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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英尼斯明确地把文化与集体生活的独特性联系在一起：“也许，这是文明的一个独特特征，每一种文化……都相信它具有不同于其他文明的优越性和独特性。事实上，这可能就是文化的意义……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而其他人却没有。”（Innis，1995，317）在这种表达方式中，英尼斯抓住了文化被用以突出差异性的思想，把这种差异性的形成过程与集体生活的必死性问题联系起来。
对西方文化发展的简要回顾可以表明，文化的特殊性或独特性以及构成持续和扩展的要素……它们涵盖的面积有多大，持续的时间有多久？（Innis，1995，317）
城市通过体现与集体生活的扩展和持续有关的各种张力来看待文明的当下时刻的关键性。此外，由于差异性与集体何时何地停止存在的问题有关，因此，城市通过必死性的问题把身份与差异性联系在一起。当城市被称为一个剧场时，它以存在的问题作为文明中心来反映作为一出戏剧的集体必死性问题。城市的新陈代谢及其释放出来的矛盾性张力，效仿和嘲弄着其现代时刻的生产性所消耗的集体生活的两面性，同时意识到它的终结和新的开端。
传承和扩展的关系似乎是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一个集体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城市与他者之间的区分被建构、被再生产、被辩论，并就城市为何（以及是否）既是同一（如其本身）又是他者（与差异性的东西不同）的问题提出疑问。同样，城市的持续性受到其各部分不断变化的结构的挑战，受到不断质疑和重新界定其边界的人和物的持续循环的挑战。如果社会学谈到了社会变革的动荡不安，那么我们可能会把这理解为城市的当下被过去的幽灵和未来的幽灵的出现导致的根本模糊性所困扰。这意味着，当冲突在解释和行动中把发展表现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机会，把集体认同的模糊性视为差异性，把分化的模糊性视为自我保持的时候，集体的现代时刻就尖锐地提出传承（在时间上）和扩展（在空间上）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与城市共同情境有关的集体目标的问题才得到解决和容许，社会变革所致的传承、补充和退出的挑战就存在于这种情境之中。
在某种程度上，城市的持续时间，指的是它在时间流逝过程中的持久性，被历史地体现在对城市造成的毁灭性暴力之中，因为每一代人都在致力于解决它与其所继承的过去之间的关系。然而，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区分人类事物腐败的恒定不变的消耗过程。城市生存在对毁灭的恐惧中，这意味着它不仅必须把自己当作一件人工制品、一件人造物来照顾和维护，而且必须尊重自己在循环性的影响回路中所具有的地位，以免变成一种非实体。
虽然这项涉及自身永久性的工作是持续、不确定的，而且有很多的途径，但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构成了所有城市的环境。也就是说，城市的“环境”不仅是指它的气候和景观，也不仅是指资本的世界流通，而且是指它所体现的文明所传递的“信息”。这样，永久性所涉及的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集体论争事业，就始终以更新的问题为中心，这是一项集体自我维护的协同工程，是在普遍性中坚持特殊性的问题。
因此，人们可以说，城市是文明的代言人。例如，经济全球化本身就是一种信息，不仅是撞击出城市这个“结果”的一个“原因”，而且是一种把真实世界及其真实运动的主题典型化和规范化的方式，根据这一主题，城市被“吩咐”去寻找自己的位置并且崭露头角。研究者所确定的全球城市就是旨在揭示这场世俗性和决定性运动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