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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这篇文章中，马克斯·韦伯为定义城市所困扰。他首先把城市界定为一个市场，然后又界定为一个政治管理单元（Weber，1951）。当他用城市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的常识性知识衡量的时候，这些界限就会不断消失，如按照他正在阐述的定义来判定某些场所是不是城市的时候，就会认为情况并非如此，或者说，当一些城市不符合他所定义的城市时，就会让他感觉到真实的城市。也就是说，为了说明城市是什么，必须知道城市不是什么，为了说明城市不是什么，必须知道城市是什么。这种直觉的发展或基础就是理论化的开始，一种问题哲学已经表现为 同一 与 他者 的关系。假如韦伯真的不知道城市是什么，那么他又怎么能够认出它来呢？假如韦伯确实知道这个城市是什么，那么他为什么又要重新开始呢？
显然，同一与他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并不是探询者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而是思想的根本模糊性在探究本身范围内遭遇的一种运动。这就是贝纳尔德特在苏格拉底之后把理论化称为“第二次航行”（Benardete，2000，408-409）的原因。也就是说，韦伯对于他需要和想要确定的城市是什么有一定的了解。韦伯从结果开始（如常识性知识），以努力追忆这一开始而结束。他不会在城市这个范畴和经验的根源上消除这种模糊性，但是，也许能够通过论证澄清城市在集体生活中所提出的基本问题。对于个人和群体来说，这种特殊的模糊性就是一种社会现象和集体化的场所。韦伯面对的问题就是在语言和行为上把这种遭遇客观化，因为正是在语言的行为中，这样一种深思熟虑的参与才能够得到体现。这个定义问题并不是韦伯所特有的，它似乎已经困扰了城市社会学的传统：“一种城市的社会学定义是无法形成的”（Gans，1968，114-115）。
我们继续用往往不可改变的、持久的、清晰和明确的方式来认识和区分城市。一种张力似乎存在于这种确定性与我们定义的不确定性之间。海德格尔等人对这一“矛盾”进行了评论，当深入到坚定地认识到的东西时，其特点就是理论性的，总是需要经受它的直觉的清晰性（如城市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与它的区分的不可渗透性之间的张力（Heidegger，1961）。如果在我们对城市的探究中存在这样一种张力，那么它就是这样一个“对象”所特有的，即这是城市本身所特有的东西吗？它描述了对任何内容的探究吗？在致力于抓住它的“对象”，甚至当这个对象逃离这种把握的时候，在寻找各种根据时，难道就没有一种持续的张力吗？在谈到自由的时候，让-吕克·南希谈到的可能是一种观念，甚至是城市：“因为，即便它被剥夺了一种参照，或者没有任何可转让的意义，这个词仍然以某种姿态移动，甚至到了犹豫不决的地步，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词陷入其不同意义的僵局之中，哲学在其中承认它自身的逻各斯意义：开启一种意义的自由空间”（Nancy，1993b，8）。
“意义的自由空间”是一种形象性组合家族——生活经验、自然态度、常识知识、前理论态度的家族——旨在引导我们认识到，任何一个范畴是如何回应它必须命名的想象生活（一种经验）的正常和典型能力的。这就是说，城市必须首先指向一些反复出现的陈规定型的遭遇，因为名称临时性和实验性地存在着（重新呈现），经过反思，它将衡量其多样性。也就是说，从一种描述典型经验的陈词滥调开始，这个名称必须指向其形式的某种隐含的直觉，这种形式有待于阐述和解释。另外，一个民族的生活中的陈词滥调的异质性现象，既保证了历史性（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又保证了透视性（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同的）。因此，我们感觉到了这种范畴的隐含形式，承认它的必要的多元性，从而一些人宣称，这些融入内容表现多样性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使城市变得不确定，仿佛城市仅是一种符号。这种把形式的统一性或者完整性（“城市”意义的典型化）及其现象的多样性（与其不同形象的遭遇）视为好像两个对立条件的观点，导致需要重新阐述的语言与行为之关系的二元论图景。
在黑格尔的扬弃（aufheben）概念的习惯用法中，我们取消了统一性和意义的自由空间多样性之间的对立，保存了差异性（Birchall，1980）。有些人会认为，形式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姿态，尽管我们已经说过，它期待一种自由的意义空间，一种异质性的和对问题开放的意义空间，但是在其逼真性上仍然是一些活生生的名称说法的组成部分。城市的自由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城市的差异性中，意味着城市既是一个城市，也是许多城市，即一个意义的自由空间，典型体现在城市空间中呈现出不同形态。
在这一点上，一切重要的东西依然存在，因为形式问题是一种有待发展和解释的直觉（Rosen，1980）。我的研究来自确定材料的策略，运用这些材料的目的是以预期进展的方式把这些碎片重新设计为对话。我们将致力于通过考察许多案例和环境追踪城市形态与其声音多样性之间的关系，从而反映城市生活的丰富性。我们不会把城市的形式或意义的自由空间与生活的异质性形象看作对抗性的关系，而是作为一个研究的问题、一种激励。我把这种城市经验的表现当作“自然”情境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境中，我们遇到了一个因为不公正而“一直没有被正确阐述的问题”，但是它有足够的激发作用，可以被想象为对话的一部分，这种对话“就像任何争论一样容易受到普遍的结构性扩张的影响”（Benardete，200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