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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从一个与通常研究有所不同的角度看待城市，考察不同文明给它们产生大量解释资源的方式及城市独特性问题所产生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城市的想象性结构指的是被构想的方式，目的是把城市的差异性作为常规问题—解决的一个特征来认识和保持。
通常城市之间的差异性被看作是由外部条件导致的，诸如历史环境、地理、景观、经济波动以及来这些地方生活和工作的人的组合。这些差异似乎既区分又限制城市，也造成了城市在这些外部条件上的不平等，生态和历史倾向于书写城市的历史，这些历史把它们阐述为由只能接受却从来没有真正授权的条件所 决定的 集体行为者。然而城市永无止境的创造性质不仅表现在对差异性的肯定或确认方面，而且表现在城市生活的特殊细节在这些差异中表现出来的方式，以及对共同问题的独特解决办法上。因此，注定一年到头都有海港、酷暑或寒冷的城市仍然可以被看作与众不同的地方，即使被认为在与其他城市共享的这种限制条件下也是如此。在认识城市的这些共同情境时，人们也可以说，独特的城市是不可能被效仿的。我这篇文章的研究所针对的，正是这种陈词滥调及其“非矛盾性的双峰”（Benardete，2000）。
承认城市在共同问题上不可避免的一致性，可以克服城市在外部条件方面的不平等。如果社会学有必要确认任何一个城市的共性和差异性，那么也就有必要理解一个城市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如何取决于各项工程和关键时刻。这些工程和关键时刻表明，在与所有城市共同具有的问题—解决语境中，这一城市的差异性是如何 产生 的。在这项研究中，我关心的是城市差异性的研究，这种差异性不仅是它与所有城市共同具有的问题，而且是它需要遭遇的集体生活的一个持续焦点。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与集体身份联系起来，作为日常生活中解释和行动的焦点。
如果城市彼此之间既是相同的又是不同的，那么我们总是要问，城市如何被认为是指向这种混合体（这种僵局）从而使这个唯一性的问题变得有影响力、变得引人注目以及变得富有争议性的？在城市日常生活中，它们有时会富有生气地挑战这样一种假设，即它们彼此之间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肯定它们在性质上也有不同的可能性。在这些情况下，人们认为城市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即它们的差异性是否是独一无二的，除了程度的差异外（与大多数把文化视为程度上有差异的城市比较研究不同），它们的独特性如何可能具有更多的东西。
在蒙特利尔，魁北克省的地位问题引发了这一问题，其措辞涉及魁北克省人民如何或者在何种程度上是不同的或独特的，并且意味着它的主要城市也是如此。柏林在其特殊历史之后的重建，仍然迫使这个城市提出疑问，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属于柏林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就像都柏林的经济复苏要求该城市考虑这个问题一样，在面对这些变化之时仍然要保持其独特遗产部分。如果这些城市能够自由地承认作为一个大城市所具有的不同，那么关键时刻仍然会促使它们在实践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属于”这个城市的）差异性是否以及为何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打算在富有启示的时刻来审视这种提问被激活和参与城市生活的方式。这一策略允许我们不是把城市的身份当作一种定型的规定来对待，而是看作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对话，即城市的独特性如何（以及是否）在许多地区以不同的形象表现出来。
柏林墙的拆除和魁北克省的全民公决（Referendum）显然只是外在于这些城市的条件，是不断被塑造和重新定义的经验和记忆，成为“内在”于城市历史的东西和集体经验的一部分。因此，把一个城市的居民与另一个城市的居民区分开来，标志着城市在性质上的差异，而不仅是在程度上的不同。这样的外部事件与城市居民的社会实践之间的持续辩证关系使城市的身份成为和不成为正在进行的工作。正如柏林作为一个独特场所的部分意义体现在冷战影响的实践中以及在公民身上持续存在的踪迹中，蒙特利尔的部分意义表现在把诸如全民公决（或冰风暴）等事件“消化”或吸收到其集体生活的叙述结构之中。对每一个城市来说，这些“影响”体现在特殊性和独一无二性的持续不断修正的意义中，在城市之间表现出巨大差异的情况下，即使受到共同问题的影响，这种特殊性和独特性也作为它与身份关系的一部分，作为城市居民持续参与的一部分发挥着协商作用。
因此，环境的概念不能被这样不成熟地接受，必须被分解，被视为一种可变因素和一种运动。地理、地形和经济尽管相互关联，却并不是一回事。例如，威尼斯是一个避难的地方，最初被选择是因为容易进入，它也是一个商业场所，因为容易进入而变得繁荣起来。它的宫殿象征着财富增长的账房。它们打开了方便的门廊，那里是码头和仓库。这里的经济符合地形条件，并利用了它的优势。贸易带来的富足解释了威尼斯建筑正面的浮夸，几乎不免有些傲慢；也解释了一个面向东西方城市的阿拉伯式的奢华。海水和倒影中永恒的海市蜃楼，水晶粒子悬浮在潮湿的空气中——产生了某种梦想和某种味道，在许多诗人的音乐和许多彩色画家的温暖色调中得到了无与伦比的描绘。从威尼斯的环境条件和利用某种构成要素很容易成比例的民族混合物的角度来看，再没有比这里更完美的地方了，我们希望能理解一件艺术品的时间谱系。但是，威尼斯以一种非同寻常的自由影响了威尼斯。它的构造悖论就在于它与这些元素进行斗争，把罗马群众安置在沙滩上和水中；勾勒出多雨天空的东方轮廓，最初是为了在永久的阳光下使用而设计；用自己发明的设备发动了一场与大海无止境的战争——船舶廊台、砖石建筑工程，即墙壁；最后，见证了画家对风景的强烈偏爱，对离我们如此之近的阿尔卑斯山的森林和山脉绿色深处的势不可当的喜好。（Focillon，1989，149-150）
影响威尼斯 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希望不仅使“环境”形象成为中心，也使所有这些条件成为中心，而这些条件由于明显的外在性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环境产生了一种导致新的问题和新的回应的反应。例如，威尼斯以不同的方式为不同类型和不同群体所使用，这体现在影响威尼斯自身成长的用法上。然而，我们如果把城市当作一种艺术品来欣赏，那么会看到，城市的历史表现出一种与其影响持续存在的辩证关系，它与各种构成元素发生冲突，并且用共同发挥作用的方式扩展和延续自己的声音。威尼斯的历史并没有描述它的声音，因为集体的问题—解决的持续性被重新洗牌，在关键时刻表现为努力面对每一个当下与过去和未来的不稳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