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莱德鲁特对于城市的书写提供了一个隐含标准——“融合”了功能的语言和生活体验的语言。在莱德鲁特看来，这种融合似乎需要一个城市作为一件艺术品，因为只有这样一种观点才能缓解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理解城市的极端看法。对于城市的任何功能性方法，都需要通过在时间中存在的概念增强，莱德鲁特认为，这是通过融合空间和时间克服非中介的空间概念的一种需要。把城市理解为一个场所的方法，需要把城市表现为一件艺术品的“融合”，正是这样一种表现才会捕捉到城市的诗意。城市在某种有限的意义上是一件艺术品，或许，它本身就是一件随着时间的发生而被建造和重建的艺术品，是一种杂乱无章的符号和刺激，是一种羊皮纸上的踪迹，在所有变迁中，它都作为一种恒常的东西保持着“余韵”，以一种特殊方式表现出如画般的环境，可能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让那些被它感动的人想起城市作为一件艺术品的特征。然而，在关于城市的这些看法中，有些东西仍然是抽象的。莱德鲁特的意思似乎是，只有当我们把过去当作一件艺术品看待的时候，它才能够在当下生存下去，而未来只有把它看作一件艺术品的时候，才能在当下变得至关重要。这种时间性元素可能在城市的经验性版本中被淡化，但是以自己的方式肯定城市是一种艺术品的概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时间相当于历史，使我们能够站在当下的制高点理解过去。
在更仔细地考察这三个城市之前，我们需要从纯粹的城市退一步。因为城市可能感兴趣的，并不是独立的力量，因为它们是更大的经济和政治空间的有形表现。没有哪一种说法比城市规划中最古老的陈词滥调更准确了——把美国城市和浑天倒地（刚刚成长起来）相提并论。建成环境并不是有机的，虽然经常看起来混乱，没有被规划。但是，它已经被创造出来，并且在不断地被重新创造，是由社会演员的集体性参与的连续性和象征性构成的共生互动的复杂舞蹈。这些共生互动不断地把自然、材料、技术、社会经济过程和文化形态编织在一起，从而产生了城市结构——就像所有艺术品一样，空间的短暂表达，更多的是从观察者的反应而不是创作者的意图中获得意义的……承认建成环境的结果往往不完全是个体贡献者的意愿，这并不是要否认城市作为一种“艺术”（熟练创作）“作品”（整体）的地位。与通常更无常的艺术形式的短暂问题不同的是，建成环境依然存在，其时间历程的性质甚至比那些可以用来建造单个建筑的石头持续得更久。此外，自然的，尽管有可能移动的边界（平原和高地之间的边界、水但是域和沿海小岛屿之间的边界），更为重要的是，所有权的边界（围墙、地产边界、地下室、种族地盘、独特的土地用途）划定了城市的空间，产生了持久的单元或模板，不仅勾画了当前形式的界线，而且塑造了未来的用途。（Abu-Lughod，1999，4-5）
在这里，阿布-卢格德提到的关于艺术品的传统看法，取决于通过制作活动与艺术品所达到的平衡。然而，就像汉娜·阿伦特所谨慎指出的那样（Arendt，1956），即便是制作，也被嵌套在被需求纠缠的图像家族之中（如它与劳动和行为的关系）。因此，即使这个引述拒绝了一片混乱（Topsy），但还是不明白它是如何构想制作活动的，无论是劳动还是行为。从根本上说，城市是一件艺术品，被人们用来当作确认历史重要性的一种手段，而明显不同于这里所认为的对“全球城市”范畴的不加批判的运用，这个范畴的使用把所有城市聚集在一起，没有考虑构成其变化的条件。历史导致了很多的差异，在阿布-卢格德看来，把城市看作一件艺术品，就是看作一种被创造的东西（一种建成环境），通常会产生各种效果、用途和后果，而这些效果、用途和后果在它被完成的时候没有经过考虑或者必要的预测。城市这样一部“熟练创作”的艺术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创造出来，描绘了城市的用途，并引发了超出其确切意图的意义。
