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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世界的城市化是随着商品、产品、民族、思想和影响的普遍现象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人们认为，这种普遍现象以一种自然过程的力量和动力跨越边界而流动。因此，这些相同的技术、组织、学说和产品都是在以前被认为最不相同的空间中具体化的；仅仅是因为对这些事物及其影响的共同接触，这种影响才好像以各种使这些场所变得等价和时髦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可以获得相同的物品（如卡布奇诺）、相同的优势（如24小时的夜生活）、相同的信息（如有线电视提供的）、相同的“生活方式”影响（如广告、商标品牌或家居用品），或相同的混合人群，从而把不同的城市都称之为城市。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城市化似乎有一种循环系统的力量，传播基础设施、财产和影响，就像一个冷漠的搬运工一样。
循环往复的兴奋跨越城市和国家之间的界限，因为人们迁移到了曾经被隔离的牧场，用通常被认为是城市所特有的影响来标记它们，如拥堵、生活方式、便利设施和与自然精神相对立的人造物，房地产开发后的便利设施（MacGregor，2001，37-55）。在城市内部，同样的循环过程的不同形态被认为激活了从前死气沉沉的地区和行政区，它们被用作发展和“资产阶级化”的场所，取代了老居民，“振兴”了一度被认为不讨人喜欢或狭隘保守的社区。市场所驱动的循环的兴奋，通常归因于放松管制和取消对行动的限制，创造了一种从压迫关系中解放出来的疯狂体验，以及从过去的负担中解放潜力的希望。如上所述，这种循环运动不仅包括散居人口，而且包括特许经营、跨国公司、据说可以跨越国界随意传播的疾病、曾经被认为对某个地方具有特殊意义的博物馆的复制件，以及曾经被认为是地方、地区、人民和群体特有财产的所有影响、观念和技术。据说，世界性的影响在任何地方的相互渗透，都在他们接触到的人人都能平等享有的循环系统的基础上使场所变得名副其实。
世界城市化命题的一个含义是，场所由于与一个共同过程的关系而变得相同，其方式是根据循环的一般性及其规范秩序（其“编码”）来确定所有特定的场所。如果这样，城镇和乡村之间的差异似乎就消失了（因为大众文化的普及和“产品认可”的普遍性），那么城市之间的差异似乎也正在消失。在本书中，这样的说法让我把都市性（urbanity）的观念作为城市化（urbanization）的一种衡量标准，在某种程度上，我要问的是，都市性作为城市生活的一种持久而明显的特征是如何持续存在的，从而使这些相等的观念，特别是这些城市化的始终如一的经验观念成为问题。
这就是空间和场所之间的差异性可能变得相关的地方。所有那些因在循环系统中的相对定位相似而出现的相同的区域，可能 是 不相同的，这不仅是因为外表和现实之间的经典区分，而且是因为它只是不清楚城市化的出现与都市性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此外，假如都市性与城市化的关系不仅是一个方式问题，而是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作为集体生活焦点的礼仪或伙伴关系的关注上，那么这就开始提出城市化（设施、电影节、拥挤、寿司）的装备在安置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对它有所贡献还是使其倒退。这就告诉我们，拥有便利设施并不是一种温文尔雅的习惯，而是需要作为一个考虑因素来发挥作用。在所有这些方式中，解释性的问题坚持干预，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太具有根本性了，以至于我们不能允许对城市的评论不间断地进行下去，仿佛它只需要证据、进一步论证、反驳或技术澄清一样。我们必须恢复这个有意义的问题。
如果说城市化是一种普遍的力量，那么提出城市的终结问题似乎就会让人感到好奇。但是这并不奇怪，因为如果每一个地方都被城市化了，那么城市的概念就会失去其重要性。正如希腊人所熟知的那样，它要求我们通过询问一个真实的城市和虚假的城市之间的差异来恢复表象与实在之间的区别。如果这种差异性并不意味着公式化的东西，而是提醒我们注意都市性的一条经验法则，那么这样一种挑衅性质疑的本质主义韵味就不应该让我们感到害怕。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假如所有的城市在某些方面看起来都很相似，那么它们如何在这样一种环境中维持自己的生命呢？我们熟悉这种对个性的关注，就像它适用于集体和个人一样，正如齐美尔坚定地指出的那样，他们永远都在这个模糊性的“悲剧”空间中工作，而这种空间就是“解决”其共性和个性共存和冲突的感性问题（Simmel，1950）。
