传鼓动。到19世纪40年代，在美国至少已有24种教育刊物，传播公共教育思想。在那些社会人士和学者中，有宾夕法尼亚州的物理学家拉什（B. Rush）、新英格兰的律师沙利文（J. Sullivan）、特拉华州的知名人士科拉姆（R. Coram）、佛蒙特州的法官奇普曼（N. Chipman）、纽约州的霍利（G. Hawley）、俄亥俄州的刘易斯（S. Lewis）、伊利诺伊州的爱德华兹（N. Edwards）等，其中最重要的是马萨诸塞州的贺拉斯·曼和康涅狄格州的巴纳德。一些教育团体和学会在公立学校的发展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1849年成立的由贺拉斯·曼担任主席的“美国教育促进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特别要指出的是，公共教育思想受到了美国独立后早期的政府领导人的重视。例如，美国的开国元首华盛顿（G. Washington）曾指出：知识是每个国家和每个公民幸福的可靠基础。“为了普及知识，其主要目标就是要建立学校”
。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也认为，如果人类的生活像我们所希望和相信的那样应该一步一步地改善的话，教育应该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主要手段。因此，对于美国来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能为最富裕的和最贫穷的公民共同享受的普及的公立学校制度。
此外，公共教育思想也受到广大民众尤其是工人的欢迎。工人在提出政治和经济要求的同时，也提出了普及教育和教育机会平等的要求，并希望通过公立学校获得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例如，早在1799年，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机械和制造工人协会就向该州议会递交请愿书，提出“自然慷慨地赋予正在成长的一代人以才能，但他们的成长却受到了忽视。然而，一种公共教育将使他们有效地根据民众利益和他们自己的声誉去参加生活。……我们恳请州制定法律，为所有的儿童建立公立学校” [1] 。又如，纽约工人运动的早期领袖R. D. 欧文（Robert D. Owen）1830年4月在《公共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最适合民众的教育是公共教育，因为它不仅是为全体人民提供的，而且是对全体人民平等的。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世纪中期在美国兴起了一场为公共教育的实现而进行的战斗，即公立学校运动。1830—1860年在美国教育史上被称为公立学校运动时期。在这场公立学校运动中，社会人士、教育家和民众所追求的是一种对所有儿童开放的、依靠公共税款支持和实行公共管理的、不属于任何教派的、统一的和免费的公立学校制度。
这场遍及很多州和影响广泛的公立学校运动，力图摆脱欧洲教育的传统，体现出美国教育的特色。具体来讲，它把公共教育作为美国教育的基本模式，希望建立起公立学校——公立中学——州立大学的单轨教育阶梯。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К. Д. Ушинский）在《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1857）一文中就明确指出：美国公共教育是一种新思想，“现代的公共教育在美国是在一种崭新的思想影响下出现的。”
在公立学校运动中，公共教育思想的传播在美国社会上遭到了一部分人的反对，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反对公共教育的人甚至说：与其把儿童关在什么也学不到的校舍里，不如让他们在棉花田或玉米田里度过。这充分说明为公共教育的实现而进行的战斗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作为19世纪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领导人，贺拉斯·曼和巴纳德坚持不懈地宣传公共教育思想，从而使民众逐步接受了公立学校的模式，并把公立学校与实现自己的信念和期望联系起来。1852年，马萨诸塞州颁布了美国第一个普及教育法令，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正是通过公立学校运动的兴起，美国公立学校的入学人数在5～19岁的人中的比例，由1830年的35%增加到1870年的61.1%。
当然，自公立学校运动兴起后，公立学校发展的速度在各州的情况是不同的。在以马萨诸塞州为代表的新英格兰地区，公立学校的发展特别快；中部地区因公众的支持比较勉强，所以公立学校的发展比较缓慢；西部地区公立学校的发展从联邦的资助中得到了最初的和很大的动力；而南部地区还没有建立起公共教育制度。
随着公立学校运动的兴起，师资训练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1829年S. R. 霍尔（S. R. Hall）出版的《学校管理讲演集》（ Lectures on School-Keeping ），是第一本在美国流行的师资训练方面的教科书。在这本教科书中，有一节专门论述教师的必需资格，列举了在能力、个性、责任以及课程知识方面的要求。1839年，马萨诸塞州在贺拉斯·曼的倡导下建立了第一所公立师范学校。从19世纪50年代起，各种教育团体和学会的讲演以及教育刊物的文章都对教师训练问题给予了注意。纽约州的一位教育学者O. 泰勒（Orville Tayler）就建议说：“在我们具有特色的公立学校里，教学将成为一个具有特色的职业。……一位教师将为他自己的工作做准备，就如一位律师在任职前所做的准备一样。” [2]
