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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城市既表现为社会理论的主题，又表现为有关社会理论的原始（西方）文本资源，即柏拉图的《理想国》呢？在那里，城市与讨论有关（人们认为这种讨论是在城市中形成的），与所讨论的“是什么”（国家正义与发展）有关。《理想国》回忆苏格拉底如何提出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描述理想国形态的问题，以及一个“让我们相信它能够被实现和表明它如何实现”的问题（ v 473，Chapter ⅩⅧ，178）。这意味着在交谈中，我们不只谈及正义，而且在做正义的事情，并且如果与此相协调，就能够认为我们自己实现了正义和证明了正义是如何实现的。这也意味着，一种解决城市问题的筹划，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在这场谈话中展现自己，就像某类城市的诞生一样。假如正义在言谈中描述了提问环境，那么《理想国》提出要在这样一种成就中表现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斗争。柏拉图想通过会话实践把正义落到实处，在共同努力的实践中，这种方式能够在我们之中和我们之间得到具体化。
如果这个理想国是在具体的对话实践和提问环境中，那么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不是制定和实现理想，而是处理行动后果，也就是说，处理生命及其所不断提醒的我们的极限。这意味着，这样一个共同体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重新制造不断困扰它的虚无主义。因此，柏拉图向我们表明了这种理想国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我们如何可能被说服。但是，只有当我们面对作为理性极限的眩晕时才会被说服。这意味着正义并不是某种乌托邦式的梦想，而是伴随着对眩晕的经验而产生的，并在其后必须有保证。无论城市的力量还是对城市探究的力量都并不完全在于目标或里程碑的实现，而且在于表明（实现）对其自身眩晕的可论证和令人愉快的“解决方案”的能力。
城市至少以两种方式与这种讨论有关。首先，与自然不同，它不是一种被欣赏、被敬畏或者在技术上采取行动的（如在崇高中，在安静的地方休息或度假时的放松，培育植物，驯养动物，在运动中锻炼身体）一成不变的环境，而是涉及共同相互影响的机会，在这种语境中，从试图相互说服中释放出来的对我们产生强烈影响的激动和挫折，会提高我们的责任感和敏锐性。城市是这样一个对话场所，因为它就是我们对世俗影响的渴望必须与我们努力说服对方所释放的“巨大”力量发生冲突的场所。城市体现了这样一种危险，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起到了鼓励人们交谈的作用。我们在《理想国》的开篇就看到了这一点，一群年轻人试图说服苏格拉底和他的朋友格劳孔，阻止他们逗留，和他们一起去克法洛斯家。
苏格拉底，玻勒马库斯说，我确实认为你要赶回城里去，扔下我们不管。
你猜对了，我说。
嗯，他说，你看到我们是一大群人？
我看到了。
除非你是我们的对手，否则你必须留在这里。
难道没有别的选择吗？我说：我们也许可以说服你们，然后你必须放我们走。
如果我们拒绝听，你怎么说服我们呢？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格劳孔说。
好吧，我们会拒绝的。你们可以下定决心走了。（chapter 1，i.327-331 D，3）
在这里，对话本身的原始问题是通过力量、人数和拒绝的数量提出来的。与之相匹配的欲望可能会被压倒，被默许，正如我们之间根据数量做出的任何决定一样，数量强加的力量必须受到质疑。在最好的情况下，说服本身可以用一种拒绝屈从于 它的 力量的姿态被拒绝。虽然苏格拉底暗示，他可以通过理性说服来战胜数字的力量，但是柏拉图更深刻地暗示，即便他取得成功，本身也是对一种力量的运用（他的说服力的力量），最终可能会撞到拒绝的砖墙上。这不仅是共同体“内部”的行政问题，也是共同体与外界的关系问题。在这里，被理想化的提问环境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采取的拒绝措施的能力。“如果你们拒绝的话，我们就无法与你们交谈。”格劳孔说，玻勒马库斯用他们会永远拒绝的承诺来进行反驳。集体实践的精神永恒性必须领会和表现拒绝的声音，而这种拒绝的声音是真正艺术的一部分。
对提问环境的承诺可能会以相同方式受到内在和外在数的力量的诱惑，即这样的提问方式不仅必须使自己相信可以在最好的意义上实现，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它必须同意自己拒绝相信这一点或听从自己的意见（它的顺从，它在面对任何行动“荒谬”的犹豫不决时无所作为的倾向），而且必须进一步说服自己，在一个受数的力量支配的世界中，它是一个少数群体，这并不表示它的不可能性，而是实现它的必要条件（这种永恒的拒绝就是其生活的一部分）。正如玻勒马库斯承诺永远都不听一样，拉康则用另一种语调说他者并不回答。这意味着，提问的环境必须永远存在于其未回答的问题中，只能在没有这种保证数量和可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通过“说服自己它可以产生并指出它是如何实现的”来使未回答的问题持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