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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常的城市兴衰故事中，永恒性被看作一种生物般的宿命。城市从环境中得到的信息是，在经济和环境定位上把赢家和输家（在今天：“全球思考，地方行动”，反之亦然）区别开来的机会主义和运气。城市历史的达尔文式光环，开始在“挑战与回应”的集体认同模式框架中讲述这个故事。在这种模式中，“赢家”和“输家”在言行上同样不断地与集体完整性的根本模糊性问题作斗争。在这里，城市被看作是由它与环境的功能性关系所决定的，而它本身在功能上被理解为一个资源基础。
一种命定的场所观念在历史上面对城市的生态观时退却了，因为它是为了使不同空间成为场所的生存而斗争的。历史描述了城市命运的波动，而这些波动使空间适合它们的利益，海港、贸易中心、首都城市、优势区位、联盟网络，一切都建立在获得各种优势的基础上，而这些优势标志着世界历史上各种空间的兴盛和衰落。阿姆斯特丹、布鲁日、汉堡、威尼斯、费城、伊斯坦布尔都被作为外围的中心而被人们记住。
城市的生态历史描绘了它作为主导中心功能的不稳定性方面的变化。如果中心城市被认为是由贸易路线、区位、专业化以及对邻国、腹地和竞争城市的支配所塑造的，那么其场所的首要地位——基于它通过专业化在其国民中创造依赖性的能力——就是功能性地确立它的权力。城市的历史叙述了一种从功能上理解的主从（master-slave）关系年表。一种深刻的生态观会要求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如果统治和依存不是生态的，那么对于城市命运中的波动来说，是否以及如何可能还有比生态更重要的东西呢？也就是说，永恒之城的恒久范例要求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在巴黎和伦敦这样的情况中，持续保持的地位或者它的重新定义如何以独特而显著的方式抵消或重新界定生态的优先地位。
城市作为一种为生存而斗争的生态观，作为一种静止与运动、生存与死亡的持续辩证法吸引着我们，因为它的空间概念指向城市作为一种更新的场所的资源。假如城市的生态景观表明了统治与更新之间的关系，那么，这就引导我们去探究作为一个更新的场所的城市。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预见，作为一种不可改变的身份和忠诚的场所，地方性特色（genius loci）或场所的静态概念所具有的局限性。城市终有一死的形象告诉我们，场所和空间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因为城市必须把空间当作场所来更新。在一定程度上，这涉及通过激活私人化与公众之间的张力重新定义家庭的生活和工作，也会涉及更多的东西。这种“更多的东西”令人想起永恒的韵味，即更新总是援引它的“神话”，赋予当下一种永恒感，把城市延伸到作为一种欲望客体的未来。
在回应具有本质脆弱性的城市生态前景及其作为偶然和命中注定的有限的更新的时候，作为“永恒之城”的例子，罗马让我们聚焦于它的互补意义之间的更新概念中所具有的主要张力。罗马这座永恒之城的统治，不仅是生态问题使统治成为难题，而且要求我们反思罗马的复兴为何是一个与生态统治的诱惑进行持续斗争的问题。“罗马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人力枯竭、享乐主义、过度吞并、专制无情、精英剥削、军事冲突和疲惫不堪，所有这些都导致了罗马的衰落。但是，罗马已经衰退了吗？请注意，希特勒是如何试图把柏林重塑为罗马意义上的统治地位的，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尽管罗马“衰落”了，但也保持了它的活力。
当人们经历内在的“伟大”时期时，他们通过外在的形式来再现这些时期。它们被如此表达的东西比口头的话更有说服力；这是石头的命令（希特勒）……这些建筑不应该为1940年而构想……而是要像我们过去的大教堂一样，它们应该延伸到未来的数千年……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地使我们唯一的对手罗马黯然失色。（quoted in Ladd，1997，126）
希特勒给柏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迫使它与罗马产生敌对关系，他把罗马界定为延伸和持续时间的倒数第二个例子。他想让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不朽的文明中心，并把柏林作为承担这一重任的城市。今天柏林的问题之一是法西斯主义继承下来的“环境”，是在现代环境下必须协商的问题的一部分，是在这种继承的对抗中把自身更新为一个自由城市的问题。也就是说，柏林的问题不只是“全球性思考”的问题，而是要在其形式和物质条件（作为一种环境，物质条件包括它的纳粹遗产）之间建立一种公正的关系。
在消除城市与现代时刻功能关系的姿态中，希特勒把城市是一件艺术品的观念激进化了。希特勒试图克服使德波这样的批评家绝望的东西，即当前过于强大的功能主义。在没有把形式与物质条件联系起来尝试的情况下，希特勒只是征用了罗马这一特殊的历史范例（它的永恒性），而不是通过考虑柏林与其物质条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提出一种对柏林形态的理解。这个暴君发现，现代实在太丑了，不能保留（用他的话说，“肮脏的犹太人商店和百货公司”），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柏林的美，因为一个城市的美需要把创造性和商业融合在一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颂扬城市之美的观点仍然会把它的形式外在化，从而使它没有得到发展和探索，用尼采的语言风格说，把它的历史“纪念碑化”（或本杰明：通过把美学政治化）。在对生态记录的反应中，希特勒没有发现任何美的污点，这只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故事，希特勒找到了用最极端的方式对待柏林之美的理由，因为它的永恒性只会是抽象的。然而，罗马之美并不存在于它的建筑之中，它表现在所遭受和暴露的矛盾之中，肯定它那个时代的现代性就是“文明化的世界之都”（Baudelaire，1972，416）：在罗马的阶级分化和帝国征服中，在它的公民身份的扩展中，在它对景观的迷恋中，在它的享乐主义、粗野行为和禁欲主义中，以及在贬损和解放它的人口的能力中。在效仿罗马建筑的同时，希特勒的城市之美力图消除的正是罗马的这种混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