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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城市的各种表象都表现为隐含对话中发挥作用的言说者，那么我们通过与他们相遇来表达这些命题，就像第二次遇到他们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个人让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一样。因此，旅行的隐喻是恰当的：我们在一个地方范围内而不是到另一个空间旅行，在它们的遮蔽中揭示事物的时候，可以说是第二次遇到了共同看法。共同看法并不深奥，因为它们就是 我们的 看法，把我们与研究的材料联系起来。我们遭遇了多样性，不是因为前往阿巴拉契亚甚至蒙古的旅行，而是因为通过把我们联系起来的共同差异考问我们。最奇怪的是，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性质，以及为了表达和客观化所属的话语而忍受这种斗争的能力，而我们就密切地属于这种话语。
旅行意味着治愈概念的缺陷，准予我们可以在其中“阅读”它的身体……身份的悖论在于你必须旅行才能揭露它。同一性也可以被承认，前提是它是一个他者。它与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因为它在别处，不是很远，但在别的地方，需要很少的移动。现在发现他或她的身份正在构建这个身份的空间。身份不是道德或物质特征的问题，而是一个空间问题。空间化凭借自身的品质呈现出概念与其肉体的同一性，保证了事物和人都呆在“他们的”场所里，并坚持他们的身份。识别旅行的（旧）模式是通过移动到另一个场所来找到相同的东西……于是，问题来自背向的行进：在同一中发现他者，也就是说，学会错过自己的路。（Rancière，1994b，32，36）
从理论上讲，遭遇城市的过程并不像一个外国探险队需要接触异国情调那样被看待，更多地被看作一种让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的方法。多琳·马西说，我们可以通过思考非洲来了解西方城市（Massey，Allen and Pack，1999），维特根斯坦可能会说，我们是通过 思考 它们来了解西方城市的，因此，首先要把这个城市作为一个客体来思考（恰好就在这里！）。
我们看到，弗雷泽的叙述多么误导人，从这个事实中我们可以很好地想象一下自己的原始惯例，只有当它们实际上在某个地方被发现时，才是偶然的。也就是说，按照这些惯例所遵循的原则，比弗雷泽所显示的要普遍得多，而且我们在自己身上也发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为自己想出这些不同的可能性——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如在某个部落里，不允许任何人见国王，或者部落里的每个人都有义务去见他……也许不允许任何人碰他，也许他们会被迫这样做。（Wittgenstein，1979，5）
假如我们认真倾听这些命题的含义，城市是一个符号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一种外因的结果，一具被肢解的身体，或者一个用来表达多样性的搅拌碗——那么这种观念就是一个开始。因为当我们说一些关于城市的非常真实的话的时候，它们就会让我们把部分图像恢复到对话中去，这种对话可以把它们当作对话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整体。这就是朗西埃的“背向行进”，我们不是到他者的场所中寻找相同的东西，而是试图 在 相同的东西 中 发现他者。这样的假设把城市化等同于城市，或者主张城市的碎片化，或者主张它的侵蚀就是凝聚力的焦点，每一个问题都经过思考而展现出来。对于理论化来说，这是它们的命题所依赖的一个错综复杂的象征性领域，假如我们接受它们含蓄提出的这些挑战，那么这些问题就会促使我们找到分析的机会。
那时，城市的声音出现了，当谈论城市的时候，我们把作为一个分析对象的城市当作意义的一部分来处理。如果说城市是一个激发解释能量的场所，那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聚焦集体化，因为对城市的解释隐含地把它定位为需要图绘的一个推论性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仅是以它的名字把这种对话集合起来。尽管一个城市在空间和时间中被设定为所谓的场所，但是它也是无场所性（placelessness）的，在这个意义上与“它”的接触就始终是一种想象性结构的一部分。城市（如芝加哥、多伦多）似乎属于那些可以称为他们自己的城市的人，属于那些居住在它的区域内以及似乎有权把它称为“我的场所”或者我的家的人。对于研究来说，这些声音总会引起是什么样的场所或家是什么的问题，以及“我的”和“你的”、“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差异性问题，因为不同的和有争议的主张都把城市当作一种解释的对象。如果我们通常假设对一个场所的密切了解就是一种解释性权利的形式，那么在这一点上仅依靠自己的权限与城市的理论化是不一样的，就像一个具有（拥有？）一个名字或类别的人一样，不能依其本身（eo ipso）就假定她对这样的亲密接触有最终发言权（Wittgenstein，1953；Derrida，1973）。把城市看作一种不可改变的地方性、狭隘性和亲密性的景观，总是赋予居民专门性知识的声音，仅此而已。从理论化的角度看，与城市空间和风俗密切相关的专门知识只能是城市话语的众多声音之一。这就是我们为何可以说，理论化使得城市声音的问题成为有问题的，因为它希望将这个客体（城市）重新创建为具有许多声音的领域。
我把城市的声音重新创造为一种话语，这与柏拉图的回忆或记忆（anamnesis）方法产生了共鸣。在某种程度上，我把本书采用的方法限定在了古典意义上的 模仿 （mimetic）所体现的理论和方法上，目标不是简单地把城市里的声音复制为文本表达的言谈，而是似乎是各种明确观点的喉舌。毋宁说，这种介入所采取的是把这些不同观点重新塑造成一个故事的形式，不仅是一个杂乱无章的意见，或者是一种东拉西扯的重新排列，而且是模仿其表现行为的戏剧化。例如，城市只不过是一个符号的看法，在城市的各种观点和意见中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表述，而是对讲述故事行为的一种模仿，把这些声音当作不言而喻的基础来激活。模仿把这种用法戏剧化为一种话语，反过来又把这种话语戏剧化为围绕着各种伦理冲突的观点组织起来的叙事“进程”，这些伦理冲突把材料组织在一起，就 好像 是一个不可言说的集体焦点。因此，我的叙事并不 认同 这些观点，而是模仿或体现声音弥漫于其中的表现行为，仿佛是出于伦理上的动力要澄清或“解决”根本模糊性的问题。这种看法中的好理论就是一种介入，这种介入在 这些材料 中提出问题，即什么是好故事，什么不是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