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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们特别迷恋一种天赋：智商。智力的定量测量始于1905年，当时，阿尔弗雷德·比奈发布了一项测试，用于识别巴黎公立学校中学习迟缓的学生，以便随后为他们提供帮助。 33 到了1912年，“Intelligence Quotient”（简称“IQ”）一词已经司空见惯。大约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开始采用一套标准化的心理健康筛选测试，为军官培训学校选拔学员。原本用于矫正教育的智商测试，很快成为通往精英地位的大门。20世纪20年代，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路易斯·特曼开始研究一群智商最低为135 （100被认为是平均水平）的天才儿童，之后，天才就与极高的智商值关联起来。直到今天，1946年于英国牛津成立的、自称“天才俱乐部”的门萨（MENSA）要求会员的智商达到132。某些“天才儿童产业”的教育工作者走得更远，他们给天赋确定了等级：智商130～144为中等天赋；145～159为高天赋；160～174为极高天赋；175及以上为超常天赋。然而，史蒂芬·霍金2004年说得没错：“夸耀智商的人是失败者。” 34 玛丽·居里从来没有接受过智商测试，莎士比亚也没有，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有多聪明呢？况且，“聪明”是什么意思？
智商测试考察的是逻辑以及数学和语言规则的运用。然而，在智商测试中，创造性的答案或拓展性答案绝对不会得分。1903年，备受挫折的爱迪生发现，仅靠逻辑解决问题是有局限性的，他批评一个缺乏创造力的学徒：“这正是你的问题所在，你只尝试合理的东西。合理的东西永远行不通。谢天谢地，你再也想不出任何合理的东西，于是就不得不开始尝试不合理的东西，很快就会找到解决办法。” 35
逻辑合理性不同于创造性——打个比方，框框思维不同于跳出框框思维。严格意义上的逻辑认知过程（比如智商测试）和创造力（毕加索等艺术家所展现的那种能力）是两码事。在这个问题上，毕加索很可能会同意哈佛大学史蒂芬·杰伊·古尔德的观点：“将智力抽象为单个实体、抽离为某个大脑位置、量化为某个数字并用来对人进行单一性的价值排序，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 36
1971年，美国最高法院一致裁定：使用智商测试作为招聘条件是非法的。 37 学业能力倾向测试（SAT）是美国大学招生中广泛使用的标准化测试，它不违法，但并不是一个评估创新思维潜能的完善标准。 38 正如最新经济数据表明，SAT分数不但反映学生的成就潜力，也反映家长的收入和教育程度。 39 包括著名的芝加哥大学在内的一千多所大学不再将SAT成绩（以及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CT成绩）作为入学要求。 40 2019年12月，加州一个以黑人和西班牙裔人为主的学区的学生提起诉讼，反对加州大学的录取制度，要求其停止采用此类标准化考试。 41 同智商测试一样，SAT成绩与高中和大学一年级的好成绩具有相关性，也与毕业后在几个专业领域获得成功和金钱相关。 42 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证明此类测试与创作交响乐的能力存在关联，也没有人解释如何通过3个小时的考试测出达尔文的好奇心和耐心。
最近，许多美国精英私立中学（包括埃克塞特、道尔顿、霍勒斯·曼恩、乔特）也放弃了大学预修（AP）课程和考试。 43 2018年，霍勒斯·曼恩高中校长杰西卡·莱文斯坦博士说：“学生常常察觉到老师左右为难：既要重视学生的问题或兴趣，又要帮助学生准备一场并非由学校制定的考试。” 44 这样的“应试教育”，不仅会抑制学生的好奇心，还会造成压力和片面追求成绩的负面作用。
2018年4月17日，我被耶鲁大学“全美大学优等生荣誉协会”（Phi Beta Kappa）授予“德瓦恩”优秀本科教学奖。颁奖典礼当晚，我在房间里闲逛，听到人们对我的赞誉之言，我不禁觉得有些讽刺。我念高中时是中等生，没有进入荣誉榜。我根本进不了耶鲁大学——耶鲁大学的音乐学专业很棒——所以我没有申请。尽管我在冬季和夏季选修了一系列不相关的课程，但我并没有以优异成绩从大学毕业。到了读研究生的时候，我被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同时录取，但耶鲁大学把我拒之门外。我压根儿就没想过会入选“全美大学优等生荣誉协会”。我的妻子雪莉是她家最聪明的孩子（耶鲁大学优等生、“全美大学优等生荣誉协会”会员），但她早就提醒我说，有时候，学生会采取稳妥的办法达到“全美大学优等生荣誉协会”的分数门槛——选修适合其天赋的课程。或许，“全美大学优等生荣誉协会”的那些合法会员是伟大的应试者，但不是冒险者，他们比逆向思维者更墨守成规。