除非我们把城市定义为一件艺术品，否则可能是平庸的，因为把城市等同于“熟练创作”必须让这种行为得到表达。创造美好事物的活动并不一定与制造事物的活动相同。假如城市是一件艺术品，那么我们可以考虑一般的美，也可以考虑被认为是城市所具有的某种特殊的美（除非我们想说，它们之所以美，仅仅是因为它们有“意义”，或者说，“熟练创作”并不一定与美相联系，或者最后，所有创造出来的事物都因为它们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成为一样的）。在城市作为艺术品的概念中，似乎每个城市都具有一些资格。
建成环境不仅仅是野蛮的东西。人类居住者赋予环境以象征意味和意义。场所以及植入其中的具体建筑，通过敬畏、爱、吸引、恐惧、仇恨、厌恶甚至平淡无奇的冷漠等联想和情感而被它们的居民所评价。它们往往是生存竞争和争夺的场所，而不仅仅是物质利益。因为场所体现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同时也服务于更实际的目的和用途，场所构成了一个符号学系统，一个编码信息的潜在用户必须“解读”和解释的文本。但是，如此所指的吸引力和排他性的含义并不需要被注意；用户可以默许这些限制，也可以冒着遭受处罚的危险而违反这些限制。（Abu-Lughod，1999，5）
芝加哥、洛杉矶和纽约都有其各自的“丰富意义”，并因为“是建成物”而可以相媲美。如果说这里有一种城市之美的概念，那么似乎就在最普通的事物与具有个性的东西之间实现了调和，在这种情况下，调和就是历史的作用。引用马克思的名言来说，历史并不仅仅是行动，因为人类必须处于“创造历史”的位置。重述芝加哥创建过程中的一些特殊和关键事件，可能会从外部把这些偶然的事件（戴利市长的政治机器，芝加哥之火）表现为人类出于条件而采取的行动，但是，这并没有开始接近可能被当作芝加哥历史来记载的行动大事记里的创造性。即使有这样的行动记录，也不会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它为自己说话，除了一种成就之外，也不会把艺术表现为其他任何东西。因此，我们需要考虑，这些行为的历史如何才能成为一件艺术品，而不是一项实际的成就（也就是说，一件具有深刻意义的艺术品，不是民族学意义上的艺术品）。就这方面的兴趣而言，我们与阿布·卢格德一样，所关注的是这些方式，即在城市的完成过程中，这样一种历史可以被认为是导向一种差异的形成，导向城市的形成，导向集体目标的焦点、时间和空间上清晰可辨的特质。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开始想象，对一项实际成就的行动或集体历史的分析，如何倾向于以一种通常掩盖其模糊性的方式来阐述它的主题（see Sartre，1963）。
一个历史现象完全被理解并简化为一条知识，相对于知道它的人来说，就是死的东西，因为他已经发现了它的疯狂，它的不公正，它的盲目激情，尤其是世俗和黑暗的地平线，这是其历史力量的源泉。（Nietzsche，1967，11）
把一幅绘画或一部小说构想为一种历史的或实际的成就，无论多么详尽，都不能开始把这项行动当作一件艺术品来看待，直到与其不同影响的斗争以这样的方式被表现出来，即这种行为如何——这种相互作用中的同一和他者——作为它所是的差异性产生出来。除了它的各种影响之外，这种行动既是同一也是他者。对于像洛杉矶这样的城市来说这是成立的（see Banham，1971，与其他处理方法不同）。因为要把它表现为一件艺术品，就是同时要证明它如何成为一个城市的条件，即使它似乎已经背离并且具体化为一个独立场所。也就是说，洛杉矶正在与它要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城市的存在作斗争。按照尼采的看法，把城市当作一件艺术品，需要对它独特的范围有限的动荡不安保持开放，这种开放性能够抵制或者至少能够缓解那种赋予其主体一种独立理性的诱惑：“最初的音符歌唱行动、需要和恐怖；平静的调子却诱使我们进入一种柔和的、虚幻的睡眠状态”（Nietzsche，1967，36）。再有，把城市当作一件艺术品来看待，并不仅是让城市在历史意义上变得容易理解，而且是把它的“黑暗地平线”作为其代理 权力 的一部分纳入解释之中。
把城市当作一件艺术品来看待，就是把当下看作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包括过去和未来，从它的诞生、更新到死亡，都是运动中与众不同的时刻。如果当下时刻被城市的历史形象所吸引，那么对城市的模糊性的开放就必然会对其“非历史”的开端和演变做出反应，“然而，这种状况在整个非历史和反历史的过程中，不仅是不公正行为的摇篮，而且是世界上每一种公正和正当行动的摇篮”（Nietzsche，1967，10）。
