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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种伟大的哲学都是从虚无主义的幽灵中分离出来的，这令人想起存在的无根性（groundlessness）。这不仅是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因为大众文化充斥着虚无主义的图像，并且把日常生活中的斗争戏剧化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如在突出某个人物与精神病患者、捕食者、连环杀手、机器人、十几岁的青少年、贪得无厌的商人或者政客相遇的电影中。在多数情况下，虚无主义者头脑中总是萦绕着人类力量的限度。虚无主义的诱惑出现在我们认识到面对解释和行动都难以表达的那些关键时刻，出现在尼采所说的行为变得无所作为的荒谬似乎就是唯一真实的时候。假如虚无主义的集体表现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基本力量，那么它就很有可能来自海德格尔所说的我们自身遭遇的不确定性与人类作为某物的地位，而不是这个世界上到手之物的遭遇中必有的焦虑。这和查尔斯·波德莱尔的评论相一致，哲学是一个时代的焦虑症状，意味着每一种哲学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解决焦虑的一种症状，特别是在塑造一种特别的方式，既在自我提问中夸夸其谈，又在采取措施中犹豫不决。如果每一种哲学都是与对话者压制性的对话，都是用挑衅（柏拉图所谓的善）挑战对真理和知识声音的渴望，那么虚无主义就是善内在所固有的，就好像总是处于行动中的犹豫不决的痕迹。也就是说，在它如其所是地呈现出来的时候，就像赋予其名称的艺术和实践一样，每一种哲学都要求把握虚无主义，仿佛仍然被它的声音所困扰。这把虚无主义从一种学院派哲学家的抽象妄想中拯救出来，因为在作为一种焦虑的状态中，它依然具有生命活力。哲学与虚无主义的长期对话，作为它沉浸于生命之中的一种症状，不过是对我们有限性的集体自我反思的一种净化，因此，是永无止境的，并且往往是对我们自我反思时必不可少的“焦虑”的平常关注（Bonner，2001）。
尼采把权力恢复为对更为高贵的欲望的一瞥，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治理”。这种“治理”把社会性本身构想为他所说的我们在最好的艺术中发现的同一种能力，即创造和再创造的欲望，也就是他所说的“权力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本身就是一种赋权行为，一种艺术表达，一件艺术作品。尼采说，试着从艺术家而不是从任何男人的角度考虑一下对真理的欲望吧。这意味着我们对城市真理问题的反思，不应该像任何男人（管理者、学者、技术人员、大街上的男人）那样对它进行思考，而应该像艺术家那样去思考。因此，出于理论化的需要，从这个角度看，城市呈现为全神贯注于生活细节的行为过程的结构，目的不仅是忍受这种生活，而且是自我救赎，也就是说，它不只是一种人和资源的数量集合体，还是一个形成过程中的共同体。
尼采继续说，然后从生命的角度来考虑一下这样的形象。他用生命说明威胁着那种要破坏渴望真理本身的矛盾、缺失、断裂、鸿沟和抵抗，因为生命总是检验理性并发现想要的东西，总是在这种意义上超过理性。没有任何一个总体计划能够掌控城市所滋养的生命。城市必须与生命相适应，生命可以使城市消失和沉没，可以完全体现在生活和工作的意外事件之中，反映在会聚与召集的偶然性之中、社会化个体的可能性之中，同时保持这些关系的特殊性和具体性。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城市假如是一件艺术品，那么也是一种生命的力量，使人们看到相互冲突和差异的个体需求，追求的目标，支配一切而又无能为力的想法，对自律和独立比较与对比的愿景，对功能的异质性看法，关于管理、制定和分配资源的资格，以及对作为相互作用、认识结构一部分的最佳解释和判断的不断演变与争论的设想。城市这种社会形态的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张力，体现在作为一个由劳动分工的利益和需要所支配的集体的重要性与渴望重新变为一件艺术品之间的斗争中。
假如城市是在与生命的永恒斗争中被创造和更新的一件艺术品，而这种生命又让人想起对无根性的真理决定性的渴望，那么这件艺术品如何在场，如何表现出一种创造性和至关重要的实践集合呢？作为一种开始，乔治·巴塔耶在这里是很有帮助的：“知识的终极发展正在受到质疑，我们不能无止境地服从答案……服从知识……而且知识最终向虚无开放。在知识的巅峰时刻，知识停止了。我屈服，一切都是眩晕。”（Bataille，1988b，89）他告诉我们一种集体艺术包含什么，权力意志可以通过创造质疑的环境来表达，而这种环境要求在面对生活时要努力保持自己的声音（但生活是鼓舞人心的，而不是对存在的无根性的可怕认识，不是对不可避免和不可动摇的眩晕的可怕认识）。作品中所反映的就是这种明显可见的城市表象，它们不仅展示（根本模糊性的）眩晕的生产，而且展示这种生产所激发的社会形态的创造，仿佛这种生产就是集体生活的焦点。这意味着一个城市对待自身的最好方式就像对待一种社会形态一样，带着眩晕，既不要想方设法掌控，也不要试图消除，而是通过问题—解决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眩晕。更进一步说，这就是城市在所有日常生活领域中发现的东西，那些具体的伦理冲突被戏剧化了，并且出现了对眩晕永无止境的独出心裁而又争论不休的解决方案，这种眩晕伴随着任何一个声称是确定性的决断。正如巴塔耶所说的，如果每一个决断都是犹疑不决的，那么这个信条就不能赋予我们权力，在不能决断的自我生命中再度发现社会的创造性。
城市是什么？对城市具有强烈兴趣的性质是什么？假如像巴塔耶所认为的那样，这种研究的结果只能是质疑，那么这是一个需要导向作为具有约束力和创造性社会力量的眩晕的问题。因此，探究可以把自己当作艺术来进行反思，尽力在言谈中表现一种把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提问环境，尽管围绕提问本身的行为有各种差异性，但是这种行为总是被客观化在各种不同的研究之中。在那里，问题和眩晕都在转瞬即逝的社会形态和城市的日常生活中继续作为不可避免的痕迹而存在。然而，这种提问的筹划不是一种不可分割的行为，而是在那些由关注点激发的行为之间和行为之中产生差异。正如斯宾诺莎所说的，不同的人以不同方式观看同一个客体，同一个人也以不同方式观看同一个客体。因此，如果一种筹划认为对艺术和生活的承诺就是这种环境，那么它不是对学说统一性的承诺，而是对提问的 游戏 及其在研究中的客观化的承诺。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会冒着风险把这样一种探究的好处看作以一种谨慎的方式来设想的承诺，即对发展过程中的共同体的承诺。而这种共同体（用黑格尔的话说）是未发展的、隐含的和抽象的，本身总是演变为一个导向眩晕的开放问题。因此，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城市就是正在进行中的作品（对城市的研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