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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积累以及通过它取得的各种理性解释方法，无疑是现代化最普遍公认的方面，并且它作为一种心态处于这个过程的中心。（Black，1966，10-11）
有趣的是，在这种范式文本中，心态被认为是现代化的核心，与布莱克根据“工业化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变迁”讨论现代化时所说的“政治科学”形成对比。在这里，通过把心态理解为在人群中被客观化和定向于社会变迁的一种典型经验，我们可以开始突破关于现代与后现代、现代化与现代性等之间的差异性争论。在这一分析中，我们开始将社会变迁 纳入 作为问题—解决的环境的一部分的文化，因为致力于澄清集体目标引起的共同情境的根本模糊性，总体上出现在关于社会变迁的争论之中，特别是出现在把城市聚焦为这样一种话语的形象争论之中。例如，可以把对创新、技术、资本、人员、公司和观念的全球“流动”的描述所引起的问题放在集体遭遇社会变迁问题的语境之中。共同情境的去稳定化引起的不安，作为一种社会学假象的社会变迁，涉及实现这种理想的不可能性的问题，在把握实际问题的各种尝试中，它作为问题—解决的方式已经变得显而易见。
在最发达的社会里，不仅是所有的物质世界，而且是几乎所有的组织……和几乎所有的人格品质，在原则上都被认为只是工具或资源。他们只能按需要加以修改、支持或保留。这一取向并不是通过市场机制把人和神圣的习俗盲目地转变为可销售的商品……这种转变不需要出现在服务某些技术官僚的梦想中……以符合社会效率的一些抽象标准，或者符合雇主或国家的扩张。其目的可能是人作为人类个体的财富和自由；即作为个人保障，人应占上风。无论如何，这种变革的方向不过是现代化的最新发展；从一开始就构成了现代化所希望的人格和社会应用。（Swanson，1971a，138-139）
今天，对变革的这种强调是由一种启蒙的前景所激发的（或扭曲的）。然而有两个保留意见是井然有序的。在研究文化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致力于揭示文化，而不是外在地批评文化不符合某种标准。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修正”习俗，而是努力展示它们如何在集体的问题—解决中发挥作用（这种批评总是这个努力的一部分，这在第一章“旅行”和“第二次航行”等部分讨论过）。如果集体目标在“发达”城市被看作一种启蒙性的问题—解决方式，那么我们探讨它所涉及的去稳定化的共同情境如何产生各种不同的遭遇，以及对于城市的发展方向及其生活质量方面提出的各种有争议的主张。即使我们当中最挑剔的人对这种说法持有保留态度（即使我们自己远离这种热情），对文化的社会学看法也包括这种怀疑主义，这是有关集体目标辩论中的一种声音。
此外，这种怀疑主义在形式上，都声称在哲学、艺术和人文、技术理论和社会思想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创新性，总是表现在与这些（这种工作要求产生的差异性的）变迁的解释有着始终如一和显而易见关系的主张中。这意味着，在传播中宣称现在与过去的任何背离都是一种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表现方式（如“上帝死了”“作者之死”“元叙事的终结”）的陈词滥调，各行其道，都是集体目标辩论中的声音，都是共同情境不可或缺的推论性姿态，总是被视为抑制当下的努力，通过一个令人信服的展望把它视为变革的关键机会。这意味着各种超越性能力就是共同情境的构成部分。
与城市的共同情境和集体目标预测有关的表现和行动，是受城市理论化的需要和愿望所启发的问题—解决的一部分。普通人和他们的地方性筹划在这样一种欲望经济中表现为解决这种欲望总是会释放出来的任性——无序、动荡——的各种努力。
社会动荡不仅意味着个人的不满或不安普遍存在，还意味着人们想要一种新的或重建的社会秩序，取代他们认为不公正或无效的社会秩序；意味着他们相信这样一种秩序会逐步发展，如果他们共同努力的话……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动荡的参与者那时已经具备处理社会关系以及在与他人互动中建立组织的技能。他们的判断和预测可能是仓促、错误或不知不觉的，但是，如果他们不知道社会组织在处理某些类型的问题方面的重要性，或者在建立组织或使用这些组织方面缺乏经验，那么根本就无法使它们成为现实。（Swanson，1971a，126）
城市提供了旨在解决集体目标问题的地方性新举措持续景观，无论是作为城市独特的共同情境的标志，还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方面，城市本身都被作为一个客体。集体化，就像电流一样贯穿于社会生活，通过解决去稳定化问题的愿望，始终与动荡和无序联系在一起，这种愿望经常被客观化为解释和行为的一个重要焦点。如果说，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文化所指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会注意到文化与共同体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这些问题带来了难以克服的阻力：“社会不安无处不在，因此，建立在文化之上的集体进程也同样如此……它不需要卷入一种急急忙忙的、口齿不清地对社会不满的倾泻。每一个组织的职业生涯，无论大小，都包括频繁的也许是定期的更新、复兴或重新承认的时期。每一个时期都源于集体凝聚力的削弱，无论是实际的还是预见到的。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是参与者完全满意的。某些不公正和无效的措施在群体中是普遍存在的。任何参与者都不会对任何组织或其内部的某个特殊角色做出不可动摇的承诺”（Swanson，1971a，127）。在某种程度上，城市的工作可能就在于，是否有能力让有组织的动荡成为民众的一个景观，成为他们接触其引人入胜的时刻展望的场所，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变革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客体的城市所引起的动荡不安就是论题，建议把我们的材料确定在这些可以列举的场合和环境之中，在那里，这种动荡不安被表现为一个难题，并通过筹划和举措来加以“解决”。
如果社会变迁是共同情境的“地方病”，那么这就意味着当下不断出现又消失，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具有一种确定性和不可估量的关系。社会变迁是对作为时间上的一个事件的当前时刻的根本模糊性的外部看法。根据前文关于社会变迁的引述，行为者在任何当前时刻都会根据过去和未来考虑需求和欲望（McHugh，1968；Shils，1981）。然而，由于人们在需求和欲望方面存在着差异，精于算计的当前行动要求必须根据不同的视野以许多方式表现出来。社会变革也是对作为 空间 上的一个事件的当前时刻的根本模糊性的外部看法。根据前面关于社会变革的引述，行为者在任何当下时刻都只能通过典型化的方式来“解决”时间的模糊性，而这些典型化只能通过使透视性差异对所有实际目的都变得无关紧要来保持它们的协同共存（McHugh，1968）。社会变迁和动荡是“地方病”，在任何当前时刻，时间和空间上的集体存在的模糊性在社会实践中都既是被遮蔽的，又是透明的。城市作为一个客体获得了作为社会变迁和动荡的场所的特殊性，因为它独特地通过错综复杂和富有争议的伦理冲突，使“解决”时间难题和空间难题的集体需要和渴望变得生动起来。正是这种框架（假设？命题？）引导着当前工作并启发我们去寻找使这种基本情境变得可以观察的案例或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