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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化显露并表明工作模糊性的直接方式，这是通过对共同情境以及与意义环境有关的典型社会行动者参与的公式化、平庸表现的游戏性抵抗来体现的。理论化可能把社会行为者描述为坚定的行动者而不是决定论的“火柴人”（Benjamin，1998，307）。哲学家大卫·威金斯举了下面这个和朋友一起看电影的例子。
我转向我的同伴，问道：“这些电影让人感到如此孤独的东西是什么？”她的回答是：“除了电影中有那么多关于海怪互相吞食的事实外，令人不安的东西就是似乎没有任何安宁的东西”。至于游戏，无关利害的好奇心或者单纯的静观，她可能会补充说，这些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我们能投射到一种生命形式上，除了生命本身的追求，我们在那里发现没有任何非工具性的关切，对这个被认为比谈论中的动物更持久的世界没有任何兴趣，就需要这个世界来维持动物自己的生命，因此，在某种相当大的程度上，生命的形式对我们来说必定是陌生的。（Wiggin，1976，344）
对城市共同情境的表述，通常在他们的社会世界中充斥着行为者就是海怪的看法，他们被理解为对集体目标漠不关心。然而，对这样一种霍布斯式的观点的反应，是鲍德里亚（见第一章）通过对符号的循环所着迷的社会世界的概念所暗示的“进步”。虽然这些“能指的”演员可能看起来是比海怪更复杂的代理人，但是正如他所指出的，他们仍然经受着对超越的漠不关心（没有灵魂，没有影子，没有副本）。社会行动者的这些不同观点之间的张力，既与城市的共同情境有关，也与把城市理论化的人以及在我们的叙事中想方设法评价这些诱惑的人不可分割。在揭示集体化的斗争及其共同情境中的根本模糊性时，任何表现都开始把 它的 声音恢复为某种东西，而不是可怕或能指的言谈。虽然在进行研究的时候需要使共同情境陌生化，但是我们通过这种姿态把它恢复为某种熟悉的东西（真实的生活经验），而不是陌生的东西。
我们可以通过想象雷蒙德·莱德鲁特和盖伊·德波之间关于现代城市品质的交流，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同样的问题。德波把前所未有的现代城市特点表述如下：
第一次……这种新生活经验的形式匮乏和庞大传播都来自它的群众性质，这隐含在其目的和现代建筑状况之中……同样的建筑出现在所有在这方面落后的工业化国家，成为一个被植入在那里的新型社会存在的恰当领域……霸道的汽车，初级商品阶段丰富的试验品，在高速公路的控制下，给环境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使老城市中心变得混乱不堪，需要进行更大的疏解。同时，各种不完善的城市结构重组阶段都在“配送工厂”周围出现了暂时的分化，巨大的购物中心建立在空荡荡的停车场上；在导致拥挤的地方被重新安排之后，这些地方变成了疯狂消费的殿堂（Debord，1967，173-174）。旅游，被认为是消费的人类循环，是商品流通的副产品，从根本上说，不过是闲着没事去看看已经变得平淡无奇的东西而已。到不同地方旅游的经济组织，实际上是对它们的相等物的保证。同样的现代化缩短了旅程的时间，也消除了空间的真实性（Debord，1967，168）。
对于这种哀叹，莱德鲁特（当然是假设性地）带着疑问回答说，作为一种迷人客体的现代城市景象如此困扰着（和激怒）德波，以至于让他陷入瘫痪，无法想象融入其成就的生活，太傻了，不想把城市作为一个客体进行理论化吗？“今天的城市是不是比昨天的城市更没有意义呢？”（Ledrut，1986，122）莱德鲁特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
所有城市都是有重要意义的。现代城市和曾经的希腊城市一样“重要”。它只是“意义”有所不同而已。它表达……它的时代和它的制度社会，就像中世纪的城镇一样。（Ledrut，1986，124）
从莱德鲁特的观点看，德波的解释描绘了被异化的现代城市，它本身就属于这个城市，因为异化的表达是城市的声音之一，是城市作为一种场所在现代生活中被体验的方式之一。城市被异化的观念是城市生活经验的一部分，既是他分析的主题，也是他分析的一种资源。
这种异化，以不同的形式成为所有人的共同命运。它取决于真正的城市经验的矛盾和断裂，其原因是多方面和根本性的。在“城市语言”层面上，这些分裂和不连续性是通过一直未被注意到的沉默来解释的。与其肯定城市不再对我们说话，不如更好地认识到它以不同的方式言说，并且并不言说所有的事情。正因为它现在用功能性的话来言说，用生活经验的话来言说，而且这两种语言不能被组合成一种统一的语言，所以城市在可能把这两种语言融合为一种语言的问题上仍然保持沉默。（Ledrut，1986，130-131）
