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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不可避免地出现在 后现代性 本身更大的语境之中，它作为一个历史时代和 后现代主义 的时代，这一时代的时代精神（Zeitgeist），是由界定了后现代文化（科学、哲学、美学、政治及其他领域内）的观念和实践构成的。“后现代”这一术语一直并且仍然具有争议。这种争议有如下几个原因，首先是大多数主流文化、公众和学术界对任何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东西所产生的消极反应，尽管当代学术界经常被公共文化视为由威胁性的后现代主义观念和教学实践所支配。而且，到目前为止，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之后，对这两个术语的理解有很多种方式，并且被许多人以许多不同的方式使用，以至于它们几乎意味着或描述一切事物，也正因如此，一些批评者认为它们什么也不是。诚然，由于这些术语的激增，它们获得了新的含义（这绝不罕见），说它们描述一切并不切实，但说它们什么都不是却更为偏颇。因为，到目前为止，后现代主义影响着世界的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我们中的一些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它指明并制定一套特定因而也是具体的，有关感知、理解并生存于世界的方式。因此，尽管这套规范既不直接也不浅显，而且永远也不会穷尽，尽管这一术语确实意味着很多东西，但它并不代表一切。事实上，这样的“批评”常常掩盖着这种企图，即避免遭遇后现代主义观念和文化实践的真正意义和影响——哲学的、美学的、伦理的和政治的。无可否认，对这一术语的某些使用流于表面化且夸大其词，有些甚至是滥用。但另一些用法则成效显著，至今难以忽略。因为，无论人们多么消极地感觉和思考后现代现象和“后现代”语言，它们都早已成为了我们生活和文化的一部分，到目前为止，避免它们可能为时已晚。但是，我们可以很好地说明一个人如何使用这种语言以及如何理解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我在导言这一节中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下一节我将讨论后现代空间、主体和城市本身。
我首先从对 现代性 和 现代主义 的评论开始，这些术语就像 后现代性 和 后现代主义 一样变动频仍、纷争不断。然而，这些争论很少伴随着同样程度的讥讽，部分原因是现代和现代主义现象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其中一些现象已经是我们的过去了，因此对主流思想来说并不那么麻烦和不安。本研究将把现代性作为一个广义的文化范畴，泛指西方文化史上超过几个世纪的漫长时间段。现代主义则用来指更小的、主要是审美的和智识范畴，它指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艺术的某些关键性发展，以及一些哲学和科学思想。这样来理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类似，但它包含更长的时间跨度；作为其历史阶段特定 时代精神 的现代主义则与后现代主义类似，但又略为狭窄一些。现代性实际的时间跨度是一个复杂且颇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可以大致地（但就本书目的来说已经足够）把现代性与四个相互关联的发展联系起来，这些发展往往被称作“革命”，尽管它们每一次都很漫长，有时甚至超过一个世纪：（a）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b）在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和伽利略（Galilei Galileo）之后，我们的宇宙学和数学科学对世界观的转型；（c）从笛卡尔（Descartes）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主体性哲学观和我们作为主体与世界之关系的哲学观；（d）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实践（尤其是西方民主）的逐渐出现，这体现在启蒙运动与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理想中。
另一方面，尽管在许多方面相关联，但是，无论是在总体上还是对于本项研究来说，现代性作为一个文化范畴的各个方面也同样重要，例如，尤其是布鲁诺·拉图尔（Bruuo Latour）在《我们从来都不是现代人》中对于现代性做出的理解。根据拉图尔的说法：
现代性通常根据人文主义来定义，要么是作为一种向“人”的诞生致敬的方式，要么是一种宣告“人”的死亡的方式。但是，这种习惯本身就是现代的，因为它仍然是不对称的。它忽视了“非人类”的同时诞生——事物、物体或野兽——以及同样令人费解的、排除掉上帝或将其放在一边的开端。现代性首先来自于这三个实体的联合创造，然后来自于对联合诞生的掩盖和对这三个群体的单独处理，而在其下面，作为这种单独处理的效果，杂交继续繁殖。因此，双重分离是我们必须重建的：一方面是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的分离，另一方面是发生在“上面”的东西和“下面”的东西之间的分离。（13页）
这种理解导致拉图尔提出了“杂交体”的概念，例如臭氧空洞或艾滋病毒，这是不可否认的科学（自然）和文化杂交体，并在后现代性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后现代性及其众多的杂交体使我们更加敏锐地意识到“人类”和“非人类”分离的 不可能性 ，这是现代性的定义性分离，或者拉图尔所说的“现代性的构成”，尽管这种不可能性一直都存在：因此，拉图尔的标题命题是“我们从来都不是现代人”，也许，另一方面，我们在整个现代性中都是后现代性的。但是，拉图尔本人却并不这么认为，因为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即使面对杂交的客体，也会继续认同现代性的构成。相比之下，正如下面会看到，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认为后现代主义（在逻辑上而不是本体论或历史意义上）先于现代主义，如果不是先于现代性的话，这两者他的理解都更接近之前所描述的更一般的轮廓。