在柏拉图看来，这种联系是由美与生育的关系提供的。城市作为一个美的对象，是与持续繁殖的问题有关的。当下的美在于把过去构想为富有生殖力的时刻，因为它有能力使当下能够预期到在我们的未来不断地重复生成的现实。当下通过它的自我超越的狂喜力量，把过去和未来联系在一起（see Sartre，1963）。
在任何一个当下时刻，行为既是历史的（植根于过去的影响，预测未来的后果），也是非历史的（为当下的目的而盗用过去和未来）。当下既被过去也被未来的过度控制所困扰。任何一个当下的自我超越都是指它的双头性，在这个意义上它既是历史的，又是非历史的。正是以这种方式，这种奇怪的爱试图在其非历史的爱欲姿态中把握历史（过去和未来）。莫莉·奥尼尔引用索塔·库因的话说，一个来自曼哈顿马戏团餐厅的厨师，她陪他回到了柬埔寨的家里。
只要你尝一尝，你就会尝到完美的味道。那你就一辈子都会寻找它。但你永远都找不到，永远。厨师，他像动物一样工作，创造出一种完美的味道，当他这样做时伤透了他的心，因为他不可能再来一次，永远。但是，这个主厨，他不停地找，他一直都在找，他会尽一切努力再寻找一种完美的味道。（O'Neill，2001，55）
推动这个厨师探索的（过去）历史与（未来）历史结合在一起，后者赋予这种探索以其结果性的自主权，它既被非历史性的探索行为所“超越”，也被面对他知道并期待却不会有持久的成功的强迫症所“超越”。正是对“损失越大越好”（Bataille，1985）的这种期待，使他的追求色情化了，这注定是会失败的，即使他可能成功，也像齐美尔对卡萨诺娃所做的评论一样，他“渴望的是不可能的东西”（Simmel，1971，246）。历史既表现为对成就的记忆，也是对实现成就的期待。正是通过“完美味道”的诱惑及其对他的控制，非历史的爱欲行为的“黑暗地平线”，即历史的普遍性和完美一瞥的诱惑性才把子孙后代作为个体（让人心碎的动物作品）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生育是指城市的集体生命力，当我们想到它所孕育的完美味道的标准时，就会诱使那些品尝它的人像令人心碎的动物一样工作，让它重新出现，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因为知道它将会消失。城市的当下——不断唤起这种爱欲碰撞的踪迹——让我们有机会最终认识到，城市本身不仅是历史意义上的创造和被创造，而且是范围有限的繁殖形象，是过去在当下运动和消失的形象。
这让我们把城市之美的问题从开普敦、洛杉矶或所谓“新都市主义”典型的太平洋模式中解放出来，把它与集体的关系想象成——其想象性结构不断召唤出生、死亡和重生——一种流动的、有争议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如何开始表现城市对自身繁殖能力的参与（或者一种文明对其城市的繁殖力问题的介入）呢？
科学具有一种与艺术品有着深刻区别的命运。科学工作是与进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而在艺术领域没有相同意义上的进步。因此，一个时期的艺术品，如果创造了新的技术手段，如透视定律，它就在艺术上表现出比一件缺乏所有这些手段和规律知识的艺术品更好，这是不正确的——如果它的形式对物质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如果它的对象已经被选择和形成，它就可以被艺术所掌握，而无须应用那些条件和手段。一件真正的“自我实现”的艺术品永远不会被超越，永远不会过时。个人在欣赏艺术品的意味上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说，这样一件作品被另一件作品“超越”，另一件作品也是“自我实现”的作品。在科学方面，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他所取得的成就在10年、20年、50年后都会过时。（Weber，1946，137-138）