由于贺拉斯·曼、巴纳德等很多社会人士和教育家的不懈努力以及民众的支持，公立学校运动在美国取得了初步的但具有重要意义的胜利。对于公立学校制度这一种独特的美国革新，波兰革命者德格鲁斯基（A. G. De Gurowski）在《美国与欧洲》（
America and Europe
）一书中赞赏地指出：“美国社会的未来的祸福将建立在公立学校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别的基础上。公立学校是真正的美国社会和人民的精神、意志以及特征最高尚和最光辉的表现形式。……在欧洲这个文雅阶级的文明社会里，教育并没有超出个人训练的范围；唯有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家在新英格兰地区、马萨诸塞州的倡导和率领下，拥有明智的和受过教育的民众。”
1865年的南北战争是第二次美国革命。它的胜利为美国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打开了道路，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到19世纪末，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首位。这无疑为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教育如何迎接南北战争后新形势的挑战，在当时已成为一个迫切的和重要的问题。已在美国教育传统中扎下根来的公立学校在南北战争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有人这样说，公立学校已影响了美国大部分儿童。对公立学校发展的强有力支持和资助，首先应归功于普及教育法令的颁布。到1900年时，包括美国北部和西部大部分州的32个州都已像马萨诸塞州一样颁布了普及教育法令。美国国会也开始讨论一些旨在促进公立学校发展的提案。例如，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布莱尔（H. W. Blair）在他的提案中就明确提出，联邦政府应该对需要进一步普及教育的州和地区提供资助，当然接受联邦政府资助的那个州和地区也必须具备一些条件，其中第一个条件就是那里已建立了一个为所有儿童提供的公立学校制度。布莱尔的观点引起了美国社会人士和公众的极大反响。差不多在每一个州里，人们都组织起来为公立学校而战。他们推动本州颁布兴学法令，大造教育舆论，增加教育税收。尤其是南部地区在公共教育方面，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
公立学校运动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入学人数的增加上。由于州政府兴办和管理教育已成为共识，以及普及义务教育已成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因此，公立学校数量激增并延长入学年限。据统计，1898年，公立学校入学人数已占5～18岁儿童的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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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表现在课程内容的扩展上。为了适应南北战争后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公立学校的课程内容继续拓宽。在19世纪80年代末，公立学校学习时间将近80%花在阅读、书写和计算上；但到1900年时，对自然科学基础以及手工训练课程的强调已在阅读、书写和计算之上，并开始注意儿童能力的培养以及与实际的联系。1893年，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还任命了“十五人委员会”，专门研究了公立学校课程问题。最后表现在教学方法的改革上。在南北战争后，由于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J. H. Pestalozzi）教育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公立学校开始采用直观教学方法；到1990年时，由于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J. F. Herbart）教育原理的传播，很多公立学校已根据“五段教学法”
来组织课堂教学。
随着公立学校的发展，公立师范学校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向专业化方向迈进。社会人士、教育家和公众都已接受这样的观点：有好的教师，就有好的学校。各州的立法机构对师资训练极为重视，并对公立师范学校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资助。据统计，在当时美国45个州中，大部分州已建立公立师范学校。到1897年时，公立师范学校已有167所，入学人数4624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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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学校的课程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课程；二是文化知识课程；三是教育实习课程。应该指出，师范学校的发展无疑反过来推动了公立学校运动的发展，同时通过受到专业训练的教师提高了公立学校教育的质量。此外，女教师的数量也增加了。“到19世纪末，初等学校中女教师逐渐占据多数。她们大约占所有公立学校教师的八分之七”。
美国著名教育史学家克伯莱（Ellwood P. Cubberley）在《美国公共教育》（
