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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技术—认识论转型或技术—认识论—政治转型，不可避免地伴随空间性和主体性的转型——前者主要由于信息和传播技术等技术方面的原因，后者主要由于认识论原因，即对知识特征的认识和对知识态度的剧烈变革。然而，正如在第1节讨论过的，这些原因以及它们对空间性和主体性（及两者关系）产生的效果是相互作用的。就像利奥塔所说的，新技术带来新的传播交流方式，这些传播方式在塑造知识的后现代转型以及使之具备合法性或丧失合法性方面起到的作用与技术本身同样多。与之相反，或与之互补，知识的后现代形式和对知识的后现代态度，在某种程度上都通过远程电信传播，从而导致了空间性新形态的兴起。然而，本书的观点是，虽然后现代性的技术和认识论层面可能在后现代世界中得到更一致的把握，但是，空间性和主体性的后现代转型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建构，却在都市后现代性——都市空间和都市主体中看得更加清楚。本书同样提出，考虑到后现代城市的全球影响，都市后现代性是导致后现代性变得全球化、地缘政治化的主要原因。在我解释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况之前，我想简单地讨论一下后现代主体性和空间性的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相互的、共同的构成性关系。
后现代主体性从根本上背离了“牢固”的现代性建构，尤其是启蒙运动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在哲学上是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发展而来的，并且是由其所谓的统一性以及意识和自我意识在其构成中的主导作用来界定的，它甚至超越了现象学的主体性，如胡塞尔（Edmund Husserl）（早期）或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早期）的哲学进步，虽然这是哲学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但是，它倾向于加强而不是扰乱启蒙运动主体的统一性，或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足以扰乱这种统一性。应当注意到，埃德蒙德·胡塞尔、马丁·海德格尔，或在此至关重要的更早的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人物的思想是复杂的。特别是，这一思想，被原解构主义地以及正如在海德格尔那里一样解构主义地悬置在主体性的统一、意识或自我意识的首要性和严格维持它们的不可能之间。正由于主要掌握在这些思想家的“追随者”手中，现代概念趋向于获得一种无瑕疵、无批判的形式，并以这种形式在文化上得到传播。然而，现代自我概念从最简单、最不具有批判性到最复杂、最微妙的形式，都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激进批判。这些批判首先是在弗雷德里希·尼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通过无意识的观念）和马丁·海德格尔等早期思想家的著作中得到了分析，然后在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吉尔斯·德勒兹（Gilles Deleuze）、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著作中得到了分析。其次，它们通过思维和知识的后现代实践得到了体现。
因此，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就像利奥塔所表达的那样，“一个 自我 并不等于多数，但没有自我就是一座孤岛；每一个人都存在于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和流动的关系结构之中。年轻人或老年人、男人或女人、富人或穷人，一个人总是处于特殊传播回路的‘节点’上，无论这些节点多么微小。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人总是处在某个站点上，通过这个站点可以传递各种各样的信息”（《后现代状况》，15页）。主体性或至少是主体性们并没有消失，但却作为这种“节点”在去中心—异质又相互作用的网络和与网络共同延伸的后现代空间中得到彻底且严酷的再思考、再定义、再就位。因此，如前所述，后现代空间性，作为后工业资本主义及其技术（尤其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空间性，与后现代主体性相互关联。这种关联在后现代主体性的诞生以及特点中赋予空间性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从康德以及尤其是黑格尔到海德格尔等，现代主体性和随之而来的现代性自身以及大部分现代主义，都主要是根据时间性和历史来界定的。相比之下，后现代主体性的理论主要通过空间术语将后现代主体概念化。