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死性

如果这种话语是必要的，并且必然与对城市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存在的考虑有关，那么为什么这些重要的事情会引起人们的焦虑呢？可以通过必死性的观念提出我们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存在与我们的身份密切相关来预先考虑这一问题。早些时候，我们谈到了文化是与集体目标的关系的一部分，而这种关系从根本上说是模棱两可的。身份提供了这样一种共同情境与需要解决的集体化问题之间的联系，因为身份通过死亡与集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存在联系在一起。在比较一种僵化的身份概念和一种“辩证”概念时，约翰·麦克库伯指出，为何正是这样一种辩证视野的力量使它认识到了身份的脆弱性，使它认识到了这个事实，即在有关任何一种共同性质的考虑中都没有确定性的界限。

因为要成为……任何东西……都没有一套唯一的属性，却有一个在不同时间里添加和减去各种属性的过程的历史。虽然这段历史对一个群体的身份来说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和“特殊的”，但它总是与一种更大的历史不断地相互作用，最终，没有被实现的人性……在面对经验的不可预测性质时，由于其自身概念的不一致性，最终会需要基本的身份认同，通过对构成其身份的个人施加力量来维持他们自身。一方面，辩证法的身份不受这种特殊的不一致性的影响，尽管它们建立在一套经验的基础上，但是它们并不排除未来的经验会颠覆当前身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辩证法的身份随之带来了一定的安全损失，接受它的个体和群体……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最终可能在一个不同群体中不再作为独立的个体而存在……这种分离性的损失最终可能被看作一种集体死亡。因此，辩证法的身份构成了一个必死的共同体。避免这种身份苦恼的唯一办法，就是假定这样一种社会的某些特征是永恒的和……超越时间的。（McCumber，1995，1157-1158）

辩证的身份关系把它与城市的遭遇看作与“未实现的人性”的持续相互作用，它作为一种问题—解决是可以被持续观察到的，控制不稳定的共同情境的努力，总是会遇到“不可预测的经验”的极限，从而导致修改、重塑和更新那些似乎是安全的和有把握的东西的可见成就。我们对“经验”范畴的开放性，有可能要以突出其任意性的方式重新界定它们的限制，正如这些开放性创造了一个不可估量的未来一样，它们也有望取消我们在任何当下时刻所尊重的主权边界。我们所体现的凝聚力就是为它的灭绝的恐惧所困扰。但是，这种模糊性又是如何以一种具体和个性化的方式围绕城市作为一个客体的命题而形成的呢？

集体生命以永久性挑战的形式，在“未实现的人性”的衰败与补充、疲惫与振兴的幽灵中面对着命运，这种“未实现的人性”就是集体生命无法估量且不可避免的忧虑。然而，只有在城市中，当下时刻的代谢强度才会在当代人或同辈中被加剧，而这一代人或这一群人总是通过不断做事情来嘲弄必死性的命运，仿佛过去和未来都无关紧要。 /RTa9EUimLdzBPEVU1JBKFG3/tDRH3BI32zXyFMq3lBY0m538xdRqLf9l+Skhf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