Public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一书中曾明确指出：在美国公立学校运动中，“贺拉斯·曼与巴纳德的成就影响了北方各州，并鼓舞了其他地区为教育事业而奋斗的战友们。几乎所有与他们同时代的其他各州的教育先驱们也都在为实现州立学校和州立制度、州立管理而奋斗”。
但是，由于美国实行地方分权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因此，各州的情况不尽相同。“从1890年起，或确切地说从1900年起，实施强迫教育的理想才接近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
还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公立学校制度在美国确立并取得合法地位，但由于传统教育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加上客观条件的不足，因此公立学校教育的状况不尽理想。当代美国教育史学家克雷明（L. A. Cremin）在他的《学校的变革》（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
）一书中曾做了具体的描述：“19世纪90年代的学校始终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地方，各地都面临着学生、教师、教室以及美元的问题。”例如，校舍光线暗淡、暖气不足、不卫生、到处有裂缝；未经培训的教师盲目地让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死记硬背和复述毫无意义的冗词赘语；农村学校依然不分年级和质量低劣地进行教学等。
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19世纪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伟大和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成就。在美国公共教育制度的发展中，公立学校运动代表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基础的和初等的公立学校教育使得以“美国教育阶梯”而著称的那个教育结构有可能得以构建。美国教育史学家韦布（L. D. Webb）指出：公立学校运动“成功地为美国公共教育制度奠定了坚固的基石，并获得了广泛的公共支持”。
美国教育史学家斯普林（Joel Spring）也指出：公立学校运动“把前一代人的许多教育理念付诸实践”。
公立学校体现了美国在世界教育史上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在社会、文化和智力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公立学校制度确立的历史意义来说，它甚至可以与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相媲美。美国公立学校运动以及公共教育思想充分体现了美国教育的特色，在美国教育史上构成了极其重要而光辉的篇章。
在19世纪美国公立学校运动中，有很多社会人士和教育家为公立学校的实现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公立学校运动兴起时期，最有影响的是贺拉斯·曼和巴纳德；在公立学校运动发展时期，最为突出的是哈里斯。
作为早期公立学校运动的领导人，贺拉斯·曼对公立学校充满了无限的信念。为公立学校的实现而进行的斗争是美国教育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在贺拉斯·曼的积极领导下，马萨诸塞州在许多方面成为全国普及教育的典范。从1837年起，美国几乎有2000多份各州的教育年度报告，但没有一份像贺拉斯·曼的教育年度报告那么好。贺拉斯·曼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为19世纪美国公立学校运动指明了方向，确立了基本原则，初步奠定了公立学校制度的基础，促进了整个美国的公共教育事业，从而被誉为美国公共教育制度的创立者。美国教育家、“进步教育之父”帕克（F. W. Parker）曾指出：“贺拉斯·曼可以与开国元首华盛顿和颁布《解放黑奴宣言》的林肯（A. Lincoln）并列为美国最伟大的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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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在贺拉斯·曼100周年诞辰纪念大会上，艾奥瓦州的学校督学萨宾（H. Sabin）在讲演中说：“在美国教育家的年鉴中，贺拉斯·曼的名字列在其他所有教育家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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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地，在19世纪美国公立学校运动中，作为最伟大的人物的“贺拉斯·曼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典范”
。因此，有的美国教育学者说，在美国教育史上，如果说20世纪前半期以杜威（J. Dewey）为标志，那么，在19世纪前半期则以贺拉斯·曼为标志。