在对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的讨论中，我着手考虑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集中考虑作为具有活力的时代精神、灵魂的后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由于已经解释过的原因，我对这些术语的含义并不完全清楚，但是我相信，它是相当全面的。定义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一组关键特征可以被称为“技术认识论”，这是由于新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与认识论之间的（后现代）关系——在定义后现代世界的新技术 状况 下思维和知识特征的发生转变。以上就是本书标题中所谓的后现代技术。由此定义的后现代技术认识论情境是由在后现代条件下建立的：知识报告（1979）及其相关著作。由此定义的后现代技术认识论情境，是由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1979）以及相关著作确立的。
利奥塔把现代性理解为启蒙运动或启蒙思想的顶峰。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前面定义的现代性的历史范围，但是，从概念上说，这一区别并不十分关键，因为启蒙思想和文化从现代思想和文化历史中吸取了大量资源。“后现代”对利奥塔来说是“指19世纪末以来改变了科学、文学和艺术的游戏规则之后的我们的文化状态”（《后现代状况》，xxiii）。利奥塔所理解的“游戏规则”（经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vvig Wittgenstein]的语言游戏概念）指这样一个事实：“每种不同范畴的表达方式都可以根据其性质和用途的规则来界定。”（10页）从语言游戏的角度来看，这种知识观本身就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做法，其问题在于，首先，所谓的自然或思想独立于语言，其次，即使在原则上，知识和隐含的文化的统一也具有可能性。利奥塔认为，他的研究“会将这些转变置于叙述危机的语境中”（xxiii）。利奥塔在他最著名的描述中，定义“ 后现代主义 是对元叙事的怀疑”，尤其是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这些宏大叙事力图通过特定的合法化历史或政治目的论来解释世界，例如那些从启蒙运动以来，基于科学进步的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或政治目的论（xxiv）。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通过将其“领域”划定为“电脑化社会中的知识”来展开主体文本。这种界定不仅拓宽了后现代的认识论范畴，也扩展了它的经济、文化、政治基础（尽管他的“导言”中明显有了一些扩展）。然后，他提出了“有效假设”，类似地扩展了他前面引用的有关后现代的构想公式（我认为，这个假设本身从那时起就得到了充分的证实）：“我们的可行假设是，随着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和文化进入后现代时代，知识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后现代状况》，3页）某些西方社会的电脑化（要记住利奥塔1979年正在撰写）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信息传播技术革命确立了利奥塔书中的“[后工业化]后现代状况”。这场革命类似于构建现代性状况或至少是主要状况之一的工业革命（同样适用于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在后工业时代，第一世界国家的经济已经从制造业转移到了信息和服务业基础，与之同时发生的是跨国公司的崛起以及错综复杂、相互联系的全球经济。后现代性的技术—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的实践和本质，这种改变几乎立即体现在新的（后现代）数学、科学和技术上，并且延伸到了当代文化的所有方面，包括经济的、政治的、伦理的和美学的各个方面（《后现代状况》，3—6页）。在某种程度上追随利奥塔然而又有明显不同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他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其目的是为后现代主义提供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一经济基础被他视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他否定性地把这看作一种资本主义全球性文化统治的延伸。在他对后现代性的理论化中，后现代性文化是作为某种技术和全球经济物质结构的转型结果而出现，这种转型随之驱动并 管控 其他变革，以及文学、电影、艺术、电视、音乐、舞蹈和建筑等文化产品的新特点。其他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及它们之间转变的有影响力的分析（同样基于马克思有关资本和经济关系的理解），是由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后现代的状况》和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的《后现代地理学》提出的。相比之下，正如前面所解释的那样，尽管利奥塔确实主张，在新式信息和传播技术的出现以及知识和文化的性质与实践的转变中存在着关联性，甚至可能是 某种因果关系 ，但是，他的论点与从经济基础到文化上层建筑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却没有亲缘关系。事实上，因果关系的逻辑和语言往往被利奥塔回避了。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对因果关系的激进质疑就是新科学知识的主要特征，尤其是在量子理论或后现代主义哲学领域，利奥塔的分析正是基于这两个领域。从这种认识论角度来看，利奥塔的伦理和政治观点不同于那些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伦理和政治却始终是利奥塔著述的终极目标，尽管再加上了后现代认识论（《后现代状况》，65—67页）。
