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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索菲·博迪-根德罗的著作《城市的社会控制？》撰写的前言中，萨斯基亚·萨森注意到，作者如何把城市当作“经济全球化影响”的“一种恶化形态”来体验的“经验场所”。萨森继续写道：
这些城市有越来越多的高收入职业家庭，通过其可观的数量和生活方式，它们标志着城市景观，并与日益增长的贫困和隔离空间形成强烈对比。由于它们对全球经济具有战略性意义，这些城市也制定了政策……人们认为这些政策对于作为全球经济战略场所的城市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作者探讨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在这种联合条件下，这些城市成为新规范生产的场所。这些规范包含维持秩序的更新重要性。（Sassen，2000c，x-xi）
萨森在讨论索菲·博迪-根德罗的“重要假设”时，嘲弄了马克斯·韦伯关于市场需要可计算和可预测的社会调控模式的讨论，或者嘲弄了今天所谓的“治理”。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对城市文化的任何研究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尽管并不一定用它表述。这个重要假设是说， 在当前条件下，城市成为生产新规范的场所 。
请注意，这个假设是如何通过让我们回想起城市是一个具有集体活力的示范性场景的直觉，从而重新恢复与权威社会学方法的联系的。从历史上看，社会学一直被称为阐述和再现集体活力的形态和表达的事业，而“新规范的生产”则一直是这种集体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现在，萨森以同样的姿态既给予又撤回，在两个方面对我们的探究产生影响。由于把新规范的生产与“保持全球经济”的政策和战略等同起来，而忽视了新旧之间的模糊而确定的辩证法及其围绕时间和时间性的对话，这正是长期以来体现社会学直觉的标志。她冒着削弱集体活力的风险。这在她把“维持秩序”看作最重要的新规范之一时体现得很明显，好像最好把城市文化描述为对经济全球化刺激的一种反应，而这种反应力图继续控制和维持秩序，以直面博迪-根德罗所说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迅速变化的负面后果”（Body-Gendrot，2000，ix）。这种把重要认识还原为一种变量语言的做法，理所当然地就是他们着手解决城市集体活力的真正 问题 。对文化的控制和所谓的秩序维护功能只是其话语的众多部分之一，并且，即便它说得很真实，文化的观念所表达和处理的冲突，也总是要比通常在“学科”结构中所描述的更复杂、更细微和更具差异性。这是因为文化的观念涉及情境中集体问题—解决，这些情境从根本上说是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的原始根源并不在于政治或经济，而在于首先理解政治和经济的不可避免的资源区分（或者过滤，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如果城市是新规范生产的场所，那么这一命题的模糊性及其所隐含的一切都是城市中集体生活的具有根本性和争议性的焦点。
本书探讨城市是一种新规范生产的场所的命题，但是采用的方式与方法截然不同，因为我们把“生产”和“创新”这两个概念作为始终需要置于问题中的表面话语特征来考察。事实上，城市就是这样一种场所，因为它典型地体现了有关动荡不安的重要而及时的辩论，而这种动荡不安反映在塑造一种文明的明确氛围的不确定性之中。因此，本书的每一章都通过一个不同的例子，以不同的方式具体阐述“新规范的生产”究竟是如何作为一个集体化的焦点出现的。在各种影响循环的情况下，世界主义、夜生活、场景、物质生产和经济创新、建设和重建、艺术和风格、新与旧之间和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张力，都通过有争议的说法得到了具体化，即城市是一个符号，仅此而已（或者说没有其他东西）。
这种惯例性的替代方案可以通过一种习惯用法来理解，即被描述为在治理政策方面新规范“被生产”的情境。它掩盖了这种惯例性的替代方案在集体生活中出现时与模糊性的对抗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命题掩盖了“产生新规范”作为一种推论性领域的社会现象，而这个推论性领域确定了它所提出的说明性实践的伦理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