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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希特勒在柏林征服空间和时间的企图相反，请注意遭受这种张力痛苦的经典实例。雅典城仍然是一个试图把对永恒不变的关切与世俗影响的延伸融合在一起的原始例子。在这个城市里，这种文明见证了现代时刻的所有矛盾：自由与奴役、哲学与专制统治、创造性与商业、共同体与自私自利。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词》力图用一种公正的方式，用一种修昔底德摆脱了纪实风格而变得清晰透明的夸张方式，把雅典的形式与它的物质条件结合起来。
在《葬礼演说词》中，修昔底德用政治家的口吻赞美雅典，说雅典很可能由于其形式与物质条件之间的一种公正关系而成为城市的典范。也就是说，无论伯里克利的自夸是否属实，无论它是否与事实相符，它都是一个城市为文化问题所消耗的典型案例，并因此表明了为表现文化而斗争所固有的张力（Thucydides，1934，102-109）。当然，这种相遇是第三手的，雅典是通过伯里克利和修昔底德来调解的，这正是它作为一种具有启发性的故事的性质。伯里克利的特征描述确定雅典必须重写的物质条件，正是为了表现作为一种集体美德的公正关系。每一种条件都是为了反映雅典人民的精神。伯里克利的演说词用独特性、差异性为谈论城市参与的所有方式设定标准，这并不是因为这个清单里所包含的实质内容，而是因为它关注这些具体条件如何反映城市的生活质量。通过这种方式，伯里克利声称，雅典精神的独特性就体现在这些条件中，他称之为城市自由和城市遗产的象征。
修昔底德列举了伯里克利的美德——为富人和穷人制定统一的法律、人民掌握管理权、对卓越性的持久尊重、遵纪守法的自由、劳逸结合、满足愿望、培育心智、对外国人慷慨大度、充满活力和开放的公众生活，包括伟大的作品——人们所看到的都是不符合规定的东西。这种被赞美的自由可能是一种官方的说教，它们都受到为了对付共同敌人而加强凝聚力的法律和战争的制约。如果没有这些限制，不和谐和分歧就会占据主导地位。这个涉及雅典命运与其统治家族的关系、对哲学家的迫害、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排斥以及复杂的阶级关系的清单提出了许多问题。我们所看到的是，伯里克利所描述的理想与他所描绘的“事实”之间存在对立。也就是说，在自由的自我表现中存在内在的明显模糊性。雅典之美并不是从它对驱逐丑的详细描述中看出来的，而是在对正义永恒性展望的夸张旗帜下把高雅和低俗融合在一起的赞美之词中表现出来的。
更进一步说，这个城市用不同于其他城市的方式来看待自己。雅典经常被邻国看作好战的，野心勃勃的，咄咄逼人的和帝国主义的，它们用其他的生命形式来反对雅典的理想。假如一个城市必须声称自己是自由的独特体现，全体公民享有独特的自由，那么这种主张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会有争议。这种颂美之词在城市对其身份的肯定中夸夸其谈，同时也肯定了这种自命不凡的必要性。这个演说词是典范性的，说明了城市为何必须把自己表现为自由而不是奴役，表现为中心而不是边缘的。然而，正因为自由必须受到每一代人的挑战，他们发现自己被过去和所面对的不公平的执政联盟、分裂和派系的遗产所“决定”，同样，它的中心地位必然受到那些努力保护自己不受其影响的竞争城市的挑战。假如城市的自我肯定的真正必要性有否定其他城市的危险，那么它对自身问题的处理就必须始终释放这种辩证法的模糊性。
雅典的自由绝不是一个“神话”，而是必须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不管事实上自由与否，这个城市都把自己当作自由精神的家园，当作自由精神可以安顿的地方。此外，这个演说词明确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另外两个条件。第一，这样一个场所中的人们必须创造出证明这个城市之所以伟大的作品，这是伯里克利在他的演说词中可以反复说道的成就，这些成就证明了人民的精神自由与他们的集体生产性之间的联系，从而证明了它与一种所有工作中的协调精神及其客观化的公民训练之间的联系。这就告诉我们，城市的财富——反映在生产性和所有事物上——不只是为了私人的积累，因为它既是城市自身伟大的标志，也是城市外在伟大的标志。第二，城市的财富首先表明，一个城市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是自由精神的聚集地，是自由精神受到约束并为共同利益服务的场所。伟大城市的财富或生产性是凝聚人民的一个标志，意味着作为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件在时间上持续下去的信心。正是这种值得让人骄傲的市民生活场所的重要性，能够把城市里的众多声音联合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整体。