按照前面的思路来解释，这些术语有助于阐明后现代主体的去中心化、碎片化以及在不同的“立场”之间的游移，与后现代主体生存于其中的去中心化的物质空间和文化相平行和相互作用。由于后现代远程通信即时性所造成的时间的瞬间收缩和“消失”，也许是在塑造后现代生活及其相应主体性中，空间的决定性优势是最经常被提及的方面。用福柯早期的话语来回应这种状况就是：“我们自己的时代……似乎是空间的时代。我们处于一个同时性的时代、一个并置的时代，亲近又遥远，和睦相处又四处分散。”（《另类空间》，22页）后现代性的这种同时性仍然很重要，并且极大地有助于我们栖居的文化（甚至是现象）空间的去中心化和后现代主体性的去中心化。然而，还有许多其他的后现代力量是造成这种去中心化的异质性的原因，例如，规模更大、呈指数级扩展的知识和通信 网络 ，而不仅仅是它们的速度。因此，在后现代主体性的构成中，正是这种去中心化本身最关键地定义了空间性、物质性和现象性的意义。
不言而喻（几乎是因为我们喜欢极端的声明，比如后现代时代消失的声明），它不是一个在理解后现代主体性时放弃时间性的问题，或者，就此而言，是后现代空间性的问题。我们仍然生活在时间中，尽管时间看起来是浓缩的，我们是历史的主体，尽管历史不再被构想为人类进步和发展的向前进行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仍然是现代人。但我们也是后现代主义者，首先是因为空间性在后现代主体性构成中的作用更大，同时也因为我们的时间性，或者说历史性，已经发生了变化。有人可能会说，我们生活在一种新型的“时空”中，它使我们居住的实际时空倍增，用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话说，这是他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相对论中借来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广义几何化并且也是由物理空间化来定义的。
相对论不仅介绍作为空间和时间结合体的时空概念，与之相关还介绍一种实际物理时空的彻底去中心化。用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瓜塔利（Felix Guattari）的话来说，这样的时空是“纯粹的拼凑物[们]……异质性的，处于连续变异中”（《千高原》，485页）。从技术上讲，德勒兹和瓜塔利指的是数学中所谓的黎曼空间（19世纪由黎曼[Riemann]提出）；然而，这些空间也被爱因斯坦使用，尤其是在广义相对论里，它把作为时空的空间和时间的相对论观点与重力结合起来。爱因斯坦的物理时空在数学上就是黎曼空间。同时，爱因斯坦的空间与牛顿的空间相反。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把空间视为外部背景空间，还把它视为事物所占据的绝对空间，而爱因斯坦的空间是由物质实体的物质性来界定的，这一概念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uiz）的看法，他以批判牛顿的虚空空间概念而闻名。简言之，这些物理空间或时空的架构，如同过去一样，在 形式上 是后现代的。后现代性的实际物质空间显然涉及一种更为复杂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界定了它们的结构（在任何意义上），并且在塑造这种结构时，非中心主体性的作用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相互作用。
然而，我认为，大多数明确表示关注后现代空间性和主体性之间关系的那些最新后现代理论，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哪一个能够充分解释空间性和主体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即使已经转向更偏于空间且更去中心的主体性概念，大多数后现代主体性理论家也常常认为它独立于其存在的物质空间。相反，即便是大卫·哈维、爱德华·索亚、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和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等顶尖后现代空间性理论家，一般（尽管并非总是）认为后现代时代的空间是独立的实体，除了创造和居住于其中的主体之外。当这些理论家确实开始关注空间对于主体性的效用时，他们或者像詹姆逊那样认为这些空间超出了主体的适应能力；或者部分地但也仅仅是部分地追随福柯的观点，认为空间是一种通过权力作用于顺从或未反抗的主体的单向规训机制。我之所以把这些联系归因于福柯，是因为福柯本人有关“权力”及其影响的思想在概念上与我的看法更为接近，尽管他并未在空间性和主体性的相互动态方面，在都市或后现代，尤其是后现代都市语境这一对本研究最为关键的方面，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相比之下，从前面的讨论中可以明显看出，本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探索空间和主体性，它们从根本上说是相互关联和相互构建的，并首先正确地将它们定义为空间和主体性。