如果说城市化描绘的是商品的普遍流通，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城市作为这种流通的特殊场所来探讨。人们已经注意到，在分类系统中，商品主要是作为分化和凝聚力的标志发挥作用的，在那里，个人和团体聚集和分化为价值的承载者。当我们考虑到对共识的诉求和融入其使用的区分时，商品就会成为可见和可用的文化范畴（Douglas and Isherwood，1979，59）。根据这种观点，商品是信息系统的一部分，允许用户在合适的联系网络中进入和获得可用性。商品的使用调动人们在适当的位置接受和反馈影响，并因此在任何时候都会成为“文明进程”的更积极部分（Elias，1978）。如果商品流通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发挥作用，那么与它们的恰当使用不可分割的商品和信息的获取以及纳入生活机会的考虑就应该集中在城市之中。这是布罗代尔的城市是“交流中心”的概念的加强版（Braudel，1973），不仅是因为它的媒体，而且是因为在它所流通和提供的商品存在的情况下把对社会强化的许诺看作一个具有各种可能性的领域。无论城市化是不是一个普遍的过程（商品流通），城市都似乎是一个场所。在这里，通过社会允诺的根本模糊性，信息系统的循环过程的透明性会变得清晰可见。
中心和边缘之间差异性的消失以城市化的 出现 为标志，不过总是以各种成问题的方式出现。城市化和都市性之间的差异可以在旅行形象中得到把握，这种旅行形象与其说受某个空间的影响，或者相反地对空间产生影响，不如说永远不能保证它具有比运动更多的东西。都市性通过空间的历史经验与安置相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用一种隐含的现象学衡量城市化的概念的，而在这方面它总是可以被质疑。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差异性的消解——相互影响——在城市中变得明显和突出，这就是鲍德里亚通过对实在与表象之间差异性比喻所指的生活“矛盾”。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可以从这儿移动到那儿，这并不会使距离变得更重要，而是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在社会上占据同样的空间或者被分散在不同的空间里究竟意味着什么。“距离”作为一种古老的本质主义远未宣告结束，而当下的轻松运动却使距离的 问题 变得生动而引人注目。由于便利设施的扩展似乎使每一个场所都显示为相同的，也就是说，它似乎使所有的边缘都变成了中心，中心性的意义问题总是会被提出来。相同的商品在每一个地方出现，并始终留下了这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即商品是如何被经营的，如何导致凝聚力与排斥、市场和场景等多样性的社会形态，以及如何产生批评、精心策划和完善设施等社会形态。每一种便利设施或者良好管理都能成为一个微观社会世界的焦点，这个社会世界可以通过多样化的应用领域来拥护、阐述甚至反对它。便利设施和商品成为社交活动的促进力量，从而提出了城市化与都市性之间的差异性问题。大多数城市可能已经重建了中心和香醋厂，但是，“拥有”这些设施只是表明它们在那里被人们使用。其他城市建立了致力于进一步完善具有不同立场和差异程度的团体协会，它们以规模经济的形式出现，因而提出了反融合主义，用具有社会意义的方式抵制和批评这种用法。对个人和群体的审美和伦理的重新定义来说，商品成为资源，也成为解释人生意义、人生目的和人生观的资源，而这些资源都是决定性的和必然的东西。在城市里，丰富的商品本身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它使商品和善之间的差异成为一个持续存在着争议的地带，因为市场价值会使这种差异性陷入危险的境地。
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区别正在消失，意味着商品和市场的整合和使用问题以最激烈的方式指向交流，指向凝聚和相互促进的场所，指向有组织的敌意场地，指向完善和多样化创业举措的机会，指向构建“形象”（Gans，1993）或者身份标志的材料，指向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迹象和与未来幸福生活相关的一切当下时刻的机会。 正是中心和边缘之间正在消失的差异性被戏剧化从而使城市成为中心而不是边缘 。城市是一个市场，并不意味着市场被城市化，而是意味着通过市场价值的透镜在自我肯定中把它当作考虑善（Good）的典型场所，通过关注中心事物和边缘事物之间的差异而持续地进行干预。只有在城市里，商品和便利设施（周边地区也“有”）的难理解性才成了问题，才变得富有戏剧性，因为它们在标识个人和群体时被作为资源投入千姿百态的社会用途之中。
在这里，解放主义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应该自由地满足自己的冲动，应该获得由自己的欲望所定义的幸福，应该只和精神上与他相似的人交往。（Shils，1981，3030）
在城市中，市场价值作为一部戏剧而被加剧，产生了限制自由（限制了它的无限性）的平等（欲望行动者的共存） 和 挑战了平等的自由（渴望确立独特和特殊的价值）。平等和自由之间的辩证法体现在城市关于集体和个人真实或不真实地位辩论的伦理冲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