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想象性结构最新章节_艾伦·布朗著

结论

城市的表现不断演变，被拟人化地表现为一种关于集体化与共同体的文明化对话的一部分，在各个推论性的片段或部分中，在一种必须深刻而充满诗意的坚实想象性结构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对话。这是人类创造的过程，起点和终点都是不确定的，然而激发人们重新获取亲密联系的感觉，重新获得必要和理想的工作的机会，这个过程的不断更新给我们带来了激励和责任。在试图征服、掌控、忽视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破坏它的易读性，限制它作为集体生活中心场所的权力的过程中，城市确实是一个想象性的客体——塑造着城市的用途，并且被它创造的用途所塑造。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作为人类交往中最高和最低程度上的典范，总是挑战我们重新思考人类独创性和社会创造力的伦理限度。

本书的一个结果是，把城市置于当代社会变革的辩论之中，这经常被视为全球性的难题。从这一角度看，全球性作为一个大题目，描绘了对城市产生冲击的影响环境，在以决定性的方式对城市产生影响的时候，也许会改变其形态和目的以及危及其完整性，或者带来新的机会；当然，它也以特定的方式给城市的日常生活增添色彩。不管如何对它进行实质性的描述（如通过媒体、金钱、市场、人们空前流动的景象），这种环境都作为一个“问题”呈现给城市，城市必须用不同方式处理或“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这种环境被看作“无论是什么”（关于“无论什么”，see Agamben，1998），总是对城市提出一种挑战，这是一个在关键时刻形成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重新阐述不同意见，对共同情境进行反思，并对其局限性提出看法。

这种环境要求城市把自身看作与其他城市对抗性关系的一部分。这些城市由于竞争性关系而在市场上获得认可。对可比性和竞争性的强调进一步促使城市把差异性看作“文化资本”或产品识别的资源，从而使一个城市的身份在与其他城市的差异性关系中不断出现问题。城市需要自我认同，需要在与其他城市的关系中使自身变得可被识别，这种需求在特定场合不断提出一个问题，即一个城市究竟如何显示一种真正的差异，也就是说，与其他城市的差异如何是或者是否是一种真正的不同。在本书中，我寻找使这样一个问题变得富有生气而又似乎生动的案例，可以把这些案例重新表述为由辩论这一问题的言说者所调解的伦理冲突，并且努力作为一个集体问题加以解决。从这个角度看，全球性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机会，使集体身份认同的工作在实践中变得生动可控，并且，全球性把这项工作定位于“解决”在一个城市的共同情境中所提出的问题，即这个城市与其他的城市相比，既相同，又有差异，是一个双头怪（two-headed）。最后，让我以一种更加公式化的方式提出这本书应该得出的一些突出主题。

城市加剧了现代性的两面性及其张力，并使之浮出水面。城市为何同时为人所爱又为人所恨，为人所拥抱又为人所逃避？这种张力的根源主要来自城市把现代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欲望系统来“实现”的努力。城市通常被理解为处于所参与文明的中心，试图通过不断改造为学校或者实验室、不断强化为日常生活兴奋的中心场所控制社会动荡，从而实现这一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经受现代化涤荡的人群来说，城市往往充当了“文明进程”的典范推动者的角色。这种创造性在历史上已经在城市的生产性中得到体现，通过客观性文化的成就构成自己，在显而易见的工程中具体化，这些工程总是引起关于变化问题和新旧关系问题的话语冲突。城市是物质性的，因为它的生产性体现在形象之中，表现出与这种形象不可分割的对话踪迹，就像计算机是关于效率、习惯的改变和修正、工作质量和行为、时间和空间使用的辩论形象一样。衡量城市生产性的标准是形象的生产性，这些形象通常隐藏着对价值问题的含蓄争论，而这在实践和项目中可以被观察到。

市场只是城市生产性的一个方面。城市形象体现在世界主义，被扩展的夜生活，异质性的场景，多样而变化的群体范围，艺术、知识、技术和城市中心重建中的创新，重新定义令人兴奋的事情，追求“甜美生活”的机会，创业和职业的举措。城市作为“客观性文化”中心的生产性形象具体表现在被人们理解为“给予”问题的冲突上，我们可以在对城市本身有益的变化的质量和方向的有争议的信念中分辨出熟视无睹的背景知识。可以预期，每一个重要的城市都会像“一面平安无事的镜子”（Lacan，1981），都会因为现代性及其与传统的冲突而展开一场殊死搏斗，传统正是城市具体而复杂的鲜明特征。

为了生活在时间之中，城市给出了这一冲突的具体形式，而这种形式是安置斗争的一部分。在撰写本书的时候，我似乎不得不明确一个立场，它涉及与这些名字相关的领域的工作，如萨森、哈维、列斐伏尔、索娅、卡斯特尔等。通常，城市内部空间是在世界市场中为了应对一个城市的空间变化而被协商或重新发明的。与其提出另一种观点或“立场”来增加这种混合体，不如把它作为一个跨学科焦点的出发点，把城市空间与世界市场的关系设想为生活辩证法的一部分，两者都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变化。

这一概念是从对场所的更广泛理解中发展而来的，不仅包括空间，而且包括时间。这种方法利用社会实践的创造性，以符合我们对文化的重视及其与城市特殊性和独特性的联系。也就是说，城市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原则上都是真正独一无二的，城市独特性的问题往往会调解安置的生动辩证法，在这种辩证法中，任何相关的空间都能够激发有关其历史性或当下生存的对话。这种生动的辩证法揭示出安置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过程，由此，各个群体都把城市及其各个部分塑造和重新塑造为与时间联系在一起的历史现象，而不仅是与社会立场、生产和霍布斯式的相互依存联系的碎片。

我们的方法允许把空间与城市影响的扩展和循环联系起来，表明它是一种流动的环境，不断产生关于属地的完整性、生活质量以及可能变化的方向等各种问题的问题—解决情境，这些问题需要解决空间和时间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对空间的关注就是对城市的一种重要定位。这些问题都与赋予城市空间和作为空间的城市以独特的时间可读性有关，即可以认同也可以否定这种时间可读性。现代的进步（以及所谓的城市千篇一律）和地方性条件（以及所谓的城市历史特性）都能够以同样姿态共存。在某种程度上，城市空间是指它在人类循环回路中占有一种欲望客体的地位，因为城市以提出集体问题的方式排斥和吸引要素（资本、人、信息）的流动。

具体化为社会影响和集体问题—解决的踪迹的各种表现，旨在解决困扰任何一种行动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孕育着社会活力，不同群体犹豫不决的解释方案最终都会聚焦在联盟和分裂上，让人们在任何一种共同情境中把握至关重要的机会。这种“流动焦点”指向集体生活中的超越性和反思性力量。本书的唯物主义就在于试图用集体的问题—解决的观点评估所有概念（包括经济决定论），用任何形式表现世界都是基本行动情境的一部分。由此，人类决心让自己满意的是，如何最好地忍受并接受模糊性。这一犹豫不决的“解决方案”是任何集体表现不可言说的焦点，因为言谈必须“解决”社会影响在这个世界中具体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