莱德鲁特说，即使在“被异化的”城市里（Ledrut，1986，122，128，130），也无法逃避意义。这呼应了赫拉克利特的格言，即 逻各斯 没有什么可隐藏的。如果异化是我们共同的命运（Ledrut，130），那么这种经历就会在对我们言说的城市的声音中被记录下来，“它只是‘意义’有所不同而已。它表达的时代和制度社会，就像中世纪的城镇一样”（Ledrut，124）。即使有不确定性，也不意味着形式的缺席（虚无），而是意味着社会关系的确定性形式是迷人的模糊性的连接点和相互行动，“意义是普遍的，并且从不缺席，有一种荒谬本身的系统”（Ledrut，1986，116）。
请注意德波是如何围绕商品流通的观念把空间和时间的问题结合起来的。这种相等的韵味成为文明中产生城市命运的东西，使这个过程及其承诺的区分和区别逐渐消失。在德波看来，当下的力量使过去变得无能为力，使未来变得黯淡无光。过去之所以无能为力，是因为无法在当下做出令人信服的区分行为；未来之所以黯淡无光，是因为不能被想象出除了当下之外的任何东西。德波所书写的是一个注定要自杀的人。
这场关于城市之典型经验问题的争论，暗含对城市作为一个客体问题的争论，显然它使异化成为核心焦点的问题。然而，我们看到，所处理的难题在更深层次上与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密切相关。它们被时间的问题所吸引——今天的城市不同于过去的城市吗？——取决于德波对城市之间正在缩小的空间的解释，这会威胁到它们之间的区别。德波和莱德鲁特共同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城市的普遍性在今天是不是前所未有的。他们涉及对城市共同情境的思考，这样一种思考为何总是对城市作为时间和空间中一个客体的看法进行反思。
城市就是一件商品的观念一直困扰着这种交流。对德波来说，过去可能会让人回想起一种纯粹使用价值的不可分割的时刻，与当前受制于交换价值的城市表象形成鲜明对比。莱德鲁特则把城市的不确定性斗争想象为无论在过去还是在未来都是一种商品。也就是说，如果城市是一种商品，那么它的命运就会被不确定性所困扰，因为曾经存在的东西已经失去了，而将会是什么东西却无法估量。在这里，城市遭受所有象征性秩序的命运及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存在，既是一种结果又是一个开端，是风暴来源和后果都无法用某种观念来掌控的一个时刻。
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德波和莱德鲁特之间的区别就变得越来越清楚。尽管他们两人都可能会同意城市异化的这个 事实 ，但是，德波认为形象 好像是 整体的东西的一部分，而莱德鲁特则认为形象 是 整体的一部分。德波的错误并不在于事实，而在于他把一个部分看作整体的绝对论，即一个形象就是原本的东西。莱德鲁特从德波的不准确的观点开始，不是出于事实而是由于对它的偏袒，准备通过恢复这种关系及其根本模糊性来恢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这意味着，莱德鲁特能够区分过去、现在和未来。因为他可以想象过去的生活经验受制于 它的 当下时刻的强度，他可以预见未来的生活经验取决于 它的 当下体验的强度。德波却只能把过去和未来看作对当下的反映，尽管他承认现在有不同于过去的差异性，但是，在他的当下不会产生任何差异。然而，德波提出了城市的善的问题，尽管这项提问的工作仍然有待于发展，但是必要、可取和永无止境的。对于莱德鲁特来说，这项工作需要把似乎分开的东西结合起来——这种分离或分裂似乎体现了遭遇现代城市的主体的特征——尽管认识到并没有“整合”主体的总体计划（“没有天然的依靠场所”），但是必须始终保持的东西就是差异性、不可调和性和根本模糊性的踪迹。这个问题必须提出来，并且迫切性依然存在，对任何一个渴望提出疑问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城市的经验是什么？对这种经验的解释为何必然与它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存在联系在一起？城市是如何言说的？谁有权为它说话？假如城市对于这些问题仍然保持沉默，那么，我们会怎么弄明白，怎么能让它发出声音？
在这个方面，对技术、建筑和工程成就的启发性特征进行的批判，抓住了当下城市的救赎性质。这种性质既被理解为令人兴奋的成就，也体现在其成就的引人入胜的景象之中，同时，由于它释放出来的魅力（因为是虚假的意识）而让人感到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