把城市当作一件艺术品来对待，或者说当作不可效仿的作品来看待，与认为它是“受进步过程束缚”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在第一种情况下，城市尽管不断改变形状，但是保留了一定程度的永恒忠实，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变的。相比之下，一个“受进步过程束缚”的城市总是在变化，总是变得与自身不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种观点都把城市看作“受束缚的”，在一种情况下，被束缚于其堪称典范的历史时刻，在另一种情况下则被束缚于它自身的变化。然而，既然变化总是在发生，那么对比的关键似乎就涉及对变化中的同一性的坚持或消解之间的差异性——把城市之间的差异性看作真实于自身还是丧失自身，保持同一还是变成他者。韦伯问道，这样的城市形式对这些条件是否公平？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因为通过提出变化如何公正地对待坚持以及坚持如何公正地对待变化的问题，它既接受坚持，也接受变化。
假如我们认为，城市在任何时候都是为在形式和物质条件之间建立一种公正的关系而斗争，那么，在这场斗争中，与其观点的主要对话者是这样一种立场，即城市 被束缚 在一种观念上，它的持久性是一个不可模仿和独特的标志，或者说，城市 被束缚 于其必然而无情的 命运 （fate）的变化过程。冒着复活日耳曼式威胁的危险，我们可以认为，一种观点认为城市被束缚于它的宿命（destiny）（它不可模仿的典范），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它被束缚于它的命运（不可避免的共性）。如果，正如韦伯所认为的那样，形式必须公正地对待它的物质，那么，形式必须 同时 公正地对待命运和宿命，必须将它们融合在一起或结合在一起。
现在，关于城市文化的问题，我们有了言说者和一种隐含的对话概念。这种对话，一方面是城市是一件艺术品，有坚持不可模仿的同一性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由城市作为不断变化的他者的问题所激发的。只有一种“融合”才能解决这种因我们需要和渴望理解城市的集体目标而引起的不稳定的研究情境。这种对话并不是在两个外在的言说者之间，而是在文明和城市本身“之内”作为斗争的声音展开的。也就是说，为了在集体生活中树立一种文化的概念，必须通过确定使人们对这一根本模糊性问题进行争论的案例和材料，必须经受斗争才会获得这种看法，即一个城市既是同一的东西又是他者。城市同时是两样东西——可以说是双头怪——既是力图表现为共同的去稳定化情境的组成部分，也是渴望掌握的集体目标的组成部分。按照韦伯的看法，解决形式与物质条件之间的一种公正的关系的问题，即把坚持与变化 联系 起来的问题，需要把“融合”看作一个有待解决的集体难题，看作一个不断出现在城市生活中的常规的和关键时刻的问题。
一种城市文化的研究方式，为何不取决于对其迷人的历史目的性的憧憬，也不在于技术领域取得的进步，而是在于绝对诱惑变得最引人注目的时刻把它与自我维持有关的某种意义在此时此刻呈现在眼前？因此，要开始掌握城市的文化，就有可能把它理解成一个历史群体展示其斗争的示范性场所。在任何一个现代时刻，这种斗争都努力调和对其宿命或命运的不同看法之间的具有挑战性的分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成为一面人们在其中遭遇现代性的镜子。
通过预测繁殖的隐喻及其联想所产生的联系，我们可以更具体地阐述这个问题。研究城市文化的途径，可能就是分析城市参与现代性的方法，因为这样一种遭遇就是一个人群在其繁衍问题上纠缠不清的生动表现。也就是说，如果每一个历史社会都有它自己的现代时刻，那么正是由于城市，一个人群才直面现代性时刻。因此，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现代性的问题都会体现在城市的话语中，并且围绕城市话语而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有关这种遭遇的任何对话都表明，它在斗争中所涉及的城市概念都只能在最夸张的意义上表现为一种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