肯定城市文化的声音坚持统一性与差异性的关系：雅典与邻国之间以及内部对其多样性景观的分歧——阶级、时代和性别——使这个城市表现在它的形式必须公正对待的这些物质条件 之中 。在提出这一主张的时候，这篇演说词把对文化的集体自我反思表现得既生动又具有独特风格。这个城市的财富和生产性就是伟大性的一个标志，并因此表明它不同于它的国家和所有其他城市。城市的财富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激发人们对其作品的骄傲，另一方面激起人们对其傲慢的敌意。修昔底德的《葬礼演说词》表明了城市的财富与其对自由的要求之间的原始联系，城市生产性与城市自由之间联系的永恒模糊性。此外，在这一原始文本中，城市的财富只是部分反映在许多作品或成就上，因为这种量化的东西必须始终指向人民的素质与精神。正是这种品质让这个城市变得与众不同，让它在自己和邻居看来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种可以而且应该永远存在的骄傲源泉。
我们在这个《葬礼演说词》中理解到的这种显而易见的雅典永恒性，把雅典与城市的财富和生产性、这些富有想象性结构的多种解释的重要性联系起来。通常被称为城市历史的东西——艺术、人工制品和纪念场所——仅是自身生产性、创造性能量的可见标志，而那些隐藏在共同性外表下面的东西，心灵苦难故事、个人烦恼的道德生涯和各种不公，都被城市的无情生产性和物质丰富性掩盖了。
雅典的永恒性以一种更具有物质性的方式指向持续性。雅典的连续性与集体的必死性以及利用伟大的作品和公共成就永久保持它在历史时间中的显著存在有关。这座城市——因为人造物品的脆弱性而总是处于危险之中，总是可以消亡和毁灭的，需要采取具有统一意志的集体行动，特别是政治修辞的有力干预，组织当下，充满信心地面对未来，使它作为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件在时间中持续下去。如果说集体的重要性表明了其历史时刻的不可估量，那么城市的财富（它的“文化资本”）就是必须被客观化和外化为遗产的传承核心。在富斯特·德·库伦（1864）看来，从希腊和罗马城市的故事，再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历史，都是老调重弹：城市的物质性延续，加上有权有势的人对不朽和名声的渴望，以及公共建设工程的共同成就，通过一门既有技术含量又讲修辞手法的学科，把城市的不朽声誉与其受人尊重的市民的永恒认同（和拯救）联系起来。
在这一原始文本中，集体的品质问题被看作是不可改变、必要和值得拥有的，被看作是通过一个特殊场所的保持可以证明的，被视为与群体及其人民的物质命运相联系的。所有这些都被看作对过去和未来的必要关怀，被看作对政治和权力干预以及公共财富积累的依靠，被看作对公民纪律和修辞所需要的一种执行机制。
尽管可以做出许多判断，但是我们不能肯定地解决雅典的问题。对于后来者来说，其永久性的功能问题已经“解决”，它的记忆对我们有着明显的影响；然而，一个城市也可以生存于声名狼藉之中。城市研究的难题来自必须面对其共性和特殊性的个体融合的古怪特征。世俗力量的顽固似乎迫使文明把城市表现为一种霍布斯式的丛林。然而，韦伯所做的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区分指向了一种文化的视野。他认为，文化要解决的是命定与命运之间的一种公正关系，就像巴赫金所理解的那样，融合在某些场合或关键时刻会显现出来——这些案例——总是显得古怪，因此，也需要“快乐的反讽”方法。反讽的目的就是要抵制对城市命运的极端看法（担心城市的不可模仿性被变化所破坏），或抵制城市的命运（害怕城市的变化会被虔诚的态度所左右）：“恐惧是心胸狭隘和愚蠢严肃性的极端表现，它会被笑声所击败”（Bakhtin，198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