利奥塔将后现代主义的 时代精神 扩展到了作为一个整体的20世纪。的确，根据他的说法，这种时代精神（Geist）在某种程度上来自于 现代主义 科学、哲学，尤其是像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立体派或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中体现的那种现代主义时代精神。按照这些线索来思考，在利奥塔更具有美学倾向的文章《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中，利奥塔最著名的话是这样说的：“一件作品[艺术作品或哲学、科学成果]，只有在它是后现代[用现在的术语说即后现代主义]的前提下，才能变得现代[用现在的术语是现代主义]。”这样理解的后现代主义并非现代主义的终结，而是处于恒定不变的新生状态（《回答》，79页）。利奥塔的这种观点不仅仅用于现代主义，他把这扩展到了弗雷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哲学思想中，扩展到了（大约）20世纪的数学和科学中，甚至扩展到了更早的有关现代性的艺术、哲学和科学思考中。尤其是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被利奥塔看作是“后现代”，或至少是后现代思维的灵感来源之一，特别是在与更“现代”的格奥尔格·威尔海姆·弗雷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并列时（《回答》，72—73页）。利奥塔关于后现代主义的 逻辑 优先于现代主义和可能的现代性的论证，贯穿于他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这种论证是复杂的，在这里不可能详细解释他的推理。可以说，他最关键的观点是，某些 现代主义 作品（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所产生的有关思想和知识转变的后现代主义特征，这种转变也带来了一套新的态度。如他所言：“后现代就是在现代自身的[再]表现中提出不可[再]表现的东西；它拒绝美好形式的慰藉，拒绝一种趣味的共识，它会使集体共享那种无法获得之物的怀旧病成为可能；它寻求新的[再]表现，不是为了享受它们，而是为了给人一种更强烈的不可表现的感觉。”（《回答》，81页）可以注意到，这种认识论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或宏大叙事的怀疑是自动相关的，因为这种叙事至少在原则上保证最终消除不可（表现）之物。这样有关（再）表现中的不可（再）表现性的认识论（以及叙事之类）的纷乱术语，可以很好地被（某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共享。另一方面，这里所表达的后现代主义有关不可（再）表现的态度更加复杂和微妙，而且它们取决于给定人物以及对这个人物的思想和作品的给定解释。这种给定行为将分别构造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人物。因此，利奥塔本人颇为自信地将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看作是现代（主义）的，将乔伊斯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来解读（《回答》，80—81页）。但是，按照更后现代主义的思路来解读普鲁斯特并非不可能，而且已经有人这样做过，当然普鲁斯特和乔伊斯也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被当作现代主义来阅读。然而，某些人或作品原则上可以被解读为要么是现代主义的，要么是后现代主义的；同时，正如本研究稍后所论述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普遍是复杂且多面性的，利奥塔把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看作至少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显著部分的观点得到了广泛采纳。这对本书第二章的讨论尤其重要。然而，至关重要的是，后现代知识方式和新文化态度的发展，无论以何种方式，都与由新信息和传播技术兴起界定的当代后工业社会的技术变革携手并进。事实上，大多数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作品，以及被利奥塔视为后现代认识论的数学和科学理论，从本质上看都与与后工业社会的技术转型相联系，并且在数学和科学方面促进了这种转型。这些关系也进一步反映出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转变的历史中，存在复杂的因果关系以及某种因果关系，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支配性基础—上层建筑”之间单一或唯一的因果关系。然而，马克思主义因果关系也在这段历史中发挥着尽管有限但仍然重要的作用。
在这里要考虑知识的后现代转型的所有特征是不可能的；利奥塔的65页关于后现代知识的报告有231条注释，涉及几乎所有可以想象到的领域。在本研究中，我将讨论其中的一些特征以及它们在后现代都市生活中的作用。可以说，后现代知识的最大的定义特征仍然是知识的不可通约的不完全性，或者正如刚才讨论的那样，不可通约的（再）表现中的不可（再）表现，如果这些特征是交互性的，多样性的——逻辑、概念、叙述、学科等等手段——我们必须通过它来追求这一知识，那么，这也会导致不可通约的异质性。正如第2章更为详细的论述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异质性与后现代空间相关，并且产生于这种后现代空间，并因此来自于一种新的、更加物质的空间性形态。
利奥塔有关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 技术 — 认识论 — 政治 分析的力量和预见性在于，把刚刚描绘的多重线索结合在一起，同时把与其相关或不相关的因果关系的复杂性结合成为一个网络或一套网络的一部分。这个由观念，即后现代主义的时代精神所塑造的网络， 就是 后现代性；尤其是在其都市形态中，后现代性就是本研究的主题。我把“政治的分析”添加到我对利奥塔的后现代性本身的分析中，他认为，后现代本身是技术—认识论—政治的，因为他也正确地将现代性的技术—认识论问题与其伦理—政治问题，特别是与正义问题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对本研究以及我们理解都市后现代性至关重要。在某种程度上针对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本质上的现代论点，即“尊重对正义以及对未知欲望的政治纲要”（67页），利奥塔以“概述方式”结束《后现代状况》。“对未知的欲望”，即一种典型的后现代欲望，同样，即使是典型的现代知识欲望，也可能比启蒙运动的认识论更有利于正义。后现代性的城市和公民必须同时尊重欲望，并将其作为都市生活的一部分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