为实现这一目标，尤其是检验这些相互关系在后现代性中如何“当场”发挥作用，我将聚焦都市空间和主体。城市空间和主体为何有助于人们探索这些任务的原因有很多。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都市化进程最快的时代：1900年世界上只有1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到2000年，这一数字是47%，并在2007年超过了50%——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上大多数居民都是城市居民。联合国预计，“在未来30年内，世界几乎所有的人口增长都将集中在都市区域”；到2030年，预计世界人口中的都市人口比例将超过60%（“世界都市化”，11页）。后现代世界越来越是一个都市的世界。正是在我们的全球城市中，后现代空间性和主体性的特色体现得最为明显，地方与全球结合得最紧密，信息的空间转换和传播技术最集中，跨国资本主义和消费社会的力量最强大。
我将大致勾勒那些将后现代城市与早期城市形态区分开来的特征。必须注意的是，这里的描述主要适用于第一世界的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它们是本研究的重点。读者也会注意到本书特别强调纽约，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它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全球性后现代城市的典范，但不可否认，也因为它是我最了解的城市——我个人“都市知识库”的来源。正如之前考虑的，给定的后现代状况会像预期的那样在我们的世界中盛行，后现代全球城市很大程度上由基于信息和服务经济的后工业时代所定义。这种经济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劳动力和资本，使这些城市成为人员、资源、技术和文化跨国流动的大型网络中的节点。在这些城市里，物质空间和赛博空间的边界正在经历大规模的重新调整，而传播和信息技术在其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些城市构成全球和地方、连续和断裂、现实和虚拟的特定组合。这些以赤贫巨富两极之间日益增大的鸿沟为特点的城市，也是一些令人烦恼的社会趋势的主要发生地。其中包括很多过去是公共领域的空间变为私有；许多上中层阶层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明显游离，例如在支持公共服务方面不断的下降以及向安全均质的飞地中撤退；还有监控和其他控制机制的增殖和扩散。这些状况带给我们的挑战相当大。第一个挑战，借用詹姆逊的术语来说，这是关于我们都市空间的基本“认知地图”，即如何辨识我们究竟身处何处。这种辨识既要考虑到我们在自己日常网络设定或回路中的位置，也要考虑到更广泛的层面，即在一个对我们来说任何时刻都无法完全把握的全球网络回路中的位置。第二个但同样相关的挑战是，我们如何以一种更加全球化、城市化的方式重新认知主体性。最后，作为后现代居民，我们如何在全球化城市和全球化世界的空间里重新定义并重建有关共同体和公民社会的想法和现实。
正如人们可能会根据前面对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讨论所想的那样，都市现代性和都市后现代性之间关系很复杂。在这种都市语境中，使用“现代”和“后现代”需要有一定的限定，以便于与导言前面对它们的使用相照应。“现代城市”“都市现代化”之类术语，通常指大约20世纪上半叶的都市现象，在这里也一样。这些现象与“现代主义”（或“现代主义者”）的历史广延度相同，并在概念上相互联系，而不是与前面讨论的“现代性”（或“现代”）相联系。我将在必要时对术语的使用给出限定，以避免混淆，虽然我的上下文通常会明确表示出这些区别。然而，我还会在某些时刻用“都市现代主义”，如（我第二章的一个论题）谈及20世纪早期的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和其他建筑师以及城市规划者时，将都市现代主义与建筑师、都市设计师、作家、艺术家、赛博空间设计师以及（那些经常以都市方式思考赛博城市的）空想家们的都市后现代主义放在一起。
就目前而言，后现代城市和其他有年头的城市一样，是自己时代的实体，它们既保留了早期城市形态的遗迹，也带有尽管公认却更难感知的对未来形态的预期。特别是，当后现代建筑、城市、空间完全背离现代的建筑形式时，它们也包含着对这些形式的延续或者从中发展出的成果。后现代城市的肌理是现代和后现代元素复杂的交织，就像大多数后现代现象与之前的现代性或现代主义（始终应考虑到前面所说的都市语境中对于现代的不同用法）相联系那样。然而，在既定现代城市中引入后现代都市形式并不会使之前就存在的现代都市形式保持原样，因为现代都市形式已经由于其中呈现的后现代而重新关联并改变了形态。本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探索现代和后现代在当代城市中的交叉、碰撞和联结，以及它们在我们后现代城市和世界经验中的蔓延。如果不这样探索，即使（也许尤其是）当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城市和世界的现在与未来时，那么，我们也会无法理解。
