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即形象

在本书中，我把柏拉图对 分界线 （Plato，1945）的隐喻看作一个表象场景的符号系统。在这个场景中，理论化被认为是一场解决问题的斗争，而不是表象本身的存在，在城市中形成了解释和根据其共同情境采取行动的最佳方式和方法。这是一个永恒的、必要的、可取的问题，但是不可能用最终答案消除所有犹疑不决的踪迹。对于城市来说，这一问题是由于对已然实现或渴望实现的集体生活类型和质量的关切形成的，在寻找各种方法和手段的时候，要么挺身而出，要么弃之不顾，继续被显然棘手的任何最终解决方案所击败。就像苏格拉底所说的那样，理想国不可能“直到最后的细节”才得以实现，不必阻止我们就 这一问题 进行对话，因为即使面对任何一致解决方案的不确定性，有些事情也值得争取。表现的根本模糊性（在这里，考虑到作为一个客体的城市）就是本书要研究的主题，在伦理冲突中出现的社会现象是由有关非常具体的问题的解释、政策和行动上的差异性引起的。

我总是从那些不言而喻涉及它们的根据的形象开始，从而要求为它们提供解释性的联系，它们把各种形象与柏拉图所说的信仰的起源联系起来。因此，本书主要致力于通过引入使其形象成为可能或可信的信念阐述言谈的“根据”，这些信念解释了所说和未说的东西之间的隐含关系。由此可以公平地说，本书各章开头都充满了对信念的关注，而这些信念又被认为是重新思考重要城市生活问题的请柬。

各章的材料都是这些信念的集合，各章的要素都围绕协调这些信念的计划来组织，并指向超越特定信仰议程问题话语的一部分。因为我们“高估”或夸大了根本模糊性的问题（Lacan，1981），所以我们迫使这些信念通过它们 似乎 被涉及的实质性细节提及这个问题。因此，假如在一个被认为是城市同性恋区的社区里，以某个公园是否应该允许同性恋者或“其他人”进入，来界定这个场所的特别用途存在争议的话，我们就不把对立的观点看作要裁决的问题，而看作关于公共空间的意义和这些边界根本模糊性话语的一部分表达。把有关公园的争议重新表述为一种伦理冲突，使我们能够看到一种关于谁拥有空间以及如何解释和争辩谁有权谈论空间使用的问题的话语。因此，信念之间的对立便被取消了，但是差异性被保留下来（黑格尔的“扬弃”），因为这些信念在一个话语中被塑造成不同的言说立场，目的是解决被困扰而又无法掌控的问题。

这种话语在关注焦点上比特殊的信仰更为全面，适应于用不同方式和范围划分边界的现象，而关于公园使用的争论只是这个范围一个有限的案例。这些信念与话语有关，因为部分可能与一个整体有关（这意味着这些信念就像一个原作的图像）。如果没有这些星星点点的信念及构成我们由此可以开始辨别话语“材料”的基本论证结构，那这种话语就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争论和信念是激活所有话语的生动元素。原初的东西不能没有形象而存在，就像话语不能没有信念而存在一样。事实上，原初的东西存在 于 形象之中，正如话语存在 于 信念之中一样。原初的东西 支撑着 形象，就像话语 支撑着 信仰一样。也就是说，当在数值上被聚集在一起时，这些形象和信念就被认为是相对无形的意见交流或者没有话语介入的感叹，而这种话语为它们提供了集体问题—解决表达方式可理解的力量。信念变成了推论性调整的模式、结盟的可能结构、亲和力和分歧，它们以无止境地肯定其繁殖力的方式横切集体生活。在某种程度上，理论化的技巧在于它与形象、信念和话语材料共同发挥作用，在叙事中构建一种聚焦性、反思性的渐进声音，这是一个既表现集体（为它说话）又再现集体（谈到它）的行动过程。

我们确定了一些案例，说明在城市中现代社会反复无常的变化所释放出来的各种焦虑，其中不稳定的情境成为集体问题—解决的焦点。它们总是表现为具有根本模糊性的伦理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有目的地把这些案例作为表现的戏剧性中断，是为了使集体直面它们的局限性，以便人们能够反思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些案例起着关键性场合的作用，既具有示范性又具有说明性的方式，能够让人们看到集体的问题—解决及其始终如一的伦理性质。每一章的详细论述都涉及具体问题：城市仅仅是一个符号吗？城市的共同情境究竟是什么？城市究竟如何牵涉世界主义、夜生活、场景、唯物主义、建设和重建以及兴奋等问题？在每一章里，这个问题的不确定性都表明，城市如何能够产生一系列行动与解释、结盟与分化，都由于这个问题的模糊性而被中心化和社会化了。各章力图通过所激发的问题—解决方式，揭示模糊性本身作为一种集体化核心的社会力量。 4bZsLVgE7gzeiwVP1nX1CZwzv6v5Cx+9lecQwJ0aaxcyKqsvYD/5uTydfZU64KQ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