沃顿商学院亚当·格兰特教授发表的一篇题为《全优生问题何在》的文章证实了我的怀疑。这篇文章发表于2018年12月的《纽约时报》，认为成绩不是成功的可靠标志，更不是天才的标志。格兰特说：“证据清楚地表明：学业优异不是事业优异的有效预测因素。研究表明：从各个行业来看，大学毕业后第一年，成绩与工作业绩之间的相关性不大；毕业数年后，相关性更是微乎其微。例如，谷歌员工大学毕业两三年后，他们的成绩与工作业绩毫无关系。”格兰特解释道，“学业成绩几乎无法评估创造力、领导力和团队合作能力，也不能评估社交、情感和政治等素质。是的，全优生善于死记硬背，然后考试时‘反刍’信息。但事业成功不是为某个问题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更多的是找到正确的问题来解决。” 45 格兰特的结论，让我想起了一个在学术界流传已久的笑话：“优等生到大学教书，中等生找到不错的工作，为差生打工。”
智商测试、SAT测试和成绩无法可靠地预测事业成功，更无法预测天才。它们不但会误报“假阳性”（看似前途远大但最终默默无闻的人），还会误报“假阴性”（看似一事无成却最终改变世界的人）。当然，偶尔也有一些学业优秀的真正天才，比如玛丽·居里（她16岁时成绩全班第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高中优等生）和杰夫·贝佐斯（普林斯顿优等生、“全美大学优等生荣誉协会”会员）。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对少年天才做过一项著名的测试，准确预测出马克·扎克伯格、谢尔盖·布林（谷歌联合创始人）和斯特凡尼·日尔曼诺塔（Lady Gaga）的潜力。 46 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路易斯·特曼及其同事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著名“天才测试”，1500名智商超过135的年轻人最终却没有产生一位天才。 47 后来，特曼的一位同事报告说：“没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没有一位普利策奖获得者；没有一位毕加索。” 48
更重要的是，看看下面这些误报的“假阴性”——标准智商测试得分不会高、不会入选“全美大学优等生荣誉协会”的天才。查尔斯·达尔文小时候学习成绩很差，连父亲都预言他会成为家庭的耻辱。 49 温斯顿·丘吉尔同样是个差生，他承认说：“与理性、想象力和兴趣无关的东西，我就不会学习，也学不会。” 50 诺贝尔奖得主威廉·肖克利和路易斯·阿尔瓦雷茨在斯坦福大学天才测试中被拒绝，因为他们的智商分数太低。 51 创新小说家J.K.罗琳坦陈自己“上大学时明显缺乏动力”，她成绩一般，是因为“花在咖啡馆写小说的时间太多，花在课上的时间太少”。 52 同样，托马斯·爱迪生形容自己“在班上不是名列前茅，而是成绩垫底”。1900届毕业生中，爱因斯坦所在班上有五位同学后来成为物理学家，他的成绩排名第四。 53 史蒂夫·乔布斯的高中学业绩点（GPA）仅为2.65。阿里巴巴（中国的“亚马逊”）创始人马云参加高考，满分为120的数学，他只考了19分，而且是第二次参加高考。 54 贝多芬不太会加法计算，更不会乘法或除法。沃尔特·迪士尼的成绩中等偏下，经常在课堂上睡觉。 55 毕加索记不住字母表中的字母顺序，把数字符号看作字面符号，把“2”看作鸟的翅膀，把“0”看作鸟的身体。 56 采用标准化考试，是无法识别这些天才的。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采用标准化考试呢？我们依赖标准化测试，原因很简单：标准化。设计一套相同的考题，用来评估和比较数百万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这对美国和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是有利的。为了提高效率，我们牺牲了理解的宽度。SAT考试，是为单一的传统问题设置某种衡量标准，而不是鼓励学生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采取质疑前提或反思概念的策略。它们确认的，是击中预定目标，而不是创造尚未看到的目标。它们将有限的认知技能（数学和语言）置于情感交流和社交能力之上。我的意思，不是建议停止通过考试来测量人的潜能，而是必须采用足够宽泛、灵活和差别化的考试来测量人的潜能。尽管目前的标准化考试非常高效，但它们在目的和内容上都过于狭窄，无法预测人生的成功，更不用说预测天才了。