但是，贺拉斯·曼本人认识到，他在公立学校运动中取得的胜利也依靠了其他教育改革者，例如，马萨诸塞州的卡特（J. G. Carter）、康涅狄格州的巴纳德、密歇根州的皮尔斯（J. Pierce）等人的帮助，更依靠了社会公众的支持。贺拉斯·曼自己曾这样说过，他很幸运地成为19世纪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先驱者。美国教育学者温希普（A. E. Winship）这样指出：“如果贺拉斯·曼没有许多有影响的朋友，那么，他作为马萨诸塞州公立学校制度的领导人是不能取得如此成功的。伟大的美国教育家之一亨利·巴纳德就是他的最好的朋友之一。” [7]
在19世纪美国公立学校运动中，巴纳德是贺拉斯·曼的一个亲密的同事和朋友。他在担任康涅狄格州公立学校委员会秘书后不久就与贺拉斯·曼相识。巴纳德比贺拉斯·曼年轻15岁，大约在贺拉斯·曼开始在马萨诸塞州进行教育改革的同一时间，他开始了自己的教育生涯。尽管他们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但他们在公立学校的重要性和作用方面的观点却是非常相似的。“贺拉斯·曼和亨利·巴纳德在这一点上是连在一起的——作为伟大的美国公立学校制度的两位缔造者”。 [8]
巴纳德的一生是为美国公立学校而献身和不屈不挠工作的一生。美国教育学者温希普说：巴纳德具有“科学家的直觉、历史学家的容忍、政治家的自信以及改革家的热情”。 [9] 美国教育学者梅奥（A. D. Mayo）说：巴纳德“在最进步的理想上制订了一个完整的公共教育改革计划”。 [10] 可以说，巴纳德的名字总是与19世纪美国公立学校事业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他在1867—1870年曾担任美国联邦教育部第一任教育行政长官，因此，美国教育史家格莱夫斯（F. P. Graves）甚至这样说：“巴纳德曾是美国教育行政的领导人。他的生涯并不如此惊人，但是就更大的和更多的富于成效的教育成果来讲，甚至超过伟大的贺拉斯·曼。” [11] 巴纳德有时也被称为“美国学校管理之父” [12] 。
在为美国公立学校的实现而战的这场伟大而艰巨的战斗中，巴纳德和贺拉斯·曼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结下了真诚的友谊。作为更年轻一些的教育学者，巴纳德把贺拉斯·曼看作更有经验和更为聪明的教育家，经常给贺拉斯·曼写信寻求帮助和指导。例如，在1839年1月16日给贺拉斯·曼的信中，巴纳德写道：“……请你告诉我们，你在马萨诸塞州师范学校方面做了些什么。” [13] 在1841年7月3日给贺拉斯·曼的信中，巴纳德又写道：“请谈谈你在公立学校发展方面的行动计划。……” [14] 巴纳德还经常邀请贺拉斯·曼去康涅狄格州视导公立学校和参加教育会议。当贺拉斯·曼1848年辞去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秘书职务时，巴纳德感到美国公共教育事业将会因这样一位最卓越的领导人的离去而受到损害。与此同时，作为更年长一些的贺拉斯·曼，在通信中不断鼓励巴纳德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例如，在1844年6月23日给巴纳德的信中，贺拉斯·曼写道：“假如罗得岛州通过了那个提案，它将具有世界上最好的公共教育制度之一……将使大多数人民获得新生。” [15] 在1848年10月4日给巴纳德的信中，贺拉斯·曼又写道：“……你看上去总是脸色红润和声音洪亮。在你那里有很多教育种子，在它们被撒播之前你将不会死去。” [16] 贺拉斯·曼曾对巴纳德说：“我的整个心是与你在一起的。” [17] 在贺拉斯·曼看来，巴纳德在教育行政领导上是最有能力和最杰出的人之一。
在19世纪美国公立学校运动中，哈里斯也是一位统帅人物。但他与贺拉斯·曼和巴纳德相比，显然是公立学校运动后期的领导人。因为哈里斯开始投身于公立学校事业时，正是贺拉斯·曼去世的那一年。应该说，哈里斯敏感地认识到公立学校的胜利必须得到巩固，继续了贺拉斯·曼、巴纳德以及他们同时代人的开拓性工作。当代美国教育史学家克雷明曾明确指出：对于哈里斯来说，“一方面，他依然是南北战争前所取得的胜利的伟大巩固者；另一方面，他最终使公立学校制度合理化了”。
最后，“哈里斯终于巩固了贺拉斯·曼所发起的革命”。
毫无疑问，对于美国19世纪公立学校运动的最终胜利，哈里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并载入美国教育史册。
当然，如果把哈里斯与贺拉斯·曼这一代人的工作做一比较的话，他们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差别的。那就是：“贺拉斯·曼的公立学校实际上有助于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哲学支配的社会秩序；哈里斯的公立学校只不过在巩固一种早已存在的社会秩序方面起些作用。”
最后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作为19世纪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领导人，无论是贺拉斯·曼和巴纳德，还是哈里斯，他们都表现出对美国工业化和都市化运动的一种敏锐性，自觉地去思考公共教育和社会进步的关系问题，大力呼吁发展公立学校，建立公共教育制度，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同时，在为美国公立学校的实现而战斗的过程中，他们又都有意识地向欧洲国家学习，分析考察欧洲国家的学校教育制度，阅读研究欧洲教育家的理论，极大地开阔了自己的教育视野，并在借鉴和吸收的基础上创造了具有美国特色的教育发展道路。最后，他们都对公立学校的发展抱有无限的信念，克服各种困难和障碍，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为公立学校制度在美国的确立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公立学校的概念和公立学校制度在美国的实现主要归功于像贺拉斯·曼、巴纳德、哈里斯那样的教育政治家的理论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