我的分析是在以上都市理论家著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必要时还会对他们有关后现代都市主体性和空间性，尤其是二者关系的想法进行扩展和修订。本书的主体性的概念化过程基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观点（包括露西·伊里加蕾[Luce Irigaray]和其他女性主义理论家的批评和理论模型），突出主体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定位”。这一概念化过程还包括对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询唤”——社会机构及其代理对主体的“召唤”或“称赞”——概念的扩展，以便包含那些体制的物质性组织结构对建构某些主体性形态的影响。我也对福柯著作中有关诊所、监狱和学校等机构如何通过空间的组织（即“圆形监狱”）和功能来创造特定类型主体性的想法有所借鉴。然而，我的目标更加强调以下两点：对福柯所谓的权力策略和技术的抵抗如何在空间上表现；新的、更开放的组织结构如何在特定都市场所出现。尤其是在抵抗性主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战略和战术方面（以及许多其他方面），我的分析得益于亨利·列斐伏尔、居伊·德波（Guy Debord）和其他情境主义者，以及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瓜塔里等人的开创性工作。如今，这些战略和战术可能在后现代城市的物质空间中增殖并变异，这一空间既是日常生活的物质框架，也是生产各式各样社会差异的场所。
因此，本书研究的是，从建筑内外部结构到城市艺术，再到赛博空间和虚拟现实等诸多作为现实世界复杂组成部分的（广义）都市空间。作为当代都市生活后现代特征中最鲜明的两部分，赛博空间和虚拟现实得到了本书的特别关注。本书也是对当代文学、电影、电视、艺术和广告作品中空间表征的研究。我对这些表征的使用，并非基于它们对城市及其居民的真实描绘，而是认为它们以复杂且有时是间接的形式传达出都市及其主体的基本特征，以及二者在特定历史时刻的相互作用。统计和其他量化数据（以及本研究包含的一些类似的样本数据）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城市的东西，而文学、电影和艺术则可以用生活、行动、思考和梦想主体的方式告诉我们生活在城市中的体验。它们总是能够比表格、图表和图形更加清晰地捕捉到城市的过去、现在，尤其是未来的实际。
这些表征自身同时拥有强大的、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它们无疑将影响我们的城市经验以及城市是什么、应该或可能是什么的看法。对那些有能力做出决定、改变都市空间具体现实的人，包括政治家、城市规划师、开发商、银行家、投资者、企业主、活动家、商业和社区组织来说，这些表征也并非无足轻重。如果以为类似的决定仅仅出于狭隘的个人兴趣（尽管这经常是最突出的考虑），或学术研究和城市理论的需求，那将过于天真。例如，当流行表征把城市表现为邪恶的腐败沦落之地时，类似的态度将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作用于这些态度的政治和经济决策，涉及从对公共交通和市区学校的支持到资本投入和房地产开发的各个方面。
文学和其他艺术还具备预言功能，能够预测并想象新的形式。就像1933年威尔斯（H.G.Wells）的小说《未来的样子》（以及1936年威廉·孟席斯[William Menzies]/威尔斯的电影《将来之事》）里的建筑，就预言了典型后现代建筑波特曼酒店。同样，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1984年的小说《神经漫游者》预测到了从后现代都市到赛博空间转移的空间逻辑，并明显地影响了后来实际的赛博空间环境设计。的确，在对后现代性的描述和理论化方面，文学和艺术远比理论做得更好，我们的理论往往不是被后现代性快速变化的现实所反驳就是被过快所取代。文学和艺术的成功不仅在于对后现代性的反映，而且在于对它的积极参与，通过不断塑造和重塑我们的后现代经验及理解来创造后现代性。例如，艺术可以作为一种介入城市空间的形式，就像第一章中将讨论的后现代艺术家珍妮·霍尔泽（Jenny Holzer）和芭芭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的作品那样。因此，本书聚焦现实世界空间及其文学艺术表征。这些表征并不是仅仅提供插图，而且会对本书的理论看法有所帮助。在论述观点的过程中，本书还将对当前盛行的后现代城市、市民以及后现代都市生活的理论进行拓展和修订。
总而言之，本书论点论述当下经验中的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文学、电影、艺术和后现代理论的多方面关系。唯其如此，本书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因为人们必须也只有通过这些关系以及它们的多个层面，才能理解后现代性的都市生活——或者过这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