舞蹈家玛莎·格雷厄姆和乔治·巴兰钦擅长运动想象；马丁·路德·金和圣雄甘地擅长人际交往；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擅长内省；詹姆斯·乔伊斯和托妮·莫里森擅长语言表达；奥古斯特·罗丹和米开朗琪罗擅长视觉和空间推理；巴赫和贝多芬听觉敏锐；爱因斯坦和霍金擅长数学逻辑推理。上面提到的人类活动的七大领域，就是哈佛大学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类智力的七种范畴——他称之为“多元智能”（multiple intelligences）。 57 它们是产生创造力的特定学科的思维方式。然而，在所有创造性学科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多重人格特质：智力、好奇心、韧性、恒心、风险耐受力、自信、勤奋，等等。我把运用上述特质成就天才的能力称为“复商”（MQ）。
J.K.罗琳的书籍销量（5亿册）几乎超过其他任何在世的作家，并在年轻读者中掀起了一股阅读热潮。罗琳在2008年哈佛大学毕业典礼致辞时，称赞失败为美德，并强调了想象力和激情的重要性。 58 2019年，她在自己的网站帖文中列出了作家成功必需的五大个人品质：热爱阅读（好奇心）、自律、韧性、勇气和独立。 59 既然这些个人因素对罗琳这样的天才都如此重要，为什么不构建一种基础广泛的测试来测量这些因素呢？也许，我们痴迷于SAT、高考之类的大学入学考试是误入歧途；也许，我们需要的不是学校教学内容测试（SAT），而是一种包含“复商”的、更全面的“天才能力倾向测试”（GAT）。 60 这种GAT测试应该包括勤奋倾向（WHAT）、激情倾向（PAT）、好奇心（CAT）、自信（SCAT）、韧性（RAT）等部分。
一个学生需要多高的“天才能力倾向测试”分数，才能进入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或者哈佛大学呢？不高。今天，许多专家相信，在科学领域取得优异成绩所需的智商门槛为115～125。超过这个分数的多余智商与创造力几乎没有任何关联性。 61 理查德·费曼、詹姆斯·沃森和威廉·肖克利等科学家的智商都不高于这个分数，但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获得了诺贝尔奖。“研究生入学考试”（GRE）是1949年为美国的研究生院设立的一项标准化考试，满分为800分。大多数专业要求最低分为700分，用来快速剔除“不合格”的申请者。但是，我在耶鲁大学研究生院30年的申请审核经验表明，800分的GRE成绩，只需550分就足以证明申请者的潜力。2014年，《自然》杂志上一篇题为《失败的测试》的文章援引了马里兰大学终身教授威廉·塞德莱克的话，“考试和最终成功之间的关联性很弱”。 62 他建议淡化GRE的重要性，增加衡量其他特质的录取程序，如动力、勤奋和冒险意愿。至于塞德莱克愿意接受的GRE分数，他说400分就可以了。 63
那么，所有常春藤盟校本身是否就被高估了？ 64 一项对诺贝尔奖得主的调查研究表明，进入哈佛、耶鲁或普林斯顿等名校，对于伟大成就的取得，并不比进入任何排名前15%的学校更重要。 65 那么，为什么有些美国和中国家长为了让孩子进入梦寐以求的“常春藤”学校，要不惜伪造SAT成绩、贿赂招生官员呢？美国联邦调查局（FBI）2019年名为“校园蓝行动”的“设套”调查表明，这种学术欺诈行为日益猖獗。 66 为什么家长要冒着被罚款和被监禁的风险，夸大价值存疑的考试分数？为什么他们要剥夺自己的孩子从失败中学习、培养韧性的机会？耶鲁大学的鲁迪·梅雷迪思——我和我的女儿观看过他训练耶鲁女子足球队——承认收取了86.5万美元为两名学生伪造入学资格。 67 更糟糕的是，几乎每年都至少有一所学院或大学因为虚报新生考试分数而受到公众谴责。 68 但正如我对许多陪同父母参观耶鲁大学校园的申请者所说：“事实上，美国至少有300所优秀大学，上哪所大学都关系不太大。重要的不是学校，而是你（或你孩子）的内在品质。”
智商是天才的黄金标准；SAT是通往成功的大门；除了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其他大学都很差劲——这些古老的认知很难消除。或许，我们应该退后一步，问问我们对智商和标准化测试这类衡量指标的依赖以及我们对精英教育的执迷，是否可以培养领导社会所需的那种公民。我们要给予特权的，是对认知分析天赋（IQ）予以奖励的体制，还是重视包括IQ在内的“复商”（MQ）的体制？上面提到的那些“假阴性”天才——贝多芬、达尔文、爱迪生、毕加索、迪士尼、乔布斯等表明：天才远不只是智商；“聪明”可以意味着很多东西。关键在于找到一种发现潜在天才的衡量指标。爱因斯坦有一句精彩的名言：“人人都是天才。但如果你用爬树的能力来评判一条鱼，那它一辈子都会活在认为自己是笨蛋的信念中。” 69